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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贵族阶级的反叛17871788年（第2页）

拉穆瓦尼翁的改革剥夺了高等法院贵族的政治特权。对这一改革的真正反抗并非来自巴黎，而是来自外省。尤其在一些省份中，除了高等法院以外，贵族阶级在省三级会议的机构中也拥有行动手段。司法改革的实行正值根据1787年6月敕令建立的省参议会激起动乱的时刻。为了满足贵族阶级，布里埃纳曾赋予省参议会广泛的权力，并相应削弱了监察官的职权。但是，他同意给第三等级双重代表权和按人头而不按等级表决，这使得特权等级大为不满。多菲内、弗朗什-孔泰和普罗旺斯地区要求重新恢复旧的省三级会议。引起**的两个缘由结合到了一起。高等法院贵族把上层贵族中的自由派和大资产阶级拉到自己一边。阻止设立新法庭，举行司法界罢工，制造混乱，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这些就是他们的口号。各高等法院和各省三级会议联合起它们在法律界众多的支持者一起进行反抗，游行示威此起彼落。佩剑贵族先参加进来，接着教会贵族也参加了进来。僧侣大会在1788年6月对全能法庭的建立表示抗议。

**进而发展成为叛乱。在第戎（1788年6月11日）和图卢兹，大裁判所成立时引起了闹事。在波城，受到省三级会议中的贵族煽动的山民包围了监察官的官邸，强迫他恢复高等法院（1788年6月19日）。在雷恩，保卫高等法院的布列塔尼贵族与王家军队发生了冲突（1788年5—6月）。

然而，构成大革命真正序幕的、最为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多菲内。在那里，省参议会的建立引起了极大不安，而司法改革又使这种不安发展到了极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是：这个省份的工业活动和工业产量均名列王国的前茅，反对力量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当政府要格勒诺布尔的高等法院注册5月8日的敕令时，引起了它的抗议。于是政府强令其休庭。5月20日，格勒诺布尔高等法院再次集合起来。省行政官随即向它发出了放逐令。1788年6月7日被定为放逐的日子，这一天发生了人民起义。那些司法助理人员看到，高等法院垮台必然会殃及自身，因而他们满怀愤恨，这次事件好像就是他们挑起的。人民群众占领了各个城关，爬上屋顶，向街上的巡逻队投掷瓦片。行政官、老公爵克莱蒙-托内尔把军队调回营地以期平息众怒。但这也枉然，傍晚前，动乱已波及全城，促使法官们在法院内重新就职。虽然这个“抛瓦日”的直接后果并不严重（法官们最终服从了国王的命令，在1788年6月12—13日夜离开了格勒诺布尔），但它在多菲内标志着真正革命性动乱的开始。

1788年6月14日，在格勒诺布尔市府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该城的9名教士（议事司铎或本堂神甫）、33名绅士和59名第三等级成员（公证人、诉讼代理人、律师等），其中包括穆尼埃和巴纳夫：资产阶级是运动的首领。会议通过了一项由穆尼埃起草的决议，要求召回诸法官，完全恢复他们的职权。此外还要求“召开省特别三级会议，第三等级的参加人数应与僧侣和贵族代表之和相等；代表通过自由选举产生”。最后，决议还提出召开全王国的三级会议“以便根治国家的弊病”。

按其发起者的意愿，格勒诺布尔会议只是多菲内各市镇总会议的预备会。各市镇总会议最后定于7月21日召开。为保证会议的成功，全省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活动。当局的软弱无能助长了这种宣传。多菲内有一位经济巨头，因其家产万贯而被人称作“外国富豪”，他就是佩里埃。佩里埃为建立棉制品厂，前不久在格勒诺布尔城关一带购置了维齐耶城堡。此时，他将城堡借出，1788年7月21日在这里召开了“维齐耶堡会议”。这次会议是1789年三级会议在一个省范围内的预演。由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的会议中有50名教士、165名贵族和276名第三等级代表。按照穆尼埃的说法，这是一个显贵的会议，“最下层人民”被排除在外。各市镇选派的只是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多菲内的1212个教区中只有194个教区有代表。一份在很大程度上由穆尼埃授意的决定成为大会的决议。会议要求恢复高等法院，但剥夺其政治特权。会议还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它指出：“只有三级会议才具有必要的力量与大臣们的专横作斗争，并制止财政上的挥霍无度。”

