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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与儒家文化的交会 以吴雷川为例（第1页）

三、基督教与儒家文化的交会：以吴雷川为例

已故著名基督教史学者吴利明博士曾经说过：“吴雷川是燕京大学的第一位中国人校长（1929—1933），也是中国基督教在思想上的一位领袖人物。他所写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吴耀宗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可以说是最能代表中国神学思想的三本书。”[1]这实际上就是说，吴雷川与赵紫宸和吴耀宗是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三位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在这三位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家中，吴雷川又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直接接受过西方化的基督教神学的训练，也就是说，他从来就没有过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基督教的经验，他所理解的基督教纯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因此，吴雷川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本土化色彩极其浓厚。

关于吴雷川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本土化特色的研究，国内外已经有了若干重要成果，特别是西方和海外学者，如美国的PhilipWest、已故的香港吴利明博士和年青一代的朱兴然和温司卡等人的研究成果[2]，对吴雷川生平与思想的研究，有相当的贡献。但是，已有的研究仍然有一种令人不能满足的感觉。[3]这里之所以要以吴雷川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本土化为着眼点，正是想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本土化所独有的特色，说明基督教中国化的儒家化特征。

（一）基督教“名言至理亦无异于儒”——吴雷川信奉基督教的思想历程

这一部分将试图说明三点：其一，吴雷川接受基督教具有极其深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使命感；其二，吴雷川所接受的基督教是经过儒学化的；其三，吴雷川对基督教的接受带了强烈的实践理性色彩。也就是说，吴雷川所接受的基督教教义文本和对这种文本的接受方式，都是非常中国本土化的。

吴雷川晚年自述其信仰基督教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最初，即神秘信仰阶段，因受教会传说的束缚，对基督教夹杂着一些神秘的企望；第二个阶段，新文化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后，信心受到极大震**，随即将神秘的和形式的观念完全打破，唯以耶稣的人格为中心，并以为基督教所指示的个人修养方法与儒家十分接近，从而进到个人福音阶段；最终，即30年代开始，他确认基督教不只是个人的福音，更是社会的福音，从而进入到后期所信仰社会福音阶段。[4]

吴雷川曾自述当初他之所以能够信仰基督教，既有他从小与母亲朝夕相处所受母亲“敦厚慈祥、富于忍耐性”品德的影响，又有他读了一些有益的书而养成服务社会之志业的因素，同时还强调他当时虽然在教育部谋得一不错的差事，但是总觉得人生如此下去，不过是随波逐流，长此以往，感觉“实在没有价值，总当修养自己，并且多做有益于人的事，方对得住我的母亲。当时又觉得，如果在儒教中寻求方法，甚是繁难而不得要领，——这自然是我对于儒教并没有用心研究的缘故，——心里常为此事而不得愉快。因此，一遇见了基督教，窥见它的教义博大，就切望它能使我内心得着平安。这就是我信基督教的动机”。[5]这里说没有对儒教进行深入的研究，显然是自谦或开脱之辞。因为，他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中唯一进士出身，且当过清王朝的翰林之人，对儒家思想的了解并非一般士大夫所能企及。但这话确实也反映出当时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他也因此而不得不求助于“教义博大”的基督教。

事实上，吴雷川于民国四年接受基督教时，已经四十五周岁了。这也就是说，吴雷川接受基督教时，已经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而赵紫宸、徐宝谦和吴耀宗等其他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们，大都是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基督教，他们虽然也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但是，毕竟他们还年轻，可塑性比较大。况且，赵紫宸们后来都相继到国外留学，甚至专门学习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这就使得他们较少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多地直接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熏陶。[6]吴雷川则恰好相反。

吴雷川从未出过国，不懂外文，这就使他对圣经和基督教神学的理解，完全是间接的和中国式的。这也是吴雷川终身引以为憾的。正如他在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五年后的一篇文章中所说：“这五年中间，我对于基督教的道理，不断的研究，只因为道理本来很深，我既不懂外国文，不能看欧美各国出版的书籍，仅仅抱着译成汉文的新旧两约，反复观看，虽然译本已经过多少次修改，终未必能与原文吻合，至于各种参考书，就是已经译成汉文的，我也没有完全看过。所以在道上不能多有所得。”[7]吴雷川只能如此间接地获悉基督教福音，这在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中，可谓独一无二了。因此，他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不必像受西学和西方正统基督教文化和神学熏陶的人那样恪守教条和教会遗传规制的影响，而能够更自由地阐释对基督教教义的独特理解，以致往往不拘一格：“我常盼望我的知识，能随着世界进化，也能就着现世界的情势，与圣经上所说的事理，互相印证。凡是前人陈旧的解释，与现在社会不相合的，一切都不拘守。这或者可说是我内心所用的方法。”[8]

