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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资产阶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1789年(第2页)

僧侣中共选出代表291名,其中200名以上是主张改革的神甫。在这些自由派教士中,南锡行政管区的代表格雷古瓦修士后来最为著名。还有一些高级教长也怀着改革之心来到凡尔赛,如埃克斯的大主教布瓦日兰、波尔多的大主教尚皮翁·德·西塞和奥顿的大主教塔莱朗-佩里戈尔。旧制度的保卫者们则在才华出众的宣传家莫里修士和等级特权精明的卫道士孟德斯基乌修士门下集合起来。

在270名贵族代表中,顽固坚持特权的“特权派”占了上风。其中最反动的并不是出身最高贵的:高等法院参士代普勒梅尼是穿袍贵族的代言人;卡扎莱斯是个龙骑兵军官,出身南方小贵族。贵族代表中还有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大领主。作为哲学家的保护人或信徒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志愿参加者,他们准备与第三等级携手合作。在这90名代表中首屈一指的是拉法夷特侯爵,他在里奥姆好不容易才当选。其次还有诺阿耶子爵、克莱蒙-托内尔伯爵、拉罗什富科公爵和埃吉荣公爵。

第三等级的代表有578名之多,其中近一半是法律界人士,他们在选举中曾大显身手。律师有200名左右,穆尼埃和巴纳夫在格勒诺布尔当选,佩蒂翁在夏特勒当选,勒夏普利埃在雷恩当选,罗伯斯庇尔在阿腊斯当选。商人、银行家也不少,有近百名。50多个富有地产主是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当选。第三等级代表中还有些是科学家(天文学家巴伊)、作家(沃尔内)、经济学家(杜邦·德·内穆尔)和新教牧师(在尼姆当选的拉博·圣艾蒂安)。最后,第三等级还选举了几个背叛特权等级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如埃克斯和马赛的米拉波、巴黎的西埃耶斯修士。

特权等级来到凡尔赛时已经陷于严重分裂。僧侣与贵族的敌对、乡居贵族与自由派大领主的矛盾使得头两个等级的561名代表不可能团结一致地保卫特权。在他们的对面,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成为整个第三等级的先驱。资产阶级的代表有文化,能力强,为人正派,对本阶级及其利益深信不移。在他们眼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一回事。合法的革命主要是他们的集体成就。

2。合法的冲突(1789年5—6月)

选举已清楚地表明了全国的意志。但是,王权若要满足第三等级的意愿就不能不自动让位,并自己拆毁旧制度的社会结构。作为贵族阶级的天然支柱,王权决然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5月2日,三级会议的代表觐见国王。从这时起,宫廷就表现出它执意要保留等级之间的传统差别。对于僧侣代表,国王在议政室单独进行了接见。对于贵族代表是按照惯有仪式公开进行接见的。然而,国王对第三等级代表的接见则安排在寝宫里进行,让他们灰溜溜地列队而过。按照礼仪,第三等级的代表都身着式样单调无华的黑色礼服、丝绸外套和细麻布领带;然而贵族的黑色装束则是佩有金色饰物的短上衣和丝绸外套,还有带花边的领带和亨利四世式的翘羽帽。

开幕式在1789年5月5日举行。路易十六用戚戚哀哀的声调告诫代表们要谨防任何图新精神。敌视新生事物的掌玺大臣巴朗坦接着作了一篇空洞的演说。最后,内克终于在一派肃静中起身发言。然而,他历时3小时的报告只限于财政问题,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也丝毫没涉及按等级还是按人头表决的问题。第三等级的改革愿望深受挫伤,最后闷闷离去。在三级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当晚,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之间的冲突已不可避免。王权已经同意了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它不想再进一步妥协了。然而王权也不敢采取公开支持特权等级的立场。假如当时王权能够满足第三等级的亦即民族的要求,它便会作为民族的王权而获得新生,并且延续下去。但是,王权犹豫不决,错过了这个有利时机。面对王朝的踌躇不前,第三等级开始认识到只能依靠自己了。如果仍保持按等级进行评议和表决,代表的加倍便失去了任何意义。按等级进行表决无异于第三等级的毁灭,在许多涉及特权的问题上,第三等级都可能遭到前两个等级的联合反对。相反,假如采取共同评议和表决的原则,第三等级坚信下层僧侣和自由派贵族会加入自己一方,使自己拥有绝对多数。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1个多月里,它成了三级会议辩论的主题和全国注意力的中心。

