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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代中国佛教界的民族主义救国理念（第2页）

正是怀抱着这种佛法救世、与世法不二的观念，当他看到庚子国耻纪念日，全国上下晏然，特别绘画《庚子纪念图》，鼓吹不忘国耻，救亡图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为一年前的庚子事变时慈禧太后等放弃京城而逃往西南之举，深感痛心，认为“凡具忠爱之忱者，无不椎心泣血，引为大耻”。他坦承：“山衲何忍，更绘此情状，以哀心肺，惨人肝目哉！惟窃观今日朝局，和款且定而未妥，回銮有期而难必，人心已境过情迁，渐萌旧智为虑，于是恭画此图，名曰《庚子纪念图》，传布大地，以期吾四百兆同胞睹此图，知此图，知此耻，团结忠义之志气，上格天心悔祸，圣主当阳，克臻郅治也。并乞海内吟坛爱国君子，或诗或文，不限体例，务祈迅赐佳章，俾得早汇成册，广印流传，是叩。”

不仅如此，他还在《同文消闲报》第419期至450期连续刊登启事，广泛征集海内外爱国志士的诗文共鸣，以激发广大中国人的民族爱国热情，先后有四十多人相继题咏撰文，广为传诵。他特为此图撰写《自叙》云：

呜呼！中国之病痼矣！始患麻木不仁，支解罔觉；继成内伤，复召外感，酿此不治之奇症……如波兰、如犹太，一蹶不起，幽暗长往，哀哉！衲所以悲鸣不已，国耻无讳，作是图布呈大地，以矢勿忘，期吾国民佥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奋忠爱，振作精神，合群力以格天心，庶几元神复，夙疴去，克臻强盛。

不久，他又为《庚子纪念图》撰写《自跋》，分析晚清中国内忧外患，“总核原因，而又在乎平日国民之心死。我瞿昙氏曰：‘因观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心生则法种生，心灭则法种灭。’老子亦曰：‘哀莫大于心死。’曷谓心灭与心死？牛马之不为轻，奴隶之不为辱，草芥之不为贱，一任他种异族之束缚驰骤而无不如意。”他还对照东西方各国的国民精神与国家命运，认为只有团结一致、不忘国耻之心，才能真正拯救国家于危亡。他说：

求如非（菲）律滨（宾）之抗美，特兰斯之敌英，国民精神团结一体，必期离人而独立者，渺不易睹。呜呼！此非所谓心灭与心死耶……死则其国败，生则其国兴。生而复死，其国败；死而复生，其国兴……而究兴败之所由，则不外乎记念与不记念一转移间，此山人所以俯仰今昔，深为我国家私忧窃计，凛凛乎其再蹈覆辙……山人重耻之，爰绘图，征诗以纪其事，蒙海内志士共愤热血，大声疾呼，不只复生四万万人已死之心，山人为之称快不置。[29]

宗仰法师这种注重唤醒心力之作用的佛法应世救国观念，实际上正是对晚清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所倡导的以佛法救世的维新变法思想的自觉继承。所以，他寄希望于“圣主当阳，克臻郅治”，以至于在当年11月爱国学社开学的祝词中，仍强调“炼精神，育道德，发挥世界公理，研究合群大义”，“希望爱国诸君子树精进幢，打途（涂）毒鼓，倒解同胞之倒悬，保种教以新国”。[30]因此，宗仰这个时期的诗作，多为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派的唱和之篇，而且比较集中地发表在《选报》和《新民丛报》等维新改良派主办的报刊上。

1903是辛亥革命编年史上“很值得重视的一年。这一年的中国，江浙又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地区”。“因为这里出现了一支生气勃勃的进步知识分子队伍，出现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空前的滋长和蔓延。”江浙进步知识界正是在这一年“比较自觉地跨越了‘拒法’、‘拒俄’运动而进入公然倡言革命反清新阶段”。[31]宗仰正是在这一年思想上发生了向革命反清的转变，从而使其佛法救世观念得以升华。当时江浙知识界倡言革命的舆论中心是《苏报》。宗仰首先在《苏报》上发表了《代罗迦陵女士复浙江退学生书》，号召广大爱国学生大力发扬佛教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积极救世精神。他说：

