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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周期性的卫生工作（第1页）

第二节周期性的卫生工作

周期性是时间的重要特性。世界时间由小至分秒，大至年、世纪的各个单位组成，每个单位都在进行循环往复的运动，由此构成了各个时间周期，按照一定时间周期规律的反复运动即为频率。世界时间的周期是客观和机械的，看似循环往复，但由于世界时间的观念是背对过去、面向未来的，因此随着时间周期的更替，人们的时间感觉总是在往前进行，社会呈现出不断向前的线性发展。卫生知识以世界时间为时间框架，采纳世界时间进行周期性的活动，通过不同频率的反复运动，以及由缓到急的梯度变化，卫生知识的普及程度得到提高，其对社会和人群的影响更为深刻和持久。

一、卫生与星期制

星期，即礼拜，是世界时间的一个重要组成单位，以七天为一个周期。在中国星期最早出现于19世纪以后来华传教士所建的教堂中，其后随着在华外人的增多和活动范围的扩大，对西方事物接受程度较高的人们也逐渐对星期制度产生了认同。

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为兴西学创办了各种学会和新式学堂，规定星期日为休息日，这是中国主动实行星期制的起始。官方开始采纳星期制是在清末“新政”时期，首先在教育领域得到局部的施行。根据1902年颁布的《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高等学堂和中学堂均以一星期为周期安排课程，其中京师大学堂和高等学堂在“房虚星昴日”休息。[41]这个称呼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八星宿对应每个月的四个礼拜日，此四天正值房、虚、星、昴四宿值日，故有此称。1906年前后清政府各衙门相继规定星期日停止办公，到1911年清政府各衙门均施行了星期日公休制度。[42]在清末的最后十年间，“星期”作为一个由劳作到休息的时间周期逐渐得到了确立，“礼拜”之称也由于清政府努力淡化基督教的影响，而根据星宿值日之期的对应说法正式确定了“星期”“星期日”的名称，这是中国引入并本土化世界时间的一个典型例子。随着民国成立改用阳历，星期制开始得到正式且全面地推广。

星期是近代社会活动重要的时间周期，近代北京城市中的卫生宣传教育也多以此为活动规律，基督教团体率先行动起来。在北京，采用星期制开展活动较早、具有相当规模且富有成效的团体就是由青年会所指导的1913年成立的“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这是北京各大学学生会的联合组织，宗旨在于提倡北京的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灌输平民以爱国观念和普通知识，并匡扶道德、改良风俗；主要的活动有开设夜校、组织讲演和游艺会，以及进行社会调查，星期是其活动的主要周期。在创设之初，社会实进会每星期日在城内十处讲演所讲演一次，每两星期在各慈善教养机关讲演一次；该会设有游戏场二处，每星期教授游艺活动二次。1918年，该会举行的夏令特别工作将各项事务进行了扩展，讲演会和游艺会分三处每星期各进行三次，露天学校亦有三处，每星期上课九次，这几项活动每进行九次即放映活动电影一次。[43]1919年，讲演地点最终固定为两处，在盔甲厂的讲演时间为每星期六下午6时到8时，在慧照寺为每星期四下午6时到8时，听讲者以学生为主，但每次总有普通平民四十多人。[44]

1919年初，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次年在马神庙东口创设讲演所，每星期一、三、五的晚上7时起进行讲演。听讲者以附近居民为主，但也不乏远至者，均为近邻转告传布而来。人群中初以儿童最多，但年幼无持续性，话匣完后即散去，之后中老年人才相继而至。起初听众提问颇多，以后多已了然而几乎没人提问，听众还主动要求讲解家庭及日常生活话题，可见讲演确有很大实效。在讲演工作顺利开展之后，讲演团进而筹划游艺会、购买传染病图画图书等，进一步丰富活动的内容。[45]一些医疗机构也定期开展卫生教育活动，如1923年由热心社会服务的人士在灯市口开设的孕妇儿童卫生所，每星期请协和医院产科杨崇瑞医师到所一次，查验孕妇现状，或讲演产育知识，借此提倡妇婴卫生。[46]

1925年公共卫生事务所成立，官方的卫生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开始增强。该所成立起初每逢星期三即讲演关于卫生上一切智识。[47]1934年该所每逢星期六举行儿童卫生会，按学龄分为学龄前及学龄两种儿童卫生会，灌输浅近的卫生知识，训练各项卫生习惯，区内所有儿童都有参加的权利；还开办了家政卫生训练班，为一般受教育的青年女子与主妇而设，每三个月开班一次，每星期上课二次，每次一小时。[48]广播电台讲演在30年代成为卫生行政机构的重要宣传手段之一。1934年，中央防疫处与北平大学医学院合办的预防接种处，每星期派员到北平广播无线电台进行防疫接种宣传讲演。[49]1935年卫生局与北平广播电台商定，每星期五下午4时至4时半进行卫生广播讲演半小时，由卫生局及其下附属各院所轮流进行。[50]