从5月5日晚起,同一省的第三等级代表便开始接触。集合于勒夏普利埃和朗热内周围的布列塔尼代表表现得尤为活跃。一种共同的意志应运而生。第三等级的代表在1789年5月6日的讨论中打出了“众议院代表”的称号,拒绝按等级组成单独一院。第三等级的头一个政治行动便具有革命的性质:众议院不再承认传统的等级划分。但是,贵族等级以141票对47票否决了按人头表决的方式,并开始了代表资格的审查工作。僧侣等级也仅以133票对114票的多数拒绝作任何让步。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此突出以至有关各方不可能达成相互妥协。或者是贵族(在前两个等级中主要是贵族在起作用)让步,这意味着特权的终结,新时代的开始;或者是第三等级认输,这意味着旧制度将继续下去,三级会议召开所激发的希望归于破灭。众议院代表心里对此很清楚,他们同米拉波一样认为,只要他们“坚定不移,就可以使敌人望而生畏”,舆论是支持他们的。僧侣等级在以格雷古瓦修士为首的一部分下层僧侣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动摇。

1789年6月10日,在西埃耶斯的要求下,众议院决定进行最后的交涉。它提出,请代表们来三级会议大厅共同审查代表资格。到那一天,要对所有应召出席的行政管区进行总点名。“无论特权等级的代表出席与否”,资格审查工作都要进行。这一敦促于6月12日传达到僧侣等级,它答应要“以最认真的态度”审议第三等级的要求。至于贵族等级,它只满足于宣布将在本等级会议上讨论此事。当天晚上,第三等级着手进行所有应召出席的行政管区代表的总点名,以便共同审查代表资格。特权等级的壁垒开始瓦解了:6月13日,普瓦提埃行政管区的3名神甫在点他们名时答了到。14日又有6名僧侣,其中包括格雷古瓦修士对点名答到。16日答到的又有16人。第三等级感到胜利在望,它决心勇往直前。

6月15日,西埃耶斯请求代表们“立即着手组成议会”。这个议会至少代表全国96%的人口,它能够着手进行国家期待于它的事业。西埃耶斯建议放弃三级会议的名称,因为它已有名无实,而改用“经法兰西民族承认和审查的代表大会”的名称。穆尼埃较尊重法规,他建议的名称是:“由国民大多数代表所组成的、在少数人缺席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合法大会”。米拉波主张用一个直截了当的提法:“法国人民代表”。最后,西埃耶斯选择了贝里代表勒格朗的提议:“国民议会”。1789年6月17日,众议院以490票对90票的多数通过了西埃耶斯的提案,发布了“关于建立国民议会的声明”。紧接着,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保障税收和公债利息管理的法令。这样,第三等级代表便以国民议会自居,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利。立宪派资产阶级曾申明征税应得到国民的同意,这是含蓄地用纳税人罢缴威胁政府。而后,它又对国家的债权人进行安抚。这些做法意味深长。第三等级的态度削弱了僧侣的反抗,使它首先让步。6月19日,僧侣以149票对137票通过决议:在全体大会上对自己的代表资格进行最后审查。同一天,贵族向国王呈递一份抗议:“假如我们保卫的权利纯粹属于我们自己,假如这些权利只关系到贵族,我们便不会以这样大的热忱去争取之,不会以这样的坚韧性去维护之。陛下,我们所保卫的不只是我们的利益,这也是您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这归根结蒂也是法国人民的利益。”