我佛释迦牟尼与其徒千二百五十人乞食城中，食已收钵，趺坐树下，对众说法，欲普度世界众生。尝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观世音大士寻声救苦，亦尝发誓言：“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枯竭；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消灭。”地藏仁者发愿云：“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此何等愿力！何等慈悲！何等气象！何等庄严！余虽不敢以释迦牟尼望诸君，未尝不以观世音、地藏望诸君，而祷祝其发慈悲，施大愿力，以救中国也。[32]

此后不久，宗仰身为爱国学社的创始人和中国教育会的会长，自觉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积极支持被称为“江南革命之大本营”的爱国学社从教育会独立出来，并称赞爱国学社青年“挝涂毒鼓，击自由钟，坚心忍性，毅然决然，脱奴隶之羁轭，为学界革命军之先锋”。[33]把爱国学社的青年看作佛法救世的榜样。

尤其是当时著名资产阶级革命檄文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后，宗仰及时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书〉书后》《〈革命军〉击节》和《饯中山》等革命诗作，表彰章太炎：“余杭章、南海康，章公如麟康如狼。”赞颂邹容：“海飞立兮山飞拔，西州男儿有英骨。笔铁口血血茫洋，昆仑吐气气郁勃。”讴歌孙中山：“拿华剑气凌江汉，姬姒河山复故吾。”“伫看叱咤风云起，不歼胡虏非丈夫。”[34]清吏查封《苏报》馆和爱国学社、逮捕章太炎和邹容而发生“《苏报》案”后，宗仰虽然也在通缉之列，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百方为营救，卒不得”，[35]才避难日本。宗仰之所以这么做，正如他在稍后发表的《抱憾歌》中所说：“风雷叱咤大雄氏，霜锷影冷智慧刀。阿爹伟功擒蚩尤，我亦逐满无余念。誓恢祖国尽本分，岂与鼠辈事苟娱？姓光不敢让阿爹，愿为国民效此躯。四大既定超人群，何妨袈裟当胄服。对佛誓发十大愿，大愿逐满不成佛。”[36]在宗仰看来，积极参加革命排满，不仅不与佛法相违背，更是身处此时代之成佛的必要途径。因此，“《苏报》案”不仅没有吓退宗仰民族民主革命的热情，反而使他更自觉、更坚定地以佛法救世精神投身于这场革命洪流之中。[37]

在辛亥革命前夕，释寄禅曾有《寄怀乌目山僧》一诗，其中云：“心中常有乌目僧，每谒不见应我憎。若忆玲珑岩窦好，可来同倚万年藤。”[38]这可以看作他对宗仰上人以佛法救世救国的向往和景仰。但是，他未能也不可能跳出佛法出世的窠臼，以致在辛亥革命发生后，感叹“二百来年王气消，野人流泪话前朝。可怜亡国真容易，一霎金风玉树凋”。[39]而这正是宗仰超越于释寄禅之处。宗仰不仅冲破了佛法出世的网罗，更自觉地投身于晚清资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之中，来实践和推展佛法救世的现代佛法观念。

正是怀抱着以佛法救世的思想，民国成立后，宗仰虽“独廓然归山，谢绝交际”[40]，但是并没有退回到佛法出世的旧巢穴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当兹昌明世，恢复汉山川。世间于出世，万法惟心渊。蚩蚩蔽情识，同具佛性全。”“汉土庆光复，慧日临避陬。世法与佛法，平等将通邮。”[41]因此，当南京留守黄兴提出劝募国民捐以挽救“借债亡国”后，宗仰积极响应，并从佛法救世不舍一法的观念出发，力“劝缁门急输国民捐”。他说：“夫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此非我缁门上座，四恩誓报，众善兼修，本入世之身，证超世之法，而仰体正觉，慈济芸生之旨乎？”“窃念僧俗一体，同处积薪，未有薪燃而火不及者；共巢危幕，未有覆而卵独完者，与其薪燃幕覆，而灾及其身，何如猛发慈悲，以利济斯世？世运虽不以佛运为转移，而佛法自可挽世运之末劫。”[42]此外，宗仰还积极参加了民初知识界关于道德建设问题的讨论，大力提倡以尊崇佛教来增进国民的道德。

