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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史学 晚清学术的多旋律并进评介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第2页）

不过，承认夏著在清季予其以“第一次启发”的顾颉刚在20世纪中叶总结“当代中国史学”而论及“中国通史的写作”时，已不曾提及夏曾佑书；他注意到且认为“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和《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和钱穆的《国史大纲》，其中钱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13]若沿袭前人关于清代学术的线性分析，顾先生所列举的史著基本都属道咸以后“务为前人所不为”的“新学”一流[14]；以考据见长的乾嘉朴学虽因胡适等人的提倡而有所复兴，至少在通史界仍属彭明辉所说的隐而不显一类。

更进而言之，连“考据”本身的含义也在转变，王国维曾总结说：“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清季民初之沈曾植“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15]这一从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大致未变的治学基本方法，即一般人通常所说的“考据”。但这多半是有西学坐标之后的“新见”，对尚拘守汉、宋学或经今、古文学区分的“旧儒”而言，“考据”更多是指乾嘉朴学亦即清代汉学推崇的那一套方法，提倡“义理”者每不屑为之。像柳诒徵、张尔田这样的学者常被视为民国考据史学的代表人物，然他们或自认不治考据，或表示出不重视考证之意（柳诒徵的学生郭廷以就认为柳氏在研究方法上“不重视考证”，应与柳氏的课堂表述相关）。[16]

由此看来，考证与经世本身或其变体进入民国后仍可见双旋律并存的现象，其他主题旋律也逐渐出现，有的还占据上风，或许民国史学的发展仍可运用“复音音乐”方法来进一步考察。有一点也应指出：彭先生非常注重采纳他人的学术成果，其引用者已包括与其同年出版的论著。善于整合他人研究本是彭先生向有的特长，本书的自定位也在“中纵深、中广度”之上，故不采取巨细靡遗的方式一一论述具体专题，而是通过主题轴的方式统整相关讨论。

这样的自定位和研究取向，使本书相当适合于作为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参考书，而其文笔也有助于其行远。或许是长期写散文的缘故（彭先生曾主持《联合文学》，其笔名吴鸣的知名度远超过本名彭明辉），其撰写学院式作品同样流畅，且有意将较长的引文置于注释之中，以强化其“可读性”，希望借此增进文本与读者的互动。

本书是台北麦田出版社的“历史与文化丛书”之一，该丛书主编卢建荣教授近年介绍和推动包括“后现代”取向在内的欧美新史学甚力，丛书中不仅有柏克（PeterBurke）评述年鉴学派的《法国史学革命》（王汎森导读）这样的名著，以及詹京斯（KeithJenkins）的《历史的再思考》（卢建荣导读）等“后现代”史作，近亦包括卢先生自己主编的《性别、政治与集体心态：中国新文化史》，非常值得留意海外史学新动向者关注，他日当另文介绍。

（原刊《读书》，2003年第6期）

[1]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

[2]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3]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1919年），见《鲁迅全集》，1册，344～3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这一倾向的一个典型代表即1983年8月在台北召开的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上中外学者的不少论文，参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5]RobertDarCatMassadOtherEpisodesiuralHisteBooks，1985，pp。3-7，257-63。

[6]参见［美］柯文（Paul）:《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7]参见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载《近代史研究》，1995（3）。

[8]（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1205～120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转引自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134页注63。

[9]参见钱玄同自编：《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1903年条，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影印本，12册，755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按：此谱有阎彤整理、杨天石审校的隶定本，定名为《钱玄同自编早年年谱（1887—1905）》，发表在李又宁总编的《天外集刊》第三期（1997年7月），引文在73页。

[10]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丙午（1906）年四月十一日，1册，130页。这一日记中1905—1908年也有阎彤等整理、杨天石审校的隶定本，发表在《天外集刊》第四期（1997年10月），引文在100页。

[11]钱玄同自编：《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1903年条，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12册，7554页。

[12]宋斌整理：《严复致夏曾佑》，1906年8月，见中国哲学编辑部编：《中国哲学》，第六辑，340～34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13]顾颉刚:《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载《民间文学》，1962（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7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4]关于道咸以后之“新学”，参见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载《近代史研究》，1998（1）。

[15]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王国维遗书》，影印本，4册，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6]张朋园等:《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129～13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