不过，吴雷川这种不拘一格的基督教教义诠释，并没有抛弃他自身固有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包括赵紫宸、徐宝谦、吴耀宗和韦卓民等人在内的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几乎都是从儒学折入基督教神学的，吴雷川当然也没有例外。他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和接受，有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文化背景。

吴雷川上面所提到的不拘一格的圣经解读方法，除了依傍于他所处的社会的情势，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感，更依傍于他所具有的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从而也表现出鲜明的中国化（特别是儒学化）色彩。他当初接触《圣经》时，多半是从儒家的观念来看待基督教的。在他看来，《圣经》“文字浅显，远逊佛典，即名言至理，亦无甚异于儒。又以为如采取孔子之言行，汇编一册，亦如基督教之随地宣讲，即孔道之广被吾国，当亦易事”。[9]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发现基督教的《圣经》中有大量与孔子儒家思想相类似的言行，他很难接受基督教。

有西方学者说，当初司徒雷登之所以选择吴雷川做燕京大学的校长，正是考虑他不懂外文和西方文化，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高威望这一特点，因为这样有关与西方的事务，就全部为西人所掌管和控制。[10]这表面上看来只是减少了吴雷川与西方的复杂关系，实际上不仅驾空了吴雷川的校长管辖权，而且使吴雷川减少了与西人的接触，疏离了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而使他对圣经和基督教神学的理解更多地只能局限于中国的思维方式之中。

吴雷川的基督教信仰的实践理性特色，不仅体现于他从接受基督教教义开始时起，就主要是从儒家的实践理性思想来认同基督教，也体现于他自觉反思非基督教人士的批评，勇于破除基督教教会对教义解说的教条化、迷信化和教会规制与礼仪等传统的束缚。他加入基督教会后发现，当时比较流行和最有力的宣教，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救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信靠他才能得救。”这句话也就是当时基督教会关于信仰的中心问题。吴雷川对这种解释很难苟同，倒是觉得“人类之所以犯罪，是由于自私，而耶稣舍己为人的模范，正是教人不要自私，不自私便是拔去罪恶的根株，便可得救”这种假定的解答更让人信服。[11]也就是说，不能等着靠耶稣来救助，而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救助。耶稣只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随着五四运动科学浪潮的兴起和反基督教运动的蓬勃开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受到了怀疑和沉重打击。身为基督教徒和有相当威望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吴雷川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基督教的论说，“不能不重新考虑我所信仰的根据”。他博览群书，从反基督教和维护基督教两种不同的言论中，寻找基督教在中国存在的根据。正如他自己所说：

大致经过一二年之久，我才认定：所有教会遗传的信条与解说都未可尽信，教会的规制与礼仪也不必重视，但耶稣的人格实在足以为我们做标准，他的所言所行，实在非常人智力所能及。所以我们还是就应当崇拜他、信仰他。……同时，我以为：上帝就是和真理、大自然、最高的原则相等的一种名称。所谓上帝能治理管辖我们，就如同说：人类必须与大自然适应，不能与真理或最高的原则相违反。至于祈祷，我以为就是默想真理，和儒家的存养省察，同是一种修养的工夫。我这样解释基督教，自己以为颇能合乎理智，将神秘的说法完全除去，绝不致使人再说是迷信。[12]

很显然，从上面的这段话中，我们看不出吴雷川所信仰的基督教是来自于西方，倒让人觉得他是以中国人的实践智慧来把握基督教教义。正是沿着这一进路，几年后，即20年代末30年代初，吴雷川对基督教又有了新的认识。而这一新的认识特别强调社会实践，即“应当以耶稣为效法的榜样，用实际行动来实践我们所知道的耶稣训言”。[13]他说：

