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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史学 晚清学术的多旋律并进评介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第1页）

音乐与史学：晚清学术的多旋律并进——评介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

有几年音乐术语“变奏”一词似较流行，且常见于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论著的标题。其实音乐中的“变奏”（variations）乃是针对主题（theme）而言，故若讨论时代主题而仅以“变奏”出之，则其言外之意或谓该时代是个“无主题”或“主题隐晦”的时代。对相当长时间里曾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而言，说其是一个各类“变奏”并存的时代，自亦不乏启示性；不过各种“变奏”的众声喧哗之中，虽掩盖着却也表现着某种或某些或许不那么明显的“主题”。

若在表述中略去“主题”而仅出以“变奏”一语，尽管立说者对“变”的强调得到体现，在主题的“真事隐去”之后，所余者或不免转成“假语村言”，亦未可知，与音乐中原来的意思也不甚一致。倒是敝友马敏和朱英讨论晚清苏州商会而以《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名之[1]，略近其本义。盖除了最近几年外，商人在中国言说中从来是比较边缘的，而商会更是清季才有的新生事物，但在近代“物质兴起”的背景下，因得到政府的提倡而别具权势，虽仍是时代话语主题衍生出的一支“变奏”，到底也呈现出那个时代主旋律之一的走向。

近人以音乐术语表述他事似有其历史渊源：在史无前例的“**”期间，“读书无用论”得到提倡，在一般家长心目中“数理化”已边缘化到连“变奏”也未必算得上的地步，“音体美”成为那时青少年教育的重心。正所谓祸福相倚，国人无意中得到的大收获便是久违的文艺体育才能得到或许是缙绅先生当道以来最大程度的解放，音乐术语也从专家囊中脱颖而出，得以走向大众。对那些年受教育者或关注子女教育者而言，包括音乐在内的文艺术语都变得相对耳熟能详，后来多能用之于表述他事。

台北的彭明辉最近也从音乐视角考察晚清的经世史学，却并无“**”因缘；原来他是个经典唱片“发烧友”，对音乐爱之深而久听成内行，使用各种术语便有如数家珍之感。彭先生从复音音乐（polyphony）侧重两三个主题共存并进的多旋律视角论析晚清史学，认为以民族主义为基调的经世思想是晚清史学的主题动机，其对位主题则是追求富强；不过，尽管时代变局的冲击强烈，史学内部的考据典范依然存在，只是隐而不显。两条旋律虽一隐一显，却仍能并存，终形成考据与经世“双主题变奏”的多旋律现象。同时，内在的学术需求使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探索新路，乃形成风格各异的治史取向，这些特定旋律之中仍各有其主题与变奏。[2]

正如作者指出的：过去讨论晚清史学多“陷入两元论述的迷思”，常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概念置于简单的对立地位，其实“晚清的学术思想是多面向而非单一式的；各种学术思想之间，交织成复杂的复音音乐样式，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能平行，可能交错，可能对位，可能互补，汇总为经世思想的整体面貌”（110页）。这样一种“多旋律的主题与变奏”复音音乐样式不仅存在于经世思想的整体，在诸如今文学或公羊学这样的分支内部同样存在。

本来近代中国最具典型意义的时代特性之一即各类因素的多歧互渗，不仅地理区域发展不同步，思想、社会和学术各领域间也存在程度不一的发展不同步，在各领域内部同样存在着明显的歧异。通常被视为冲突的各种人物和社群，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许多方面彼此相互渗透、覆盖甚至重合；反之亦然。鲁迅曾形象地描述说：“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等，都摩肩挨背地挤在一处；“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3]

清季特别是民初的趋新者多存新旧不两立的心态，这一趋新大潮长期以来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国人以至外人对近代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致使本应更加多元纷呈的学术诠释反有些像儿童故事那样黑白分明。史学界过去立论时往往侧重某种单一的旋律，将原本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至今许多学术刊物仍喜好此类文字；这样的论述虽然通畅易晓，却与史事“真相”距离稍远。复音音乐那种两三个主题、旋律同时进行而兼具明示与暗示的深邃表现能力，的确有助于表述近代中国各面相的多歧互渗，学术的发展演进亦为其一。

