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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2页）

[1]老向：《难认识的北平》，见周作人等：《北京城》，5～6页，长春，开明图书公司，1942。

[2]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北京在民国时期经过几度行政建制的变革，并伴随着名称的变化，在1912-1928年作为首都称为“北京”，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特别市，是为“北平特别市”，后又撤特别市设市，为了论述的方便，本书通称北京，但在使用材料时，根据需要会使用包含特定历史名称的专有名词。

[3]现代化，英文为modernization。本文的现代化概念，主要采自C。E。布莱克的定义：“‘现代化’在这里指一种动态形式，对于历史悠久的改革过程来说，它是近世以来知识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结果。其特殊意义，来自于它的动力特征和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现代化首先起始于渴望变迁的态度，以及社会能够并且应该转变的信念。如果有必要定义，那么‘现代化’或许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它伴随着科学革命而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个概念，主要原因在于其对知识的理解和对知识作为现代化动力的肯定，这与本文的研究密切相关，具体的考察在绪论的研究方法部分。

[4]福柯以后现代的视角对知识、权力和历史进行了空间的解读，以空间性思维重新建构历史与社会生活，特别是阐释权力关系与运作以及知识的系谱与空间的关联（《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列斐伏尔提出社会、历史和空间的三重辩证的分析方法，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下深入思考社会、历史和空间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大卫·哈维则通过具体的城市研究挖掘空间的社会性，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的代表人物，其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巴黎城记》，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美]施坚雅等：《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6]优秀的著作很多，如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和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等。其中，1999年获得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书，对近代上海社会进行了细致描写和深入分析，深入寻常百姓、关注历史细节，在对里弄棚户、人力车夫、菜场、老虎灶细致入微的考察中，处处可见对城市发展与市民生活的思考。

[7]史谦德对民国初年北京人力车夫的研究（DavidStrand，RickshawBeijing：CityPeopleandPolitithe1920s，Berkeley：UyofiaPress，1989），是此类研究的开创之作，主要关注社会的中下层民众，试图解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史明正的《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同样关注这个时段，但重点放在北京的市政建设上，揭示了市政建设现代化对城市现代化的深远影响，其对市政管理机构和排污系统的论述，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理论和方法上也都有所创新。

[8]如《疾病改变历史》一书，从疾病史的角度重新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各个时期社会发展的丰富面相（[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剑桥医学史》提供了西方医学和卫生事业发展传播的详细图景（[英]罗伊·波特主编：《剑桥插图医学史》[修订版]，张大庆主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则是综合性的疾病史巨著，从整体史的角度强调疾病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叙述（[美]肯尼斯·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张大庆主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9][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0]KerrieMa，AwildernessofMarshes：TheinsofPublicHealthinShanghai，1843-1893，OxfordUyPress，1987。

[11]叶嘉炽对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的卫生成就进行了考察，肯定了建设的成就，但不够重视卫生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和存在的问题（Ka-cheYip，HealthandNatioioninNationalista：TheDevelopmehServices，1928-1937，AnnArbor：AssoforAsianStudies，1995）。日本学者饭岛涉通过研究鼠疫及霍乱等疾病探讨卫生行政的制度化过程，对北京的疾病史也多有涉及，并有相关的中文论文发表，其研究重点在于制度建设，对社会参与、日常生活等方面关注较少（[日]飯島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衞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社，2000）。韩国学者辛圭焕关于北京卫生行政的专著，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卫生行政改革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强调国家权力向公共领域的渗透（[韩]辛圭焕：《国家·城市·卫生——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卫生行政和国家医疗》，AET，Seoul，Korea，2008）。

[12][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3]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见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239～253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

[14]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载《新史学》，1997（4）。

[15]台湾学者在这个领域有不少优秀成果。如梁其姿对长时段的疾病史进行考察，尤其重视医疗卫生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梁其姿：《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载《历史研究》，2003（5）]；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2007。雷祥麟通过考察各种卫生论述，探索另类的卫生认识出现的原因及其对卫生概念形成的影响[雷祥麟：《卫生为何不是保卫生命——民国时期另类的卫生、自我与疾病》，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4（54）]。李尚仁主要以西文文献为基础探讨卫生的文化意涵和相伴随的权力关系[李尚仁：《腐物与肮脏：十九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环境的体验》，见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周春燕则从性别史和身体史的角度探讨妇女卫生[周春燕：《女体与国族：强国强种与近代中国的妇女卫生（1895—1949）》，台北，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16]代表文章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邱五七和马彦合作的《公共卫生概念的历史演进和思考》[载《预防医学情报》，2006（3）]一文，该文详细分析了公共卫生的核心、对象、实质。

[17]如杜志章的《论晚清民国时期“卫生”涵义的演变》[载《史学月刊》，2008（10）]一文，详细考察了中国经由日本翻译引入西方现代卫生知识后，其与传统卫生观念的碰撞，这一过程使得民国时期的卫生含义有多个向度并富于变化，社会精英在具体实践中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调整，从而实现了卫生概念的现代转化，体现出对中西卫生的吸收和超越。还有张子伊的硕士论文对卫生概念的演变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近代中国“卫生”概念嬗变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3）。