早在1906年晚清革命风起云涌之时，章太炎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强调当时中国有最要之两事，其中之一就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在演说中讲道：

有的说佛教看一切众生，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也不应说逐满复汉。殊不晓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且如婆罗门教分出四姓阶级，在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汉人，比那刹帝利种虐待首陀更要利（厉）害十倍。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余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43]

章太炎用以发起国民救国之信心的所谓“宗教”，其实就是跳出出世之窠臼的“最重平等”“最恨君权”并拥有“勇猛无畏、众志成城”之精神“普度众生”的“无神教”——佛教。但是，当时知识界真正响应章太炎弘扬佛教的人非常有限。民国肇建后，道德重建成为当时知识界较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蔡元培等组织进德会，广纳各界人士共同探索新道德之建设。而以《民立报》为阵地的一批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知识分子，更是围绕道德建设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主张道德建设不需要提倡宗教，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只有提倡宗教才能真正建设新道德。[44]

宗仰法师自觉继承和发扬章太炎早先倡导的以佛教增进国民之道德的主张，提出“以佛法作世间法而说”。他说：“况处改造国家之日，当物竞天演之冲，受专制沉胥之痛如前，顾环逼迫之祸于后，何以拯我饥溺？何以济我死生？何以巩我邦基？何以扬我民族？大本大原，端在道德。”当然，他除了像章太炎一样驳斥各种排斥佛教之说，阐明佛教具有最适宜于共和政体的诸多积极精神之外，更注重阐发佛教优越于其他宗教之处。他说：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所依赖之佛祖，仍是依赖自心，心在佛上，斯佛在心上，人人有一佛在心，斯人人不作违心之事，而丧心之事更不为矣。不违心，不丧心，则良心常在，道德即良心之见端，固无他奇妙也。以此言之，比诸奉孔教之高深，与耶稣基督之取法异类，讵不胜耶？

由此，他强调政教相辅，认为现今中国社会发展之大势，“固不能舍政治法律而徒行佛教，亦断不能不以佛教为前提而空言政法。有佛教而兼有政法，日本之所以盛也；有佛教而苟无政法，印度之所以亡也。政法为用世之手续，佛教为感世之机缄”。[45]

释寄禅在民国成立之初虽然也提出“政教必相辅，以平等国，行平等教。我佛弘旨，最适共和”的观念，但是，他并没有如宗仰那样进行比较完整的论述，而且完全是出于“虑各地僧人因惊恐而流徙，因流徙而废置，正愁杀无策，而政治革命之说起”。[46]即是为了适应南京临时政府对信仰自由的保护，通过联络和团结各地寺僧组织中华佛教总会，以达到寺僧自保自救的目的。另外，在晚清时期，华山、栖云和亚髡等寺僧先进虽然也都自觉地以佛教“普度众生”的精神积极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47]，但他们也还没有从佛法理念上进行现世化的自觉探索。这也就是说，宗仰“以佛法作世间法而说”的政教相辅论，真正标志着近代寺僧在章太炎等革新派佛门居士的启发下，通过自身的佛法救世革命实践而具有了彻底摆脱佛教出世的传统桎梏，从而走向佛法现世化的历史自觉。这是宋明以来中国佛法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后所发生的一次历史性的转变。