在贵族反抗的鼓舞下和亲王们的影响下,路易十六决心负隅顽抗。6月19日,参政院决定取消第三等级的决议。为此,要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国王将要在会议上宣布他的旨意。在此之前,为了防止僧侣等级按照它的决议与众议院合席,国王借口进行必要的修缮下令关闭了三级会议大厅。

6月20日清晨,第三等级的代表发现默尼大厅四门紧闭,他们便在吉约坦代表的指引下转移到附近的网球场大厅。大会由巴伊主持。穆尼埃宣布:“国民代表们的权利与尊严遭受了侵犯,他们百倍警惕一切险恶阴谋和唆使国王采取有害措施的企图。因此,他们应该以一项庄严的誓约把自己同公众命运和祖国利益结合起来。”

在一派群情激昂的气氛中,所有代表(除一人外)都参加了“网球场宣誓”,坚定地表明了众议院的改革意志:众议院决心“在制定宪法并使其建立在牢固基础上之前决不解散,并根据情况在任何地方集会”。

原定于6月22日举行的御临会议被推迟到第二天,为的是拆除会场上的公众席,防止发生示威。这一间隙被众议院所利用。22日,僧侣等级执行了19日的决议,与在圣路易教堂议事的第三等级汇合一处。多菲内的两名贵族代表也加入进来,受到最热烈的鼓掌欢迎。贵族等级是否也将让步呢?

1789年6月23日的御临会议是国王和贵族的一次失败。路易十六旨令3个等级分院议事,并撤销了第三等级的决议。他同意税收平等,但特意保留了“什一税、封建领主的地租和权利”。国王最后威胁道:“如果你们在这项如此美好的事业中背弃我,我将单独为我的人民谋求福利。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解散,并于明晨在为各等级准备的大厅继续讨论。”

第三等级原地不动。贵族等级和一部分僧侣离席而去。第三等级对司仪官重申国王命令不予理会,它再一次阐明以前的决议,并宣布其成员不可侵犯。第三等级比在6月20日走得更远,它公开反叛王权。国王一度打算动用武力,他命令御林军驱散代表。归附于第三等级的贵族代表表示反对,拉法夷特等人扶剑在手。路易十六终于不再坚持。第三等级控制住了局势。

从此以后,第三等级节节取胜。6月24日,大多数僧侣加入国民议会,与第三等级合为一体。第二天,以奥尔良公爵为首的47名贵族代表也效法此举。国王决定对他未能阻止的做法加以认可。6月27日,他写信给那些少数僧侣和大多数贵族,要求他们也加入国民议会。

1789年6月23日这一天标志着大革命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路易十六本人在御临会议的声明中已经接受了由三级会议表决税收,还批准了保障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意味着承认立宪政府的原则。命令三个等级合庭议事,国王便走上了新的让步道路。从此以后,三级会议不复存在,国王的权威被置于国民代表的控制之下。但是,国民议会的目的是在合法地摧毁旧制度之后重新进行建设。7月7日,国民议会创立了一个制宪委员会,7月9日,它又自行命名为国民制宪议会。合法的革命在未求助暴力的情况下大功告成。但是,当国王和贵族似乎接受了既成事实的时候,他们却决定诉诸武力,以迫使第三等级屈服。

Ⅱ。人民的革命(1789年7月)

1789年7月初,合法的革命已告完成。由于第三等级和下层僧侣代表与贵族自由派之间的联盟,民族主权在法律上取代了王权专制主义。人民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反革命的威胁之下,人民的介入使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在王权和贵族等级看来,动用军队的确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路易十六在他命令特权等级加入国民议会的前一天就决定把2万军队调到巴黎和凡尔赛周围。宫廷的目的在于解散国民议会。

