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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女性身体的再造（第2页）

根据相关的规定，1927年公共卫生事务所就曾拟办旧式产婆的练习班，旋因政治更动而停顿。[131]1928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后很快就设立了接生婆讲习所，登记注册的旧式产婆均须接受卫生训练，1930年后交由保婴事务所办理，改为接生婆训练班，共毕业145人。[132]训练的主要内容为清洁消毒法、接生法、脐带扎切法、假死初生婴儿苏生法、产褥妇看护法和人体简明解剖学，训练期满试验合格后发给开业执照，并为每人添置一个接生筐，内有接生器具和药品；保婴事务所为此向社会发出布告，希望人们选择带有接生筐的合法产婆，该所派员随时监视其工作，并切实取缔非法接生。[133]由于产婆多不识字，对接生筐中存放的四五种药品及消毒火酒等，多采用图示，绘手、眼、火苗等标明。[134]

在训练结束后，事务所对产婆的工作严加监控。事务所每星期开会一次，分东西城进行，每月产婆都必须呈交报告，接生所需的脐带敷料、消毒药品等均须向事务所购买，事务所并将购买的数目与报告中的接生人数相对照，以检查产婆是否按照规定接生。[135]事务所还设有接生婆研究会，以增加产婆的常识。[136]

从卫生的角度来看，旧式产婆的管理和训练是对社会现实的妥协之策，“且因其生活所关，不便尽行取缔，故只有采取消极之管理，加以训导”[137]。即便是受过训练的产婆，仍然不能得到卫生的肯定。“此辈产婆，前曾经保婴事务所予以二个月之简单训练，惟此辈妇女大都年龄已高，未受教育，不识文字，素习不洁，法律观念浅薄，实不适为安全接生人员，严格管理，殊不容缓。”[138]

因此，要使产妇的卫生得到彻底保障，必须培养专习产科的人才。清末时，北京曾出现过产科讲习所，普通班讲授产科必需学识，专门班造就产科专门人才。[139]1915年，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下附设有产婆养成所，这被认为是近代官方设立的产科教育之始。[140]该所训练时间为一年半，每天授课半日，招收18岁以上25岁以下高等小学毕业或有相当学力的妇女，须学习助产学、看护学、解剖学、生理学、实用检查法、绷带实习、药物学、细菌学大意，以及德文、国文和修身课程。[141]1924年，私立的瞿氏医院也附设了女子产科学校。[142]在1928年颁布的《管理接生婆规则》中，对助产士的资格、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作出了全面规定，要求助产士必须掌握的医学知识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清洁消毒法；第二，助产法；第三，脐带切除法；第四，窒息状态新生儿苏醒法；第五，生褥疮产妇看护法。[143]1929年10月，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产科学校在北京设立，即北平第一助产学校，该校本科学制为两年，并附设助产士训练班和护士助产训练班，开校五年间共毕业了105人。[144]虽然人数不多，但该校的助产士培养和相关的助产训练是北京的生育卫生得到较快发展的关键因素。

尽管无知产婆被认为是导致难产的罪魁祸首，然而产妇缺乏卫生知识也被认为是一大原因。女性从怀孕直至产后的一段时间内，身体和精神都处于一个衰弱且易变动的状态，因此孕产妇应该高度重视身体卫生，施行一定的卫生程序，才能保障自身和胎儿的健康。孕妇需要注意妊娠卫生，主要的要求包括选择暖和向阳的居室、选择有营养而易消化的食物、睡眠充足、清洁身体、保护**、注意通便等；及至分娩时，要注意分娩环境的清洁保暖，用具齐全洁净；产后六个星期的产褥期，更须注意卫生，以免疾病趁虚而入。[145]产后卫生的要求主要有产室清洁避湿、产妇十日内卧床、饮食渐进且清淡易消化、通便利尿、**时常清洁、授乳得法。[146]简言之，产前、产时和产后的卫生有三大要素：“（一）产前，须具有相当之学识，及有信仰之真切预防。（二）产时，须赖灵敏之手术，及绝端的消毒与清洁。（三）产后，应特别注意摄生，及按时受医生之诊查。”[147]

生育卫生需要多方面的保障，这就要求国家和社会为其创造条件。30年代初，宪法草案中的“人民权利问题”中就涉及对孕产妇的保障，主要为第二十三条，即“为母者有受国家保护及扶助之权”，补充第一条：“妇女在生产前后及哺乳期间依法受国家特别保护及扶助。”[148]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和社会均积极为孕产妇提供保障生育卫生的条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孕产妇进行身体检查，并授予其必要的卫生知识。