宗仰法师鼓动广大爱国知识青年以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先进为榜样，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他曾多次发表文章和诗歌，热情歌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志士和上海爱国学社等组织中的革命知识青年的崇高理想和英雄事迹。他以中国教育会会长的名义所撰写的《贺爱国学社之独立》一文，同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士钊的《读〈革命军〉》等一起，被晚清当局看作《苏报》中煽动革命思想的主要言论。因“《苏报》案”而避走日本以后，宗仰法师更坚定了革命到底不回头的信念，经常借《江苏》《国民日报》等革命刊物，抒发革命情怀，宜传革命思想。“男儿当学大木氏，精禽衔石恨海坟。此躯粉为国民瘁，乃忍物外作遭仙。见身驴背说新法，横玉点珠披云烟。替咳指开华严界，人天百亿尽祖肩。铁士洵有回天力，不倚东风馥大千。”[48]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言，宗仰法师和柳亚子、孙其中等曾在国内学潮中经过磨炼的先进分子，后来成为东京一些进步刊物的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他们把国内进步师生的反抗精神带到留日学生界，促进了革命思想的蓬勃发展。”[49]应该说，在辛亥革命前后，僧界中的一些爱国爱教革命志士，在广大僧众和社会民众中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鼓动活动，无论他们各自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宣扬什么样的思想，从客观上都为清末的这场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以契理契机为特征的大乘佛法救世观念也在融合晚清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觉的调适与融通。

在晚清民族民主革命中，许多爱国佛僧也满腔热血，积极投身革命，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舍去一身以普度众生的自我牺牲精神。

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生后，著名革命志士章太炎、邹容等身陷囹圄。宗仰法师虽然也属于被通缉的“钦犯”，但是，他不畏强暴多方奔走营救。后来太炎先生追忆道：“余以《驳康有为书》贬绝清室，与邹容同下狱。禅师百方为营解，卒不得。”[50]1908年8月，同盟会员栖云法师，因在各寺庙中宣传同盟会精神、鼓动寺僧起来革命，在吴江被当局逮捕入狱。太虚法师恳请其师敬安相助营救，敬安亲自向他的诗友江苏巡抚疏通保释，栖云法师才得以获救。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湖北佛教中心汉阳归元寺的僧众积极响应。他们不仅主动出让归元寺作为黄兴总司令的临时军事指挥部，而且还组织僧军团“和尚队”参加前线战斗。许多僧侣冲锋陷阵，英勇杀敌。[51]在武汉地区爱国佛教僧众英勇献身行为的感召下，浙江和上海的僧侣首先响应，参加光复和北伐作战。据上海《民立报》1911年1月12日报道：上海军政府“军务部有某志士见武汉和尚甚多，特组织和尚队一营。现在报名投效者，实繁有徒”。浙江杭州灵隐寺的方丈玉皇（却非）法师，专程赴上海组织僧军，有七百余僧踊跃参加。他们枪械齐全，纪律严明，受陈其美统一指挥，先后参加了光复上海和南京的战斗。浙江绍兴开元寺的铁岩法师（巍峰和尚），在浙江革命党人谢飞麟等的帮助下，变卖寺产，召集各寺僧众及在家信徒，组成浙江北伐僧军团，拥有五百多人。

《民立报》于1911年1月25日专为武汉、绍兴等地组织僧军团支援革命而发表评论，积极肯定僧界起来参加革命的重要意义，呼吁各地军政府应当积极倡导和支持僧界参加革命。在武汉、浙江和上海爱国僧侣的带动和各省军政府的倡导下，各地爱国爱教寺僧纷纷投身革命。西安光复时，许多僧人走出庙门，与革命军并肩作战。长江之役，不少寺僧自动组织救护队，支援前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杭州西湖白云庵住持得山和意周师徒。他们好侠尚义，对同盟会和光复会的革命党人极表同情和支持。江浙著名革命家徐锡麟、陶成章等初游此庵，即深相结纳。随后，白云庵逐渐成为浙江地区的主要革命秘密机关，是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密聚的地方。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谢飞麟、褚辅成、董保暄，以及浙江会党魁杰、沈荣卿、周华昌、王金发等，到杭州时多集于此，密商光复大计。徐锡麟赴皖经杭州，最后一次居此庵多日。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吕公望等共商浙皖同时举义之事，亦是在此庵中。同盟会黄郭、陈其美也曾多次来白云庵，秘密传达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指示和密约。因此，1912年12月11日孙中山和蔡姆来杭州，曾特游白云庵，中山先生还欣然为庵题辞：“明禅达义”[52]。后来，民国政府又在此庵之侧建立辛亥革命纪念馆，以示永久纪念，充分肯定了得山、意周师徒对浙江地区革命斗争所做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