星期成为社会活动的重要周期，不仅因其与工作时间相系，还与休息时间有关。近代七天的星期制分为两部分，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星期日是一星期中特别的一天，这个休闲的日子成为各种社会活动活跃的时间，甚至成为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响应革命，西安的革命党就将起义定在星期日，因为这天除值日官兵外清兵大多不在营房，后因情况变化而提前一周，于10月22日星期日成功发动西安起义，星期日正是促成起义的有利条件之一。[51]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虽然并未刻意选择在星期日，而是时势推动的必然结果，但正是因为这一天各学校停课，众多学生得以齐聚参加，才能造成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在近代北京城市中，星期日休息在政府机关和学校中得到了普遍和切实地施行，官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也与政府的节律一致。而相比起严格遵照世界时间行事的政府和学校，工商业领域则出于盈利的需要很少采纳星期日休息制。虽然只有部分民众获得了星期日休息的待遇，但随着世界时间在社会上的逐渐普及，以及各项社会活动在星期日的蓬勃开展，星期日的特殊性在社会心理上也逐渐得到了认同。

在星期日休息的政府和学校以及一些社会团体，都积极利用这个时间开展社会工作。1922年主张节制生育的产儿制限研究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成立大会，就定在星期日。[52]当年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汤尔和亦特地于星期日开办讲演，将其近年研究公布于社会，并展示各种标本任人参观。[53]学生团体多以组织平民讲演等活动使星期日的影响力进一步向社会延伸，如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将每月的四次定期演讲，均安排在星期日下午1时至4时。[54]青年会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如1920年内二区地方服务团就将平民卫生讲演会的开设时间定于星期日晚上。[55]京师学务局在模范讲演所对各讲演所讲员进行知识培训，以星期为单位开办星期讲演会，其中在星期日两次约请学务局科长讲演防疫症传染方法，加强对各讲员的卫生知识培训，并期望通过教育讲员将卫生观念向民众广为传布。[56]大规模的卫生运动也安排在星期日举行，如1935年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的开幕日放在星期日进行。[57]

为民众提供卫生环境和知识的公共空间在星期日均能继续开放，且以星期日读者为最多，各个讲演所和附属的各书报阅览处，以及北京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均是如此。公园的开放更是一年从未间歇，星期日和节假日正是游人最多的时候。民间力量的活跃和社会空间的开放使得星期日不仅是一个休闲的时间，还成为一个教育的时间，卫生知识在星期日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

各类医疗空间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星期日休息制，但人的生理时间与世界时间并不能完全对应，民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不会因为星期日而减少。因此在医疗空间中，星期日休息的方式与其他的社会单位有明显的区别，这其中还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民初内外城官医院均于星期日停诊，[58]其他各大医院的情况也类似。1918年京师警察厅鉴于医院停诊导致急难病症大多被推诿的情况，要求各医院在星期日遇有急症患者前往必须一律诊治。[59]此后的医院规章制度要求实行停诊时间值班的制度，但在1927年，仁民医院仍因星期日无人值班而导致患者死亡，京师总商会为此特函请该院应依照相关规章办理。[60]30年代市立医院成立后，在停诊时间、星期日及例假日均派员轮流值班，以应急症。[61]在私立医疗空间中，教会医院因基督教教规的要求于礼拜日停诊；其他的私立医院和诊疗所，则以星期日上午开诊，午后休息的情况为多，如北陆诊疗所[62]、人人医院、沈规征医院等[63]，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星期日求医的需要。

在近代北京城市中，一部分社会单位和社会人员采纳了星期制，许多社会活动和社会空间也逐渐形成了星期的规律，这是中国采纳世界时间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卫生服务和卫生宣传的各项活动中，星期制被广泛采用和长期坚持，使民众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定期和持续地受到卫生知识的规训。医疗空间顺应民众的需要采取灵活的方式对待星期日，使世界时间与生理时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和谐。星期日作为一个休息的日子虽然没能为所有民众所享受，但通过卫生活动的推动，星期日在民众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逐渐得到认可。

二、学校卫生的周期

卫生工作的周期性，在针对特定社会群体开展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学生群体在学校这个特定空间中进行活动，具有集中及易于教育和管理的特点。这个群体以未成年人为主，身体和智识正处于成长期，开展卫生工作对其有直接的影响。卫生倡导者对此有明确地认识：“即以卫生教育逐渐改良全市之环境也，故学校卫生之改进，实为救治本市卫生治本之策。”[64]因此，在学生群体中持续开展周期性的卫生工作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有利于造就具有卫生意识和健康身体的民国。

