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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1923年，一位旅行者写道：“10年前到过北京的人或许对这个城市当时破敝不堪的景象仍历历在目。街道上布满了污泥……河流像污水沟一样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卫生的概念尚不为人所知。”但是他马上接着说：“如果10年前到过北京的这个人今日重访北京，他会感觉自己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他简直无法把北京与昔日那个老城市联系在一起。”[204]虽然其中不免有主观夸大成分，但确实描述了北京城市面貌的改变。

在近代北京城市卫生状况逐步改善的过程中，城市民众和推行卫生的市政机构及民间力量之间展开了博弈。城市民众、秽物清理者和市政机构在对待影响城市清洁的垃圾和粪秽问题上，出于自身的利益各有打算。从表面上看，近代北京城市的不洁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善，似乎是自私自利的民众和秽物清理者占了上风，但市政机构在舆论的压力和支持下表现积极，后来居上，逐渐成为强势的一方。在改良城市商业空间的过程中，市政机构和民间力量相互配合，使卫生工作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推动了城市民众和商业经营者的卫生意识和改良行动从被动到主动转变。

在城市空间的博弈中，民众对城市空间的使用和支配逐渐受到卫生知识的约束和规范，普通民众、秽物清理者、商业经营者对城市所负有的卫生责任被舆论不断强调，并被法规制度确定下来。市政机构通过引入近代卫生设施，施以各种行政手段，使其在城市空间中的统治力得到扩张和增强，成功地扩大了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和民众生活的影响。

[1]此处的空间概念主要来自于[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及[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2][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陈愉秉等译，34～35页，北京，中国书店，2010。

[3]朱季青：《北京的三大怪状》，载《医学周刊集》，1928（1），237页。

[4][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上），45页。

[5]贺良玣：《废物别用》，载《晨报》，1925-11-11（6）。

[6]□伯：《马路卫生》，载《晨报》，1925-01-15（6）。

[7]若狂：《北京公众卫生》，载《晨报》，1925-01-12（6）。

[8]《汽车与尘土》，载《晨报》，1919-08-25（3）。

[9]《条陈改良路政数端恳请采择施行》（1930-11-01），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17-001-00330。

[10]昌：《垃圾》，载《世界日报》，1927-11-04（7）。

[11]虬郎：《向警厅和慈善家请愿》，载《晨报》，1925-01-18（6）。

[12]屯民：《伟大的京都》，载《晨报》，1924-12-07（6）。

[13]朱季青：《北京的三大怪状》，载《医学周刊集》，1928（1），237页。

[14]《开沟善举》，载《大公报》，1904-04-26（3-4）。

[15]《清末北京志资料》，张宗平等译，460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

[16]《条陈关于卫生及路政各项意见祈采纳》（1931-07-14），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17-001-00330。

[17]《民国时期北京（北平）市历年人口统计》，转引自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33～1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8]扬：《清除秽土的新法》，载《市政评论》，1934（1），82页。

[19]《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年年报》，103页。

[20]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下），41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1]若狂：《北京公众卫生》，载《晨报》，1925-01-12（6）。

[22]《函工务局关于天安门前御河及南池子一带河道淤积事》（1935-03-05），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17-001-00854。

[23]《请填骆驼水坑》，载《晨钟报》，1918-07-15（3）。

[24]《宜注重公共卫生》，载《晨报》，1922-02-11（6）。

[25]周连春：《雪隐寻踪——厕所的历史·经济·风俗》，35～36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26]《清末北京志资料》，461页。

[27]斑马：《北平城根之怪现象》，载《北洋画报》，1929（304）。

[28]森：《不懂的北京》，载《晨报》，1925-05-17（6）。

[29]若狂：《北京公众卫生》，载《晨报》，1925-01-12（6）。

[30]梦明：《北京城的特征（续）》，载《晨报》，1924-1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