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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进一步认识五四的丰富性（第3页）

[53]《教务长布告》，载《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24日，1版。

[54]蔡元培：《校长布告》（1921年12月7日），载《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2月7日，1版（8、9两日再刊）。

[55]蔡元培：《十月二十五日大会演词》，载《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0月26日，3版。关于此次讲义风潮，详另文。

[56]蒋梦麟：《晨报四周纪念日之感想》，载《晨报副刊》，1922年12月2日，21版（这是上一日纪念增刊的延续，版数也接续前日增刊）。

[57]蒋梦麟、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载《新教育》，2卷5期，592页（卷页）。

[58]沈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载《建设》，1卷3号（1919年10月），608页（卷页）。

[59]作人：《同姓名的问题》，载《晨报副刊》，1922年12月3日，3版。

[60]黄日葵：《中国危机与青年之责任》，载《救国日报》，1920年1月19日，2版。

[61]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11月19日），载《时事新报》，1919年11月25日，3张4版。

[62]关于民初对“尝试共和”的失望，参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41～5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3]陶孟和：《评学生运动》，载《新教育》，2卷5期，598页（卷页）。

[64]沈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载《建设》，1卷3号（1919年10月），600～604页（卷页）。

[65]近代学生的兴起及其衍化是个大问题，本书不拟深入讨论。关于学生及其运动，可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专刊，1994；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66]蔡元培：《对于学生的希望》（1920年秋），见《蔡元培全集》（4），38页。

[67]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1944年5月），见《傅斯年全集》，第4卷，262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68]叶嘉炽后来提出，学生界受新文化运动感染，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具有特定利益和关怀的社群，甚至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subculture）。参见Ka-ationalismaioureaudentAthe1920s”，idThomasH。Etzold，eds。，the1920s，Nepoints，1976，pp。94-108。

[69]参见王波：《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及前期活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硕士论文。

[70]戴季陶：《政治问题应该研究不应该研究》，载《星期评论》，24号（1919年11月16日），4页。

[71]北大一位学生当时就敏锐地意识到：“现在有些人，看着什么上帝、国、教会、礼法一类的鬼玩艺失了效力了，又横抬出‘社会’两个字来哄吓人。”该文指出，作为与个人相对应的范畴，那时“社会”所取代的正是近代西方意义的“国”。不署名：《女子独立怎么样》，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5期（1920年2月1日），3页。

[72]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载《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205页。

[73]雁冰：《佩服与崇拜》，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5日，4张1版。

[74]这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一些初步的探讨，可参见罗志田：《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22～26页、66～8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5]甘蛰仙：《最近四年中国思想界之倾向与今后革新之机运（续）》（1922年11月30日），载《晨报副镌》，1922年12月3日，2版。

[76]沈雁冰：《客座杂忆——〈新青年〉谈政治之前后》（1941年），见《茅盾全集》，第12卷，95～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77]杨鸿烈：《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进一解（续）》，载《晨报副刊》，1924年2月4日，1版。

[78]谭熙鸿：《纪念“五四”》，载《晨报》，1922年5月4日，2版。按谭熙鸿时任北大生物系教授，校长室秘书。

[79]钱用和：《这次“五四纪念”的社会心理》，载《晨报》，1922年5月4日，6版。钱用和时为女高师学生。

[80]李国瑄等：《北京大学学生会有组织必要的意见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1月2日，3版。

[81]《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8月5日，3版；见《胡适日记全编》，1922年7月24日，第3册，737～738页。

[82]嘉谟：《青年生活与常识》，见《学生杂志》，11卷9号（1924年9月），45～46页。

[83]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载《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1页。

[84]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71～7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85]余英时：《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74页。

[86]这是柯林武德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学理基础，但他并非“以不知为不有”（傅斯年语），而是主张努力去认知那些尚未被认知的部分。参见R。G。gwood，TheIdeaofHistory，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p。225-226，218-219。此书有中译本，见《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256、2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87]蒙思明：《历史研究的对象》，载《华文月刊》1卷6期（1942年11月），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