1923年，一些热心社会服务的人士在灯市口创办了孕妇儿童卫生所，由协和医院产科主任杨崇瑞每星期到所一次，查验孕妇状况，讲演产育卫生知识。[149]1930年成立的保婴事务所除周日外，每天下午1至3时施行免费的产前产后检查，在检查时告以生理常识、孕妇一切应行注意事项以及产后调养方法及婴儿保健等事，还创办了产母婴儿卫生的展览会。[150]1934年，北平市卫生局为增加妇婴便利，在第一助产学校、求知学校、市立医院和东城诊疗所四处增设免费的妇婴健康检查室，由保婴事务所派人施行检验。[151]保婴事务所还制作了健康检查单，发交产婆，如遇孕妇，即介绍其持单前往就近设有免费妇婴健康检查的医疗机构，自1934年11月施行以来，“产前检查人数渐增，产妇获益非浅”[152]。

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孕产妇卫生工作成绩最为突出。事务所成立之初，就于保健科下设第五股专办产科教育，门诊中亦设有妇产科。[153]至1930年，已经形成固定的产科门诊，产前产后检查每星期各开诊两次，来检查的孕妇得由该所助产士接生，如有难产则通知医师前往。[154]孕妇到门诊进行过产前检查者，在其未生产前至少须由助产士作家庭访视一次，以期熟悉地点和家庭状况，如有异常或病情则由医师前往处理；产后根据生产的情况分为顺产者与难产者，均使其按时来门诊检查，或派员往家访视，直至产后六个星期。[155]为方便人民，1933年起卫生区事务所还在西裱褙胡同增设产妇分诊处，专办产前检查。[156]

1932年，事务所将产妇卫生分为甲乙两区办理。在产前工作中，甲区的产前访视工作由劝导员进行，每人应进行五次，乙区仅由助产士于产前访视一次以期熟悉环境，产前的检查工作则均要求产妇在六个月以前每个月到所检查一次，第七、八两个月每个月检查两次，第九个月每星期检查一次；产后工作中，甲区的访视工作由劝导员在产后第一、二、三日每日一次，产后六个星期内每星期一次，乙区由助产士在产后第一、三、五、七、十等日前往，遇有特殊情形随时前往，产后检查每星期在诊所举行一次，以检查产妇子宫是否复原及其身体健康状况，在产后第六周、第六月及一年各举行一次。[157]孕妇的身体是否患病，尤其有无性病，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都有很大影响，事务所从1934年8月起在产前检查中施行花柳病检查，如有患病者介绍其前往协和医院花柳科诊治。[158]第二年7月起，于产前检查门诊时同时举行孕妇的花柳病治疗工作。[159]

事务所还进行了形式丰富的孕产妇卫生教育。在门诊期间对前来进行检查的孕产妇，讲演各种妇婴卫生问题；组织地段卫生会，就病人家中召集邻居亲友，予以卫生讲话或谈话或表演。[160]劝导员在进行家庭访视中指导孕妇卫生事宜，介绍需要检查和治疗的产妇到事务所或医院治理，还举办母亲会，教导各种孕期护理方法。[161]

表9。1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历年母亲会举办情况表

自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成立后的11年间，虽然孕产妇工作受到社会习俗的影响而成效仍未如预期，如孕妇通常至怀孕七八月才登记注册，产前随访机会因此减少，生产以后则在一段时间内禁见生人，造成劝导员上门拜访遭到拒绝，这些都影响了产后随访和婴儿检查，致使产前产后检查的次数常常难以达到规定的标准。[162]但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以及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到该所进行检查治疗和生产的孕产妇日渐增多，接受该所收生的人数也已居多数。

表9。21932-1935年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甲乙区出生婴儿按接生人员分类表

即使具备卫生保障，生育仍然是女性身体遭受的最大痛苦，这在近代是普遍的现象。有人对此作了形象描述：“第一个小孩还没有断乳，第二个早已受孕了。这样继续着，直到为母的生理作用停止时为止。中间除了妊娠、分娩、保抱、提携、乳哺、衣食种种的麻烦以外，还有疾病的忧愁，夭殇的悲戚，不但受尽了身体上无限的辛勤，更受尽了种种精神上说不尽的苦痛，这不是我国社会上普遍的现象吗？”[163]有的女性由于不断生育而身体虚弱，发出“生育的机器要做到几时为止呢”[164]的呼号，而更多的女性无法发声，只能默默忍受一次次生育过程，甚至因此致死。