学校卫生的周期，最早反映在卫生课时的规定上。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新学制——“壬寅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四年级每星期上格致课程1小时，其中要求讲“人身生理及卫生之大略”；高等小学堂四年级的格致课程与初小相似，程度稍深，每星期课时为2小时；中学堂三、四年级的博物课程，内容包含卫生，规定“应讲身体内外之部位，知觉运动之机关及卫生重要事宜”。[65]1912年，教育部的学制规定小学三至六年级开设包含卫生的理科课程，每周2小时。[66]这些学制都明确要求学校安排近代科学知识的课程，卫生是科学课程的内容之一，同时要求学校的教育活动全面依据世界时间进行安排，这成为近代学校的普遍特征。

进入20年代，随着学校对卫生重视程度的提高，在北京的一些学校中卫生工作的形式逐渐增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聘有校医，每学期对学生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每年春季种痘一次。[67]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按照儿童的生理发育特点规定每日的学习时间，且保证每周有一定的运动时间，一、二年级每日一节，每节20至30分钟，三年级以上每周共180分钟，分六日进行。[68]

30年代，学校在卫生知识的指导下对各项活动时间进行严格控制成为普遍的做法，世界时间的严谨性和统一性从人的幼儿时期就开始得到全面地贯彻。北平托儿所就定有每日活动规程表，施行科学和规律的生活，每日8时，儿童到所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卫生检查和温度测试，其后各项活动均有定时，精确到五分，每隔一定的时间就要求进行保持卫生的活动。[69]

30年代北京学校卫生工作的方法，主要借鉴自第一卫生区事务所。该所的学校卫生工作是北京开展较早、形成一定规模且组织最为完善者，其方法还推广至全国。熟练运用世界时间的周期，为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学校卫生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富有成效提供了有利条件。1926年卫生区事务所正式建立后，学校卫生工作就成为该所工作的重点之一，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卫生、疾病防治、保健工作、卫生教育，工作人员有主任医师、兼任医师、学校护士、劝导员和助理员等。1929年起事务所开办乙种学校卫生，之前所办的学校卫生即称为甲种，以相区别，乙种学校卫生工作较为简易，以健康教育为主，辅以保健工作，以节省卫生经费。[70]从1926年至1936年的11年间，第一卫生区事务所以周期性规律运作的方式，使学校卫生工作成为接受办理的各学校必不可少的日常活动。

学校卫生首要讲求环境，因为“学校环境设备完善，不仅能预防学生疾病，且能促进学生之卫生观念，养成其卫生习惯，而推行实施于家庭社会”。学校卫生工作人员定期对学校的环境卫生进行视察，发现不合卫生之处即提请学校及时改良。每当学期开始之初，即由校医巡视讲堂校舍以及自习室等。1929年，视察强度较之前有明显增加，每日由劝导员进行一次，每星期再由医师与劝导员联合教员进行一次，按此办法实施之后当年的管理工作次数较上年增加一倍有奇，以后此项工作均按此周期办理。1934年以后，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分为总视察和例行视察两种，总视察于每学期开学前由学校主管人员和卫生行政人员进行，主要注意卫生条件，督促校方及时改善；例行视察根据各个学校的情况每月或每星期由劝导员或医师进行，重点放在清洁方面，并随时随地唤起学生的注意。1935年一年内环境卫生视察共计80次，平均每校每月视察1。3次。常规的工作还有饮水化验、消毒、教室光线检查等，一年进行几次。除此以外还有特别运动，各校自1933年开始在春季均开展为期一周的清洁运动，1934年春季慕贞女子中学举办的清洁运动中，每日举行宿舍清洁视察，每星期由劝导员视察二次，对最整洁的卧室予以奖励。[71]

保健工作最主要的内容是施行健康检查。对学生的晨间检查每日进行，于学生上课时按顺序一一检查学生的身体各部。其意义有二：“一为检查学生中有无传染病情形，二为训练学生养成良好卫生之习惯。”晨间检查起初由劝导员办理，后归教员施行，后来又在学生中选择学生稽查，教授以卫生知识，在教员或护士的指挥下实施晨间检查。复查由劝导员进行，工作频率由每两星期一次，增至每星期一次，以检查有无疏漏之处。1935年为“训练学生日常生活卫生化”，加强晨间检查的效果，还在各小学举行了晨间检查大会，以便各生互相观摩，借镜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