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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化论与作为五四基本理念的科学（第2页）

[4]这些研究也包括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6，有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影印本），该书有专章讨论德、赛二先生的发展和演化，不过其论证从材料到叙述基本都取自伍启元书。

[5]胡适致张君劢，见《孙行者与张君劢》；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均收《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横排新版（用亚东图书馆本），125、122页。

[6]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见《科学与人生观》，138页。

[7]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载《东方杂志》，31卷13期（1934年7月），7、10页。

[8]后来张君劢等“新儒家”那种沉重的责任心和救世的道德负担在这里已有所显露，而其实际上提不出什么具体可行的方策这一特点也已稍露端倪。

[9]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见《科学与人生观》，121页。

[10]张君劢：《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33～40页。

[11]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77页。

[12]丁文江致胡适，1923年3月26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88～190页。

[13]参章演存[鸿钊]：《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见《科学与人生观》，146页。

[14]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横排新版，63～64页。

[15]丁文江致胡适，1923年3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90页。

[16]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见《科学与人生观》，41～42、52页。

[17]熊十力：《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见《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30页，北京，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18]《科学与人生观·胡序》，10页。

[19]1920年6月7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11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89—1990年，1922年3月31日（原书无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

[20]《科学与人生观·胡序》，12～13页。胡适认为“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所以不能允许玄学鬼的进攻。他实际上并未完全否认科学可能带来“灾难”，也不否认科学在中国普及后或应讨论科学可能带来的灾难；他只是认为时机不合适，即这样的问题不适宜在当时的中国讨论。

[21]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见《科学与人生观》，308页。按吴文之所以甚得胡适欣赏，很可能正因其将矛头多指向梁启超和梁漱溟而非张君劢，不过胡适要到晚年才明确认识到这一点。

[22]胡适：《丁文江传》，64～65页。

[23]《科学与人生观·胡序》，12～13页；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载《新月》，2卷6～7号（1929年9月10日，非实际出版时间），5页。张君劢后来说，中国人接受西洋科学至少已数十年，“我们应该拿一种思索（Refleking）的精神和批评的精神来想一想科学是什么”。这里他对“思索”所下的英文界定说明他的观念的确是反思性的，张当时或者真在思索“我们接受科学”之后的整体，而新文化人恐怕有意无意中视其为对“五四”新文化基本概念的反思。参见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载《东方杂志》，6页。

[24]《科学与人生观·陈序》，3页。

[25]叶其忠：《从张君劢和丁文江两人和〈人生观〉一文看1923年“科玄论战”的爆发与扩展》，239页。

[26]《新青年》6卷6期（1919年11月1日）“通信”栏《请看姚明辉的三从义和妇顺说》，654～657页。

[27]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开放时代》，1999年4期。

[28]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载《历史研究》，1995年3期。

[29]这里所谓大传统小传统，是套用西人对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分法。如果从追随者的众寡看，下层文化这个传统当然要“大”得多。

[30]《科学与人生观·胡序》，13页。这样看问题的时人尚不少，差不多十年以后，王造时发现“以前张君劢先生说了几句关于人生观的话，便有丁文江先生等一大群人去打玄学鬼；今年由考试院长戴季陶先生等所发起的时轮金刚法会在北京举行，在丁文江胡适之先生等脚下大演法宝，闹得轰轰烈烈，文化城中倒没有人去喇嘛庙里打鬼”。王造时：《复兴新文化运动》，载《主张与批评》，第3期，转引自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344页。

[31]《科学与人生观·陈序、胡序》，7、17页。

[32]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404页。

[33]关于这一点，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载《历史研究》，1996年6期。

[34]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见《科学与人生观》，51页。

[35]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见《科学与人生观》，62、64、98页。

[36]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见《科学与人生观》，99页；罗家伦：《科学与玄学》，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第3册，279～280页，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6。

[37]丁文江使用“玄学”一词或亦因梁漱溟先已论及玄学，提示着这次论战与稍前开始的“东西文化论战”的接续（其中“东方文化派”以二梁为代表）。参见汪晖：《从文化论战到科玄论战——科学谱系的现代分化与东西文化问题》，载《学人》，第9辑。

[38]傅之言转引自《胡适的日记》，1929年4月27日。

[39]《科学与人生观·陈序》，2页。

[40]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见《科学与人生观》，305页；胡适：《丁文江传》，68页。

[41]不少研究者都根据几十年后西人对“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来反观时人的观念，他们在研究时无意中实际上参与或介入了这场争论，既成为争论之一方同时又兼充“裁判”之职，从而“发现”当时论者的种种疏漏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