2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减少生育的数量，提高生育的质量，是保障女性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1920年，邵飘萍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避妊问题之研究》，详细介绍了避妊问题发生的原因、与人口的关系和国外避妊情况，肯定避妊对于中国具有积极的意义。[165]在当时的报纸上也能偶见避孕药品的广告，如1921年在《申报》上做广告的“外按停孕金丹”，在广告词中首先就提及妇女的身体需要。[166]

1922年4月，美国节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桑格夫人赴英国参加国际生育制裁大会途经中国，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进行了相关讲演，掀起了节制生育讨论的热潮。4月19日桑格夫人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讲演，听众达千余人，“后至者多不得坐位，鹄立无倦容，其注重力可想而知”。[167]

桑格夫人提出，“如果世界各国里都没有‘生育制裁’的政策，便都不能算是文明国”，主张身有遗传病者不能生育，重病者未痊愈前不能生育，尤其对于女性的身体，提出女子要到23岁才能生育，做苦工的女性也不应生育。[168]虽然桑格夫人宣传生育节制“以养成优良的人种，产生良好的儿童”，最终着眼于生育优质的后代，但也充分体现了对母亲身体的关注，其提出23岁以内生育不仅子女多愚钝，且对于母体健康也有影响，结婚后二三年方可生育，都有母体健全的顾虑。[169]桑格夫人投身于节育运动的动因也在于其目睹过许多因生育过多而虚弱致死的母亲，因而其主张妇女掌握自己的身体生育权利，是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170]

受到桑格夫人的启发，舆论纷纷讨论生育节制的问题。《民国日报》的副刊《妇女评论》很快推出“产儿制限问题号”，主编陈望道不仅自己撰文，还专题组织相关论文。1922年6月1日《妇女杂志》第八卷第六号也特别编辑了“产儿制限号”。这些舆论均关注母体的健康，同意生育对母体本是一种折磨，而生育过多损伤更甚。[171]其中胡定安的文章中总结了几类不适于生育的女性身体，不健康和有疾病的女性不应享有生育的权利：“1。身体虚弱不堪分娩的人。2。因分娩频繁而陷母体于很衰弱的时候。3。因受妊娠的影响而致疾病，有损害母体生命危险的时候。4。卖**妇。5。有遗传病的人。”[172]

桑格夫人在演讲中号召中国成立节制生育的组织，并迅速得到了响应。在北大的讲演结束后，胡适当即宣布组织生育裁制协会，有赞成者可到校长办公室或致函。[173]1922年10月15日，“产儿制限研究会”在北大成立，以“研究产儿制限底学理和方法，期之施行”[174]为宗旨，组织者为李去非、戴朝震等北大学生，胡适、陈启修等教授亦极端赞成。[175]虽然该会因为种种原因未有实际活动，但会员均注重研究方法，李去非就根据一年来的研究和实验找出了最新最适用的节育方法，并结合比较其他方法，著有《产儿制限方法论》一书，将待全体会员和医士等参酌后出版。[176]研究节育的著作也逐渐增多，在1926年中华书局的广告中，放在醒目位置的四本书中就有三本是有关女性卫生的书籍，其中有徐博霖著的《生育节制论》。[177]

虽然在20年代未形成一定规模的节育行动，但通过舆论的宣传，社会上的一些人开始接触并接受节育，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节制生育的接受度较高。根据1922年12月至1923年9月甘南引对北京842名知识青年婚姻问题的问卷调查，共有77%的人赞成节制生育，理由之一即有“照桑格夫人所讲，非制裁不可”。[179]在1928年葛家栋对燕京大学202名男生的调查，以及1931年周叔昭对燕京大学188名男女生的调查中，大部分学生都主张节制生育，且在后者的调查中，女生相比于男生更激烈地反对多生多育，调查者认为这是“因为生育的痛苦原为女子独负”。[180]1929年，陈利兰对燕京大学女校、燕京大学女附中、北京大学女子部和培华女子中学的共两百名女性进行了调查，赞成生育制裁一项者达到了90。5%。[181]

