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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02（第2页）

6。国家军队

革命政府的建立以及它以恐怖树立起权威，都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制经济的目的在于供给和装备共和国军队。社会民主致力于改善人民的处境，共和道德致力于加强人民的公民责任感，其宗旨都在于使人民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罗伯斯庇尔说过：“革命即自由反对其敌人的战争。”在共和二年，救国委员会把全部心血都注入了军队。

军队的兵员在1794年春超过100万人，分成12支方面军。军队的来源很复杂，有正规军、志愿军，也有征召30万大军和全国总动员时入伍的士兵。按照1793年2月21日颁发、1793年底至1794年初实施的“混编法”和“编队法”，他们被重新整编为团队。军队就这样被“国有化”了。

军官队伍受到清洗和更新。国民公会提出的军官选举制原则在国民自卫军中早已严格实行。但在军队中实行时，年资仍起一定作用。根据1793年2月21日的法令，列兵可以选举下士。他们还可以从在职下级军士中指定3人作为23的下级军官候选人。晋升者由同级军官推选。13的军官职位按年资分配。将军由政府任命，其中13凭资历，23靠选派。1793年2月12日，圣茹斯特曾宣称：“选举各部队军官是士兵的公民权，选举将军则是全国人民的公民权。”实际上，救国委员会在这方面窃取了极广泛的权力，因为它常常授权国民公会特派员干预军官队伍的建设。然而，下级军官的选举原则一直受到尊重。经过这样的筛选，渐渐产生了一些无与伦比的高级将领，如马尔索、奥什、克莱贝尔、马塞纳、儒尔当等许多人。在他们周围还有一大批军事素质好、公民责任心强的坚强干部。为培养新型军事干部，共和二年牧月13日（1794年6月1日）通过了组建“马尔斯军校”的法令，规定每县派6名青年进校，使他们“通过革命教育学习共和国士兵应具备的所有知识和品行。”

军纪得到了整顿。共和二年雾月，圣茹斯特号召莱茵方面军：“你们要遵守纪律，因为它是胜利的保证。”1793年7月27日，国民公会决定对抢劫者和逃兵处以死刑。实际上，军事法庭对流亡贵族和叛乱者毫不留情，对士兵却比较宽容。特别是，救国委员会善于使军队保持民主特征。1793年2月12日，圣茹斯特指出：“你们不应只靠士兵的数量和纪律来打胜仗，只有当共和精神在军队中得到发扬的时候，你们才能获取胜利。”对士兵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是并重的。共和二年的士兵经常出入各俱乐部，阅览爱国报刊。共和二年风月26日（1794年3月16日）的一份资料，统计了陆军部的无套裤汉部长布肖特发往共和国各方面军的报刊，其中第一种便是《迪歇纳老爹报》，其次是夏尔·迪瓦尔的《自由人报》、雅各宾俱乐部机关报《山岳派报》、德罗姆省人朱利安的《反联邦主义者报》。共和二年的法国军队是一支为结束特权、废除封建制度和消灭专制主义而战的革命军队。反革命分子，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贵族，同英国人、普鲁土人或奥地利人一样，都是它的敌人。救国委员会把共和国与自由、平等同化在一起，以此使士兵公民们相信：服从命令是战士的天职。

军事指挥权严格隶属于文官政权，军队只是一种政治的工具。革命政府认为，领导战争是文官政权的基本特权。1793年6月24日通过的宪法第110条规定：“不设最高统帅。”鉴于拉法夷特和迪穆里埃的叛变，救国委员会使用恐怖手段迫使将军们服从。居斯蒂纳、乌夏尔和其他一些将军被送上了断头台，他们的疏忽或无能被视作缺乏公民责任感的证据。严密注视着军事问题的圣茹斯特在讲演中大肆宣扬这样的信条；“只有当战争结束时人们才能称颂将军”，“将军的头衔仍然带有君主制的性质”。在一项著名通令中，救国委员会专门为将军们评述了共和二年霜月14日的革命政府组织法：“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军人权力最应受到强制。它是一般意志都可以驱动的被动手柄……将军抗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甚至在战场上，文官政权也通过国民公会特派员行使着控制权。1793年3月30日的法令最终确认了这些特派员不受限制的权力。在1794年战争行动的前夕，共和二年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约-瓦雷恩向国民公会提出警告：

“在拥有12支大军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担心和提防背叛，还应对军人的势力或某个胆大妄为、野心勃勃的军事首领的图谋不轨保持警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的共和国都是因此而灭亡的……军人政府是最坏的政体，比神权政体有过之而无不及。”

战术和战略根据新的政治、社会需要进行了改造。随着物资动员初见成效，混编成师团的共和国部队得到给养和武器装备，并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武器仍然是旧制度军队留下的：有效射程为100米的1777年型步枪、格里博瓦尔式火炮，更主要的是一种能把4斤的炮弹发射到约400米以外的加农炮。然而，1793年10月10日圣茹斯特宣布：“君主制的战术已不再适用于我们……法兰西军队的作战方式应该是一种突击序列。”

新战术是由于部队缺乏训练而被迫采取的。共和二年的法国士兵在战斗时大体先是利用地形成散兵线，然后成密集队形上刺刀冲锋。最后：战斗纵队成为共和国军队的最佳战术编队，较之传统的线性编队更容易控制和指挥。新战术的统一在1794年基本实现：两个步兵旅、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连合编成一个师，共8000—9000人。