《晚清的经世史学》共七章，导论和结论之外，专门性的论述凡五章：首先探讨元史研究与边疆史地，继研究今文学的复兴和变奏，接下来综论学术与政治、中国与西方、经学与史学等因素交错互动之下学者探索新路的发展，复论述经世需要所引发的对外国史地的引介，而因教学需要的译介外国史地著作终导致改编本国史的运动，全书的论述以讨论曾鲲化、夏曾佑和刘师培的三本有代表性的中国史教科书为结束。

在以往的单一线性论述中，经世思想影响下的晚清史学多被认为是取代乾嘉朴学考据而起，彭明辉则以复音音乐为思想工具，指出经世、考据两条旋律其实并存，不过经世主题成为学术主旋律而得到凸显，朴学考据则转为伏流，然毕竟始终存在，到五四后被胡适等人誉为“科学”方法，因西方学术思想的“正名”而一度重新成为史学的主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近代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和受其影响的海外学者），心目中往往有一个潜存的“影子对手”，即50至7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相当流行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思考典范，希望说明中国“改革”的需要及其思想资源在相当程度上是本土的。[4]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或反射出西方研究近代中国的大本营美国的学术倾向转变，即史学之外而又影响史学最有力的他学科由心理学和社会学转向人类学。

行为科学的“冲击—回应”（stimulus-and-response）模式在50至70年代影响美国史学甚力，所谓“西方冲击、中国回应”不过是将这一模式运用于特定的区域研究之中，并将具体的“冲击”和“回应”者予以地域或空间的界定。从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起，以人类学思路为基础的“文化史”取向逐渐风靡美国，尽管当年以至今日的人类学关于文化的定义可以说言人人殊，但其一个共同倾向是基本明确研究对象为“他人”（other，包括文化的、种族的、空间的和时间的等等），同时更加注重当地或本土对事物的看法（hings），特别是观念意识的社会面向[5]；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正体现出美国史学界这一得到相对广泛接受的取向落实到具体的中国史研究之上。[6]

这样一种注重中国本土因素的倾向已产生出不少可观的研究论著，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近代中国的了解。不过，观察取向并不代表观察对象本身，观察取向的转变更不应掩蔽观察对象。近代中国面临西潮**击，被迫做出反应，从而引出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思想的大变化，这一被当时许多人视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历史现象恐怕仍是该时段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题。[7]实际上，如果我们将异时代人看作“他人”并注重其当下的看法，也就是遵循在“历史”中发现历史，而不是用我们的历史学术表述去取代“历史”，我们正应进一步重视和关注什么“冲击”当时人最厉害以及他们怎样“回应”。

认为晚清经世思想渊源于晚明，便是近年凸显其本土性的一个代表观念。明清间的传承当然不是无根之谈，在阳明学笼罩思想界的时代，士人束书不观已是常见现象，从万历到崇祯年间，都有针对此风而强调实用的《经世文编》出现。晚清出现的多种《经世文编》不能说没有继承此种“由虚入实”的倾向，但其所针对的时代风气乃是同样因王学而反动的乾嘉考据，即李慈铭所说的“欲救汉学之偏，以折衷于宋学”[8]；不仅“继承者”所欲提倡的反接近“被继承者”此前所反对的（王学与宋学虽有距离，毕竟多被视为“理学”），从学术层面言也还真有些“由实入虚”的隐义（至少具有汉学倾向的人会如此看）。这样一种与前大相径庭的传承充满了诡论意味，实在值得研究者再三致意。