到30年代，节育工作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北京的节育工作以北平妇婴保健会为中心。1930年保健会在保婴事务所设立了节育指导所，每星期三上午9～12时，由杨崇瑞医师面授节育方法，1933年起由沈骥英担任医师，每星期开诊两次，并有社会服务员常驻，办理所内一切事宜。[182]其他医事机关也积极配合保健会的工作，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社会服务工作中就包含对人口众多的家庭劝导节制生育，1934年经该所介绍赴保健会实行节制生育者达40人。[183]节育指导所采用的节育方法有四种：如意袋、乳酸外加棉花、金鸡纳霜片、子宫帽与乳酸油。[184]后三种都是施加于女性身体上的节育方法。其中子宫帽效果较好，子宫帽是一种橡胶制成的圆帽形盖子，在**前放入女性的身体，用以盖住宫颈口，使精液不能进入子宫内，子宫帽须与子宫口尺寸相当，因此女性要使用前须由节育医师或助产士测量子宫口后才能选择合适的号码，子宫帽结实耐用，配合乳酸油使用避孕效果更好。[185]

在1930年至1934年间，节育指导所共进行了852个案件的工作，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以处于社会中层有固定收入的小资产者人数最多，但每月进款无定或毫无进款者也有150人之多，反映出节育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因母亲身体健康原因而节育者有128例。但节育效果不良数过半，这其中有社会经济状况不良、市面上违法堕胎及避孕药物的问题以及事后调查不充分的原因，除去客观因素，主观上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女性宁愿冒堕胎的危险，而不愿忍受日常节育的麻烦。[186]

经过节育机构切实地努力，在30年代已经有不少人主动请教节育的方法，虽然仍以社会中上阶层居多，但也有一部分来自社会中下阶层。如北京博爱医院的《医学卫生旬刊》及北平妇婴保健会在《北平晨报》上的《人口副刊》都经常收到来信，请求节育指导。[189]理由有孩子太多、经济压力、母亲要工作等，还有的女性受尽生产的苦，以“妊娠即是自杀”，却屡试各种中西避孕药品均无效，不得不前往医院请教节育方法。[190]经济问题是促使节育的根本原因，但女性的体质，尤其是因生育引发的身体虚弱，也是造成人们不得不选择节育的重要原因。

有人说，在“产科化”进程中，“女性的身体曾成为迷信的毒害物、刀圭的试验品，以至真正的科学的真理的发见地”。[191]再造近代中国母亲的要求将女性的身体进一步从属于卫生的控制，国家话语也由此更严密地笼罩住女性的身体，最终逐渐完成“生育行为的社会化”[192]过程。由于近代市政机构未将生育的过程严格置于行政管制之下，因此生育卫生虽然有舆论的呼吁和宣传，以及医卫机构的劝导和施行，但实际上仍然基于女性个人的自主选择，而社会习俗的惯性以及节育过程带来的身体不自主情形，是影响女性选择生育卫生操作的重要原因。

三、塑造美的女性

近代卫生话语对女性身体的再造不仅作用在具体的身体形态上，还反映在身体的观念上，具体表现为推动了女性身体的审美观发生转变。在20年代中后期，随着卫生知识对女性身体的影响日渐显著，以及体育运动的推广普及，近代中国女性身体新的审美观逐渐形成，这种审美观趋向于欣赏健康和自然，健康美成为时髦的名词。

倡导健康美的舆论批判传统的“不弱不病不能为美，要美必先弱先病”[193]的审美观念，其使女性的身体陷于万劫不复的深坑，造就虚弱多病，不啻为一种“缺憾”、一种“罪恶”[194]。女性虚弱多病的身体“小之害了自己的健康，失了自己的美貌，杀了自己的威仪和生气；大之丧了民族底生气，造成懦弱无用的国民，苟且地生，苟且地死，等候着做没落的亡国奴”。[195]

健康美这个概念在30年代最终形成，其要求再造中国女性的身体，以符合近代国家的需要，并能与西方人的身体相竞争，同时也关注女性身体的健康状态和美观价值。这不仅在国家民族层面上，亦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使卫生与女性的身体进一步契合，并与美感相系。正如有的论者认为，健康美和姿态美，“才能打破中国底积弱，使种族优生化”，并且这“才是现代美人至不可缺的主要条件呢”！[204]在健康美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对如何塑造女性身体美的讨论逐渐深入，实际的工作也随之逐步开展。