我以为，耶稣的人格之所以伟大，就个人修养方面说，他是个宗教家；但就社会改造方面说，他又是社会革命家。他所宣传的天国，就是他理想的新社会。在新社会中，最重要的的改革乃是经济制度，所以他的训言多为有钱财的人痛下针砭，而他的福音就称为贫穷人的福音。并且他深知道，人的罪恶，完全是社会上遗传的谬误观念，和传染的不良习惯，以及种种不自然的生活压迫所构成的，只要社会的制度根本改良，人的罪恶自然减少，乃至于社会上无所谓罪，所以他宣传真理，提倡新社会，正是要救全人类脱离罪恶。他为真理奋斗以至于死，他知道真理必因他的死而日益昌明，所以他说的“人子来为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正是指着这一桩大事，这才是救赎的真诠。我自从有了这新的认识，就觉得耶稣在前二千年宣传天国的大纲，若从《福音书》中一一检举出来，竟与现时社会主义所标题的原则无甚差别。从现在世界的趋势来看，可说是基督教的真正教义，到现在才开始要实行，将来的发展正未可限量。[14]

吴雷川说上述这番话时，是1934年，时年六十五岁。随后，他相继撰写和出版了著名的《墨翟与耶稣》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堪称代表中国近代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论著。也就是说，吴雷川的基督教信仰经历，是从最初的对神的信仰，发展到20年代对耶稣（人格）的信仰，再从崇尚耶稣人格的个人福音信仰，发展到30年代强烈关注社会改造的社会福音信仰；亦即他的信仰对象，经历了从早期的神的崇拜到后来的对耶稣这个人的崇拜，再到最后超越对耶稣个人的崇拜而走向效法耶稣、改造社会。最后他觉悟基督教的最高原则就是改造社会，正是实现了他当初信仰基督教，“以为基督教必是能改造中国的社会”[15]的愿望。他的这一思想的转变，也正与近代中国本土思想发展的逻辑和历史进程相一致。

（二）儒家人本主义的立场

对《圣经》教义的诠释，在历史上被称作“”。不过，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可并不那么简单。“是一门属于神学的学问，是一种正确解释圣经的科学。它把一般的语言和意义科学应用于特别之处。它设法把这些规则中和圣经有特别关系之处，加以综合组织起来。它的作用类似人之解释某种球赛的规则。球赛的规则是按照仔细的思想、分析和实际的经验而订定的。而真正的赛球，则严格按这些规则进行。规则本身并不是球赛，但是赛球若没有规则可循，就没有什么意义。正确来说，解经学（hermeics）并不等于‘释义’（exegesis），而释义则是的运用。是一种科学，因为它能确定发现一个文献资料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仅是把一些规则列出来而已，并且每一条规则之间都有机体上的关联。”[16]兰姆博士（BernardRamm）还就释经者必备之条件进行了阐述，认为：“解释圣经者必备条件之中，属灵的条件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解释圣经的人必须具有默示圣经的同一位对灵，这乃是解释圣时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17]那么，作为一位中国儒家学者出身的基督教徒知识分子，吴雷川是如何解释圣经的呢？他是否符合以上释经的要求呢？[18]

近代中国著名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刘廷芳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给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基督教知识分子也兴起了一个本色化运动。这一运动的标语就是“用中国民族灵性的遗产来重新解释基督教义”。刘廷芳说：

自一九二二年至今，转瞬已将近二十年了，提倡这运动的主要人物，或是努力教会教育工作，或是奔走国事，或从事译述工作以输入西方教会的学理与经验，或从事中国教会中种种复兴及合一工作，事繁人少，成绩极微。[19]

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版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家撰写的基督教神学著作，如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1926年）和《耶稣的人生哲学》（1926年）、谢颂羔《基督化的人生研究》（1928年）、徐宝谦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34年）以及吴耀宗于后来出版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等。吴耀宗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虽然出版于40年代，实际上其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作品。这说明刘廷芳先生对这些作品并不满意。按刘氏的标准，要想真正“用中国民族灵性的遗产来重新解释基督教义”，必须从整理国故入手。[20]而无论是赵紫宸、谢颂羔，还是徐宝谦、吴耀宗及其他这一时期的重要基督教神学思想家，都缺乏这一中国传统学术的严格训练和深厚功底，唯有吴雷川符合这一条件。刘廷芳觉得，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一书最鲜明的特色，就是“皈依基督教的中国知识阶级、中国国故的学者，试用中国旧有的思想与哲学，去研究基督教，欣赏基督生平与教训的表示”。因此，它不同于教会中一般的宣教书，而是“渗透着中国民族灵性的遗传”。他认为这是“开辟途径的冒险，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体现了吴雷川“兴国救亡之苦心”。[21]刘廷芳的上述评论实际上触及了同为近代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思想家，吴雷川何以做出了不同于他人的重要探索这一关键问题。