从5月份以来,人民群众一直十分警觉。全国都关注着凡尔赛的动态。代表们定期向选民们汇报政治情况。这期间仍然是资产阶级起着主导作用。在巴黎,进行过代表提名的407名选举人于6月25日集会,组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市政府。在鲁昂和里昂,陷于瘫痪的旧市政府中加入了选举人和显贵。地方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当宫廷明显要动武时,至少有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设法组织抵抗。出于这个政治目的,他们发动了巴黎众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在整个革命时期,这些小资产阶级都是起义的骨干力量。帮工和工人跟随他们行动。三级会议的召开在这些群众中激发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希望。然而贵族阶级却处处阻止这种革新。贵族起初反对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后来又反对按人头进行表决。这些都加深了一种看法,即贵族将会顽固地保护它的特权。于是,产生了存在某种“贵族阶级的阴谋”的想法。非常自然,人民主张在贵族尚未发动进攻时,先发制人地投入反对民族之敌的斗争。

经济危机促进了群众的发动。1788年的收成特别坏。从8月份起,面包价格开始上涨。内克下令从外国购进粮食。在葡萄产区,由于1778年以来的滞销危机,种植者对面包涨价更为敏感。酒价则下跌到最低水平。收成不佳和产品滞销产生了同一后果:群众的购买力下降。农业危机接着又波及到工业生产,而工业生产在此之前已经遭受着1786年贸易协定的不良影响。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同时,失业现象大为加剧。在生产停滞或萎缩的情况下,工人们争取不到增加工资。1789年,巴黎一个工人每天挣30至40个苏。7月份每磅面包卖4个苏,在外省可卖到8个苏。人民把饥荒归咎于征收什一税者、收取实物地租的领主以及搞粮食投机的商人。他们要求采取征调和限价措施。饥荒和物价上涨所引起的骚乱自1789年春天已发生过多起,到7月份则成倍增加。此时正值收获前夕,危机已经发展到顶点。

在人民心目中,贵族的阴谋和经济危机是紧密相联的。他们谴责贵族囤积粮食以向第三等级发难。于是群情慷慨激昂起来。人民不再怀疑,国王准备以暴力驱散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国民议会。爱国者揭露政府企图挑动巴黎人闹事以便使集结在首都四周的军队,尤其是外籍兵团进兵。马拉在1789年7月1日发出了一篇题为《告人民书或大臣们已暴露无遗》的檄文:

“啊,我的同胞们!你们每时每刻都要注视着大臣们的行动以便决定自己的行动。他们的目的是解散我们的国民议会,他们唯一的手段是发动内战。大臣们在挑动骚乱!……他们在你们周围安置了由士兵和刺刀组成的可怕机器!……”

1。巴黎的暴动:7月14日和攻克巴士底狱

国民议会对形势的严重性不可能视而不见。7月8日,根据米拉波的报告,它决定向国王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调离军队:“为什么一个受2500万法国人爱戴的君主会不惜耗费巨资,调几千个外国兵来维护王座呢?”7月11日,国王通过掌玺大臣回答说,军队只是用来镇压,更确切地说是预防新的骚乱的。路易十六在当天便把内克解职,召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布勒特伊男爵为大臣,同时任布罗格利元帅主持军政,这使形势急转直下。巴黎人民的干预挽救了束手无策的国民议会。

7月12日下午,内克被解职的消息传到巴黎,像灾难一样降临在人们头上。人民预感到,这只是朝反革命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对食利者和金融家来说,内克的去职无异于新的财政破产已经临头。经纪人马上汇集到一起,并决定关闭交易所以示抗议。在一天里,贴现银行的股票下跌了100锂:从4265锂下降到4165锂。游艺场所全部关闭了,还出现了一些自发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在鲁瓦亚尔宫,卡米耶·德穆兰对人群发表了鼓动演说。一队示威者在杜伊勒利宫花园与朗贝克亲王统领的王家德意志禁军发生了冲突。消息传来,警钟长鸣,军火商店被一抢而空,人民开始武装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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