由于不得不使用大量预备役士兵，战略也得到革新。旧的围攻战法仍保持了下来，要塞还是作战的支点和基地。卡诺主张集中兵力对一些决定性的据点实施不间歇的轮番进攻。在这种战法中，主要的因素不是军事科学，而是毅力和顽强斗志。共和二年雨月14日（1794年2月2日），救国委员会确定了它的宗旨：

“基本的规则是不断地发动集团进攻，在军队中保持严明而不过于烦琐的纪律，使军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但又不致过于疲劳，各要塞中只留下守备部队绝对必需的东西，……处处勇于刺刀见红，不断地打击敌人，直至彻底消灭之。”

牧月8日（1794年5月27日），救国委员会发出号召：“进攻！不停顿地进攻！”最后，在果月4日（1794年8月21日）救国委员会还提出：“像闪电一样震慑敌人！像霹雳一样打击敌人！”与巧妙的战术相比，迅速的运动、顽强的进攻、勇猛的作战更是克敌制胜的主要因素。

在1794年6月间，革命政府的巨大努力结出了硕果，胜利就在眼前。但就在此时，政治危机重新爆发，统治集团陷于了分裂。

Ⅲ。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

1794年春末，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和巴黎都碰到了更加严重的困难：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之间出现分裂，议会中的反对派重新组织起来。与此同时，日趋恶化的经济危机使得现政权一天也离不开恐怖统治。然而，到手的胜利果实却使得这种恐怖统治更加难以维持和难以忍受。

1。大革命的胜利（1794年5—7月）

救国委员会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一种战争政策。丹东的谈判政策被抛在一边，因为这种政策在国内曾给宽容派带来好处，并削弱过民族的斗志。救国委员会没有作任何努力去利用反法联盟各国之间的分歧，或应科西乌斯科的呼吁去支持波兰起义者。但救国委员会很注意维持同中立国的关系。在罗伯斯庇尔作完《关于共和国的政治形势》（共和二年雾月27日，即1793年11月18日）的报告之后，国民公会宣布尊重中立列强利益，并表示对瑞士各州和美利坚合众国怀有“公正、善意和尊重的感情”。所谓宣传战就此完结。

在诺尔省的国境上，共和国在发动战役前夕部署了3支方面军对抗科布尔从海洋一直排列到那慕尔的部队。皮什格吕所部诺尔方面军15万人将朝伊普勒方向进攻弗朗德勒地区。阿登方面军2。5万人将朝夏尔勒鲁瓦方向进攻。儒尔当率领的摩泽尔方面军4万人将朝列日方向进攻。皮什格吕行动不力，没能阻止科布尔占领朗德勒西，但他于共和二年花月29日（1794年5月18日）在图尔库安击败科布尔，扭转了从埃斯考河到海滨的边境局势。救国委员会把阿登方面军和摩泽尔方面军合编并加强到9万人（由儒尔当统帅，圣茹斯特辅佐之。该军不久被命名为桑布尔-默兹方面军）。这支军队被派去进攻夏尔勒鲁瓦，并迫其于获月7日（1794年6月25日）投降。与此同时，在伊普勒，被皮什格吕击败的科布尔也撤退了。科布尔为了保卫后方，于获月8日（1794年6月26日），在弗勒吕斯向占据夏尔勒鲁瓦的儒尔当发动进攻。经过一天激战，科布尔败北。圣茹斯特在这次战役中身先士卒，率领纵队不停冲杀，为夺取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他不愿向国民公会报告这一点：

“我很希望有人宣传胜利，但我不希望胜利被用来满足虚荣。有人宣传弗勒吕斯大捷，而许多一言未发的人当时参加了战斗。有人大谈这次围攻，而许多默默无言的人当时坚守在战壕里。”

弗勒吕斯战役带来了比利时的解放，儒尔当和皮什格吕在布鲁塞尔会师。接着，皮什格吕把英荷联军赶向北方，儒尔当把奥地利人赶向东方。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皮什格吕进入安特卫普，儒尔当进入列日。

在比利牛斯山方面，迪戈米埃夺取了布卢大营（花月12日，即1794年5月1日）后，进入卡塔卢尼亚。与此同时，蒙塞在西边也跨过国境线，占领了圣塞瓦斯蒂安（热月7日，即1794年7月25日）。在阿尔卑斯山方面，进入意大利似乎指日可待了。

在海上，英国舰队控制着地中海并在保利的同谋下夺取了科西嘉岛。但是，大西洋的共和国舰队还是成功地坚持下来了。牧月9日、10日和13日（1794年5月28日、29日和6月1日），为了保护一支从美洲运小麦的船队，维拉雷-儒瓦耶兹的舰队开出布雷斯特基地，在维桑海面向豪威的英国舰队开战。法国的损失是沉重的（“复仇者”号被击沉），但英国人也不得不撤退。运麦船队得以安全通过。

革命政府以极大的努力消除了内部危机，夺取了胜利，并迫使反法联盟各国媾和。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约-瓦雷恩代表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宣布：“我们的进军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战胜敌人，不是为了陶醉于胜利的喜悦，而是为了在自由不再需要任何一个敌兵死亡的时候立即停止打击。”

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革命政府却发生了分裂。

2。政治危机：无法达成的和解（1794年7月）

1794年7月的政治危机表现在多方面。当雅各宾专政在革命政府控制下不断地集中和强化的时候，它在巴黎的社会基础和在国民公会的政治基础都在不断地缩小。两个政府委员会的分裂、救国委员会中的不和，终于促成危机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