要实现健康美，首要注重清洁与保健，这是实现身体卫生的基础。“居起饮食等适当与否，对于身体的健康与姿态至有密切的影响”，因此在日常生活上要注意卫生，讲究早睡早起，饮食适宜。[205]身体的清洁要作为日常事务，并且有一定的要求和程序：“就沐浴而言，如能于每晨沐浴，于青年妇女卫生裨益不浅。而沐浴先用温水以便除垢，但在水中亦不得过久，多不可超过十分钟以上；盖恐其精力疲乏，反而有碍健康。又妇女之头发，亦宜时时要肥皂洗濯，使其清洁，因为人发为最污之物，苟不时时洗濯，则肤屑满头；虽日加梳刷，终亦无益于事。”[206]

女性身体的卫生状态如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并使身体在美感上与西方人比肩，进行体育锻炼是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黄种也未必不如白种美，譬如一个中国人勤于运动讲究卫生，他的四肢百骸自然会平均发达”。[207]女性通过体育锻炼造就强健的身体，无疑是富国强种的重要保证：“欲为富国强种计，舍注重女子体育，其道无由。”[208]健康的身体也有助于女性精神面貌的革新：“女子对于运动竞技，有了兴味，则舍掉褊狭心而增公平的气概，去骄侈，去虚荣，不止肉体强壮，即精神上亦将有一大革命的出现。”[209]

开展女子体操教育不久之后即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在1907年呈请制定的《女学堂章程》中就要求“凡司女子教育者，须常留意卫生，勉习体操，以强固其精力”，每星期须教授体操2小时。[212]1909年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了《女子体操范本》，用作小学体操课程的范本，明确提出：“我国之人文弱已达极点，女子尤甚，欲救此弊，舍体操莫由。”[213]

20年代以后，竞技体育逐渐成为潮流，女子竞技体育亦得到了发展，中国女选手就于1923年开始参加了远东运动会。[214]在北京的学校中，女子体育得到了全面的提倡。1924年在女青年会的组织下，北京各学校体育教员商议成立了女子体育会，倡导体育研究。[215]第二年女青年会还发起举行了一次北京女学界运动会，共有九所女校参加，与会学生约千人，参观者达万人。[216]1927年春季，北京中等以上学校体育联合会举办了北京联合运动会，第一次与各女校联合，“使男女同胞，皆得运动之益”。[217]

图9。21927年北京联合运动会女生排球比赛

资料来源：《体育》，1927（2）。

此后各学校的女子体育更见发达。1928年，北京大学女一部成立了体育会，其下的运动项目就涉及各种球类、田径、舞蹈、远足、拳术等。[218]30年代在北京的一些女子中学中，体育活动项目丰富，形式多样，如私立笃志女子中学每周有两小时体育课，内容包括步法、个人操、球类、田径赛、土风舞等，每季还有各项班际比赛，课外有篮球等运动；私立慕贞女子中学的体育课除军事操外，还设有跳高、跳远、秋千、跑绳、轧板、摇椅等器械运动，学生均感兴趣；私立贝满女子中学除体育课外，每周有二次必修的课外运动，主要做球类、田径赛练习，每年春秋必举行运动会及各项球类比赛，并积极参加校外一切团体联合比赛。[219]

对于社会上的普通女性，能选择的体育锻炼形式不仅限于体操，但舆论仍然主张运动方式应兼顾女性的生理特质，强调运动时须有益于妇女的身体，而不可使其与男子同等程度。[220]在舆论的倡导下，体育锻炼逐渐嵌入一般妇女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些女性每天的例行工作。

有人以好莱坞女明星为例，说明其健美的身姿来自于每天起床后必须进行的柔软操。[221]还有人提供达到健康美丽的简易运动方式，指导读者每天运动一两次，每次10分钟至20分钟。[222]健康美不仅是年轻女性的专利，年长的女性也能享有，其方法就是进行体育锻炼。曾有人生动描述了在北海滑冰场上外国老太太的矫健身姿，由此反观中国女性多半未老先衰，原因就在于缺乏运动。[223]有的女性就提出经常进行适宜的运动，可使身姿婀娜，即使到了中年也不易臃肿或瘦弱。[224]

总之，在舆论对女性身体的讨论和一部分女性的切实努力之下，中国社会评判女性美丑的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化，近代女性逐渐趋向于以自然朴素、健康活泼为美。这种审美观是女性个人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的背后有民族国家话语的影响。近代身体审美观的变化根源在于民族和国家的需要，卫生是促成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由卫生话语塑造的自然和健康的女性身体，才符合近代民族国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