[18]如郭峰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医疗卫生事业》（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对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医疗卫生事业管理进行了逐项梳理，肯定了其间所取得的成就，也客观地分析了存在的问题。龚小雪的研究（《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6）则将视野放至整个清代，认为清代已经存在公共卫生管理及相关的管理机构，而根据普遍的认识，公共卫生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西方，这个概念能否用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尚值得商榷。

[19]何小莲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如《冲突与合作：1927-1930年上海公共卫生》[载《史林》，2007（3）]，以及《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滥觞》[载《学术月刊》，2003（2）]，都主要针对近代上海租界的公共卫生事业进行阐述，表明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事业举步维艰，正是中国近代化发展状况的缩影。胡成从华人“不卫生”形象的产生入手，阐述了租界卫生的改革，促使华人精英对“不卫生”进行反省和批评，并切实开展卫生实践；中外双方在不同立场下的冲突和竞争，共同推动了上海公共卫生的现代性发展[《“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观察（1860—1911）》，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56）]。罗苏文在《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一书中专列一章，讨论了租界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和对华界公共卫生事业的影响。

[20]彭善民：《上海公共卫生与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1]如袁熹的《近代北京医疗卫生事业与市民健康》[载《北京档案史料》，2005（3）]一文全面追溯了北京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形成和发展状况，指出当时城市公共卫生状况并没有较好地解决市民健康的问题。梁淳威、梁峻、曹利娟的《清末北京卫生管理概要》[载《北京中医》，2007（5）]具体梳理了清末北京的卫生管理及实践，指出卫生事业的初创对构建现代都市卫生管理体系有重要意义。

[23]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24]如刘岸冰的《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载《史林》，2006（2）]一文，针对上海环境卫生的管理机构、制度、具体措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性都作了系统分析，认为环境卫生管理的兴起和发展是上海城市管理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杜丽红的《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载《近代史研究》，2005（5）]一文，关注了近代北京环境卫生管理的发展和改革过程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分配，提出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切实性。

[25]如陆文雪的《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载《史林》，1999（1）]一文，依据工部局的大量档案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探讨食品卫生管理制度的起源和在中国城市的适应性问题，是近代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研究中的上佳之作。朱德明的《上海公共租界食品检疫初探》[载《历史教学问题》，1995（6）]以及褚晓琦的《近代上海菜场研究》[载《史林》，2005（5）]分别选取了饮食卫生的一个方面进行具体研究，富有开创意义。杜丽红的《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一文，从卫生知识的传入导致人们对国家权力认识发生转变这一问题意识着手，阐述近代北京饮水卫生的制度和观念变迁的历史过程，反映了卫生行政机构的行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改造和影响。

[26]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位学者，仍有许多可待深入研究之处。张丹红和张苏萌对学校卫生史的研究成果占了大半壁江山[《中国早期校医设置概述》，载《中国学校卫生》，1998（4）；《19世纪后叶20世纪前叶中国的学校健康教育》，载《中华医史杂志》，1999（10）；《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学校卫生》，载《中国学校卫生》，2001（6）；《20世纪前叶我国以学校卫生为书名的著作略述》，载《中国学校卫生》，2005（4）]，其中《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学校卫生》一文是目前仅见的关于清末学校卫生的专门研究。

[27]如杨欣的硕士论文《基督教在华妇女医疗事业研究（1840-1949）》（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着眼于全国范围，根据教会报告进行了有针对性和开创性的研究，可惜较为简略。赵婧的博士论文《近代上海的分娩卫生研究（1927-1949）》（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翔实地考察了近代上海在生育方面的具体情况，关注产婆与助产士之间的新旧之争，在生育医疗化的倾向和困境方面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讨。俞莲实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以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对北京、上海、南京这三大城市的具体实践和个案进行了详细讨论，注重女性在生育领域的地位、经历和生育节制行为对其造成的压力。

[29]代表性的论文有史如松、张大庆的《中国卫生“启蒙运动”——卫生教育会的贡献》[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2010（5）]，系统梳理了民国前期的卫生教育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卫生教育和宣传运动，认为其推动了医学界和政府对公共卫生的关注，发挥了卫生“启蒙”的作用。

[30][印度]A。R。德赛：《重新评价“现代化”概念》，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李宗克：《现代化与现代性：概念的清理》，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尹保云：《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历史定位》，载《学术月刊》，2005（10）。

[31][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以色列]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王继、王浩兵：《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探析》，载《社会学研究》，2003（3）；陈春燕、赵继伦：《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多维透视》，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4）。

[3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3][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4][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刘北成：《福柯史学思想简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2）；余章宝：《散乱的历史——福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4）。

[37][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载《社会》，2008（2）。

[39][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夏玉珍、姜利标：《社会学中的时空概念与类型范畴——评吉登斯的时空概念与类型》，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3）。

[4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1][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