会议认为，多菲内的三级会议应该建立起来。在新的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应与特权阶级相等。另外，会议还超越了省的地方主义，接受了民族精神：“多菲内的三个等级将永远不把自己的事业同其他省份的事业割裂开来，在维护它们局部权利的同时将不抛弃民族的权利。”

会议还率先放弃了多菲内省批准税收的特权：“省的三个等级不再批准征税……除非它们的代表在王国的三级会议中对此通过了审议。”

在布列塔尼和贝亚恩的**仅限于本省范围。维齐耶堡会议却大为不同，它宣称：为了建立新秩序必须实现民族统一。这样，由于第三等级的努力，维齐耶堡会议的决议具有了一种革命性质，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从基础上被动摇了。

第三等级与贵族阶级的联合和维齐耶堡决议中第三等级观点的优势虽然轰动一时，但并没有在其他省份产生反响。维齐耶堡宣言只受到钦佩，并没有被效法。1788年春，导致王权失败的主要因素是穿袍贵族与佩剑贵族之间的联合。为了反抗王权和维护其特权，贵族阶级曾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激烈手段。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抱成一团，拒绝服从国王。它们求助于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便进行了自己的革命尝试。尽管贵族阶级要求立宪制度和保障基本自由，主张由三级会议表决税收和把地方行政权还给遴选的省三级会议，但它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在各个机构中的政治和社会优势。贵族的陈情书一致要求保留封建权利，尤其是荣誉权利。特权等级确实投入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并把第三等级也拉了进来，但是它的最终目的却是在专制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力和保持自己的社会特权。

2。王权的屈服

面对第三等级与特权阶级的联盟，布里埃纳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他掌握不住权力了。由他自己创立并根据他的意思组成的各省参议会对他并不唯命是从，而是拒绝增加捐税。军队是由敌视改革的贵族统率的，因而也不可靠。尤其是御库一空如洗，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又借债无门，布里埃纳只有向贵族阶级的反抗让步。1788年7月5日，他答应召集三级会议。8月8日，他暂闭了全能法庭，把三级会议的开幕定于1789年5月1日。布里埃纳在用尽了弥补亏空的应急措施之后，不得不动用残废军人基金和对医院的捐款。然而御库空虚仍一如既往，他便辞职下台了（1788年8月24日）。

国王重新召回内克，由他完成了君主制的让步：曾激起反抗的拉穆瓦尼翁司法改革被废止；高等法院得到恢复；三级会议也将按布里埃纳确定的日期召开。巴黎高等法院迫不及待地表示出它要扩展战果的方向：根据高等法院1788年9月21日的一项判决，三级会议将按照1614年的方式召开，即三个等级分别有一票表决权。这样，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相比就会占优势。

1788年9月底，贵族阶级胜利了。但是，如果说贵族阶级的反叛挫败了君主制，它对君主制的动摇也足以为革命开辟道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培育了这场革命的参加者——第三等级。当第三等级开始讲话时，真正的革命就开始了。