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历来有不同的立场和方法，从而构成了基督教和教义学丰富的历史意蕴。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后期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浪潮相互激**、相互推进，基督教也出现了声势浩大的自由主义和历史主义流派，直接影响了19世纪以来的基督教神学与思想的发展。就20世纪的中国来说，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使科学的理性主义和民主的人本主义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普遍接受的最高准则，宗教神秘主义遭到唾弃。吴雷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基督教教义的。正如吴雷川所说：“世界进化，人类对于宗教的观念，渐渐地由神本主义，变为人本主义，所以近来研究基督教的，大都少谈神学，多谈人生哲学了。”而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附加仪式和种种神秘主义的攻击，正是有力地使“基督教在中国，很快的由神学主义变为人本主义”。“因此之故，我以为此后在中国宣传基督教，最要者莫如表显基督教的伦理了。”[22]

当然，对于吴雷川来说，他的基督教人本主义立场也与他深厚的儒家人本主义学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从一开始理解基督教，就是从儒家的立场出发的，“以为文字浅显，远逊佛典，即名言至理，亦无异于儒。又以为如采取孔子之言行，汇编一册。亦如基督教之随地宣讲，即孔道之广被吾国，当亦易事”。[23]后来他又明确地说，对于在知识界中宣传基督教教义，要能采摘儒教的精英，与基督教相印证，使素来归依儒教的人，不但赞同基督教，并且因信基督教而更能发扬儒教。[24]他还一再强调，基督教与儒教，道无二致，要在潜心研究，不为名词之差别所蔽。[25]

早在1921年，吴雷川就明确地指出，基督教的中心问题，就是耶稣为基督。他说：“耶稣是距今一千九百多年以前生在犹太地方一个人的名字。基督是犹太历代先知在理想上所预言所仰望的人格。耶稣何以就是基督呢？是怎样成就的呢？这诚然是基督教最重要的问题。必得解决这问题，才能真正认识耶稣，才能说明个人是为何信仰耶稣。”在他看来，过去的基督教会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归功于上帝，以为耶稣的降生是上帝的差遣，耶稣在世为人，就是应验犹太历代先知所预言的基督，完成上帝爱人所预定的旨意。吴雷川认为：“这样的解释，为栽培人信仰上帝的观念，原没有什么不合宜。但我以为做基督徒，不只是要信仰上帝，更是要信仰耶稣。也不只是要信仰耶稣，更要效法耶稣。”[26]很显然，吴雷川强调基督教的中心不是上帝，而是耶稣基督，信仰耶稣比信仰上帝更重要。

吴雷川之所以提出耶稣基督比上帝更重要，原因是上帝是神，如果我们信仰上帝，就是相信神权、依赖神权。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这位与时俱进的晚清翰林，“不再有从前为神学所遮蔽而迷闷的情况”。[27]

当然，吴雷川作为基督教徒和基督教思想家，他并不是认为耶稣完全与上帝无关，正如他所说，耶稣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都是以他的上帝观为根据，只是耶稣的上帝观有大部分是承袭犹太历代先知的上帝。他也承认耶稣具有神性和人性，但是他认为耶稣的神性并不等于说耶稣就是神。如果把耶稣当作神或上帝，人就无法接近耶稣，效法耶稣，而只能崇拜耶稣，依赖耶稣，这样人就完全是被动的了。因此他说：“基督教不是要人倚赖耶稣的神性，白白的得救，乃是要效法耶稣的人格，使人人能发展个性，顺乎天理大公。”[28]在吴雷川看来，耶稣基督的人性对于人类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神性对于人类的意义。他说：

从前人推崇耶稣，以为他是与上帝一体，因此说他一生的事绩，都是上帝的旨意所预定的。这样的论调，在现今看来，不但不足以表显耶稣的人格，反而足以贬损耶稣的人格。因为一个人志愿与行为，如果是早经命定，岂非成了机械式的生活，有何可贵？抑或说耶稣之所以配受人崇拜，正由于他与上帝为一，他就是上帝，那么，他既是神而非人，我们乃是人而非神，又何能效法他呢？所以耶稣为神的说法，在现时是否尚能成立，姑置不论，我所要说的，只是从耶稣为人的方面研究罢了。[29]

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

基督教要学习耶稣，应当如何学习呢？依神学家的说法，当初耶稣降世为人，具有神人二性，这其中有许多难以使人了解的奥秘，我们姑且不必深究。但神与人既分明是两个阶级，两种性质，我们为一般人设想，当然只可效法耶稣的为人，而不能效法他的为神。[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