关键在于，晚清经世学的代表人物魏源喊出的那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已清晰地表明经世家所面对的“非本土”现实因素，到后来终导致中国学问因无力退虏送穷而整体“无用”的观念，有心经世的士人多转向西学和倭学。这样，尽管晚清的经世思想直接继承了晚明的类似倾向，但最终还是不曾完全跳出“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窠臼。彭先生对此的处理较有分寸，他既指出了明清两代经世思想的传承关系，同时仍非常注重西方学术冲击对中国史学造成的影响，以两章的篇幅论述了外国史地著作的译介及其影响，特别是以教科书为代表的“改编国史运动”。

他所选的曾、夏、刘三氏的中国史教科书也大致能体现经世、考据两主题并存而共进的进程，新出的钱玄同日记（及其早年自编年谱）中恰有钱氏对此三书的比较性评价，甚能印证彭先生的选择。青年钱玄同于1903年读到曾鲲化（署名横阳翼天氏）所著《中国历史》，“见其多民族主义之谈，甚爱之”，视为“史籍教科书之佳本”。其眼光所注，恰在曾书“经世”的一面。次年夏曾佑的《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之上册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06年出齐，钱氏也读过。[9]

到1906年春，钱玄同又读到刘师培著“国学保存会之《历史教科书》”，此时已转变观念，觉曾著虽然“体例未错，而喜用新名词，太远国风，且考据多讹，恨无人循其体例而改其内容之组织”。倒是刘书“取精用宏，体例亦不差”，甚觉其“真称我心”。不过他认为刘书“文字渊深”，故只适合于“高等科用”；为“中学以下”计，则当“仿其体例，掇其精英而编之，必有佳者”。[10]也许是受国学保存会的影响，钱氏此时的评估标准已颇注重“考据”一面；很可能即因此，他当时得出了刘书“远胜夏［曾佑］《历史》”的结论。

但到其自编年谱时（约为1909年），他再次比较这三本教科书说：“在今日平心而论，历史教科，佳者首推夏氏，次则刘氏。若曾氏者，专务用新名词，并造图像，不率故常，实极可笑。”他承认当年颇青睐曾著是“俭腹人未餍粱肉，乃以糠秕为佳”；但也指出该书“前揭黄帝之像，并有民族族义之语。较之今日鉴定各种课本，实有霄壤之别”。最后一语究竟为褒为贬，似可两解；盖曾氏本有革命倾向，与经过“鉴定”的课本自然大不相同。[11]但不论是褒是贬，大致可确定的是后来的课本不像曾鲲化书那样具有明显的“经世”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对夏、刘二书评价的改变，二氏分别出自经今文学和经古文学，当“考据”成为标准时，似乎古文倾向的刘书为上；但教科书的高下或不当以考据为标准，在叙述的“系统性”和揭示“历史意义”等方面，本来讲究“微言大义”的今文家也许就更胜一筹了。几年间对两书高下的评价完全相反，最能提示钱玄同眼光的转变（他后来自述其“颇宗今文家言”是从1909年开始，似未得到研究者足够重视，此亦一证据）。

严复在1906年读到夏曾佑的《历史教科书》，即一方面“叹此为旷世之作，为各国群籍之所无踵”，同时称赞其“提絜立例处”与“近世西人以天演服藏探内籀之术以治前史”的方法相合；更认为其“于政界方今烧点问题，所谓变法立宪者，亦有无穷之补助”。严复强调，“史之所守固何事乎？曰惟有关于为政、治人之事实。是故历史、政制，相为根实；史学者，所以为立宪张本者也”。[12]严氏的见解或有助于理解钱玄同何以对夏著的评价由低转高，盖其既与西法相合，又能直接为当时的“立宪张本”，具有明显的经世作用。

实际上，三书后来的流传基本如钱玄同偏后的认识：1933年商务印书馆辑印大学教科书时，仍将夏著《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收入“大学丛书”，更名为《中国古代史》，以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该书仍多次重印；刘师培书后来虽少单独刊印，然因其文集的印行和重印尚能为研究者所用；而曾书却已基本淡出我们的历史记忆，连研究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专家也不甚清楚其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