1789年的大革命打乱了传统结构。在开始论述这场革命之前，我们有必要透过那些涉及社会结构和情势的纷乱事实以及种种社会、政治现象，对旧制度危机的本质做个概括。

18世纪确实是一个繁荣的世纪，但它的经济高峰处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北美战争之前的经济高涨固然无可争议，但从1778年起便开始出现了衰落，即“路易十六时期的衰落”。另外，对这种经济高涨的影响也不宜估价过高。它更有利于特权等级和资产阶级，各人民阶层受益很有限，各人民阶层受经济衰落之苦却是首当其冲的。1778年以后开始了经济收缩时期，尔后便是经济衰退，最终发展到周期性危机，由此造成了种种苦难。当然，饶勒斯不否认饥荒对大革命的发动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并不认为这种作用是根本的。他指出，1788年的歉收和1788—1789年的危机使人民备受饥苦，把人民发动起来帮助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实际上，法国已病入膏肓，所有经济部门都受到侵袭。在空前的经济高涨过后，资产阶级因收入和利润减少而受到损害。恰恰在这种时候，苦难把人民群众发动了起来。经济衰退和1788年开始的周期性危机无疑是造成1789年事件最首要的原因。了解这一点意味着对大革命直接起因的问题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

但是，除了一个时期经济的决定作用之外，社会的根本对立也在起作用。巴纳夫指出了旧制度的结构，体制与社会、经济运动这两方面的矛盾。我们应该从这种矛盾中找出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原因。在大革命前夕，社会框架仍然属于贵族阶级性质，地产制度也属于封建结构，封建捐税和教会什一税使农民难以忍受。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赖以形成的新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在发展。旧制度的社会、政治组织维护着土地贵族的特权，束缚着资产阶级的成长。

按照饶勒斯的说法，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广泛的资产阶级和民主性质的”革命，而不像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那样是一场“狭隘的资产阶级和保守性质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对特权充满仇恨，被饥饿逼得起来造反，并极力从封建压迫下挣脱出来。大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摧毁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土地得到解放。大革命的这种特征不仅可以从旧制度末期的经济总危机中得到说明，旧社会的结构矛盾更能深刻地揭示这一点。法国大革命的确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然而它是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支持下进行的。

在旧制度末期，“民族”观念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的上升而日渐明显，但仍然受到经济、社会和国家方面封建残余的阻碍和贵族阶级的抵制。民族统一尚未完成。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遭到种种束缚，如国内关卡、通行税、度量衡标准不一、庞杂的税收制度以及一直保留的封建捐税和教会什一税。社会统一也不存在，社会差别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不仅有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还有众多的“团体”和共同体的特权。它们把民族分割开来，拥有各自的“豁免权”、“自由权”，总之是它们的特权。不平等是司空见惯的。“行会”心态使分裂更为加剧。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在《巴黎的景象》（1781年）一书中用一章描写了“团体的利己主义”：

“团体变得顽固、执拗了。它们声称自己在政治机器的各种关系中要保持孤立和隔绝状态。如今，任何团体都只对那些触及本成员的不公正现象反应敏感，而对非本团体的公民所受到的迫害视而不见。”

国家的结构也同社会结构一样，与民族统一背道而驰。卡佩家族把法国的各省联合到自己的领地周围，从而组成了国家。它的历史使命是赋予国家行政的统一，这也是唤醒民族觉悟和行使王权的有利因素。实际上，民族与国家处于分离状态，有君主本人的话为证：“我们正处在请民族来救助国家的时刻……”这是路易十六1789年10月4日说的话。在18世纪里，国家的组织丝毫没有改善，路易十六几乎原封不动地使用前辈路易十四的机构进行统治和管理。改革结构的尝试在贵族阶级的抵制下归于失败。高等法院、省三级会议和僧侣会议都是贵族阶级势力盘踞的所在。各省、市名为国王的臣属，但始终保有豁免权和特权，这是抵制王权专制主义的堤坝，也是地方主义的顽固堡垒。

专制君主制未能完成民族统一，这与贵族性质的社会结构长期存在是分不开的。这种社会结构与民族统一互不相容。完成王朝的民族统一大业意味着对社会结构，进而对特权提出了异议。这是个不可解决的矛盾。路易十六从不能下狠心抛弃“他的忠诚贵族”。贵族阶级的封建和军事心态不仅保留下来，甚至有所加强，这使得大部分贵族处于民族之外，只依附于国王本人。贵族阶级不能顺应潮流，它死抱住偏见不放，自我孤立乃至僵化在唯我独尊之中。与此同时，新的秩序已经在过时的制度框架内开始萌发了。

托克维尔写道：“这个贵族等级脱离了中等阶级（指资产阶级），将其从自己内部排斥出去。它也脱离了人民，使之与自己离心离德。贵族等级在民族中已完全陷于孤立，它表面上统领大队人马，而实际上只是个无兵少卒的军官团体。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些，他们就会懂得为什么贵族等级在站立了一千年之后竟然在一夜之间被打翻在地了。”

3。君主国家的危机

1760—1788年间君主国家一次次改革尝试都归于失败，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路易十五的麻木不仁及其后任的软弱无能。实际上，这些事件反映了中央国家的发展逻辑与君主制的贵族阶级性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君主及其大部分亲信都受到17世纪的传统和凡尔赛国王崇拜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他们满脑子专制主义思想，这便使上述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一方面，为了使法国现代化，使国家更强盛，王家政府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就要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支持资产阶级的上升。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它开始要求在国家领导中有一席之地，要求放松个人专制制度。一些权宜措施便应运而生。实际上，杜尔哥根本不打算把他的行政改革付诸实施。召开三级会议的要求于1787年7月首次提出，但政府却拐弯抹角地拖延，回避它的召开。其实，为了粉碎贵族阶级对改革的反抗和抵制，国王本应采取强硬措施。虽然资产阶级可能会对此感到不便，但它终归会赞同政府计划。莫普的行动[1]在1772年受到狄德罗的责难，于是在哲学的名义下形成了一个由贵族和第三等级组成的、反对政府专横的联盟，这是个表面化和临时性的联盟。

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贵族的反对，政府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斗争，迫使贵族阶级接受改革并与资产阶级达成妥协。然而政府不能在这方面走得太远。首先，国家领导人员几乎全部是贵族出身，古老贵族出身的人甚至越来越多。在18世纪里，进入政府的人都出身名门望族。1773年，在参政院40名成员中有30名贵族，其余的也因官职而受封为贵族，其中还有12人的贵族称号延续了3代以上。其次，专制王朝的基础是建立在贵族阶级和特权上的。因此，国王即便享有神授君权，他的光彩也只有在名门望族组成的华丽宫廷之中才能焕发出来。国王处于万尊之首，他是法国第一绅士和最高封建主，这样，他的权势才更显强大。世袭制约社会等级制度建立在封建所有制基础上，保障着社会秩序。它使国王的意志得以执行，行政管理得以运转，并且使贵族阶级统治下的臣民百姓俯首帖耳。为此，国家机器被赋予保障社会“现状”的职能，主要成为镇压的工具。对政府来说，这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贵族阶级的压力使国王在许多情况下与改革计划背道而驰，支持贵族的反动。从1751年起，在军队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旨在把军官职位留给贵族，甚至是家世悠久的贵族。这种政策自然激起资产阶级的怨恨与不满。资产阶级越来越渴望有一部宪法，以便使它能经常性地控制政府。同样，由于国王的改革尝试使他背离了大多数贵族，这些贵族也设想有一部宪法，以使之免受这种灾难性的动**不安。当然，这两种宪法要求的内容大相径庭。当政府一时间既失去了贵族阶级的辅佐也丢掉了资产阶级的支持时，它便只得作出让步，并且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召集三级会议了。

[1]莫普，路易十五政府的大法官，主张加强专制王权，对高等法院的反抗实行高压。1770年12月，他以御临法院的方式强行注册国王敕令。1771年1月19日夜，他利用密札逮捕和流放了巴黎高等法院中所有敢于反抗国王的法官。这一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应。——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