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四余波（第3页）

[62]本段及下段，参见康有为答朱一新，光绪辛卯（1891），见《康子内外篇（外六种）》，168～172页。

[63]叶德辉：《郋园书札·明教、西医论》，页40A～43B、页44；王先谦：《与徐学使仁铸》，见《虚受堂书札》卷一，页62B。

[64]后人常说张善逢迎，大约不差。但又说其急印《劝学篇》以图免祸，则似未必。前引陈鍫文已指出《劝学篇》刊于《湘报》时距政变尚早。彼时光绪方亟亟于改革，后之结果尚难逆料，张氏恐无此远见。张著《劝学篇》本有意从学理层面维护新政，该书能起到免祸作用，实因慈禧太后无意广为株连，乃借是书为由放张一马，张遂无事。若慈禧太后有意黜张，该书中原颇有可议处，戊戌当年已有人指出：“近年以来，嗜西学者恐专言西学之难逃指斥也，因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以中学兼通西学者乃为全才。此欺人之谈也”。而新创各学堂“类皆以中学饰为外观，掩人耳目，而专致志惟在传布西学；以洋人为宗主，恃洋人为护符”（高庚恩摺，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84～4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几年后徐桐仍指斥“《劝学篇》尽康说”（参见张謇日记庚子年二月十三日，见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432～43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可知真旧派已看破张之洞真意，其所攻也早已直指张。这个问题牵涉甚宽，非简单讲得清楚，但颇能说明真旧派与王先谦等的区别。

[65]叶德辉：《郋园书札·与俞恪士书、与皮鹿门书、答人书》，页31A、9B～10A、23A。

[66]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皮鹿门书、与俞恪士书》，页9A～B、30B。

[67]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石醉六书、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与戴宣翘书》，页2A、5B、19A。

[68]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皮鹿门书》，页12B；王先谦：《复万伯任》，见《虚受堂书札》卷二，页21A～B。

[69]叶德辉：《明辨录序》，转引自邝兆江：《湖南新旧党争浅论并简介〈明辨录〉》，109页。

[70]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按梁启超确实在光绪二十二年曾说：“吾不忍言西学”，盖“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6页。

[71]转引自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7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72]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164～166页。

[73]按湖南之内也有更守旧者如曾廉，当于另文中探讨。

[74]改归知县庶吉士缪润绂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七日，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62～463页。有意思的是，铁路机器等缓不济急并不仅是旧派的看法，新派谭嗣同即有完全相同的认知。参见《上陈右铭抚部书》，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276～277页。

[75]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2册，140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76]从忧患意识这一关注点的分野看，皮锡瑞实际是一个矛盾的中间派。他在讲学中一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这与湖南旧派中许多人及在湖北支持新派的张之洞是相通的，但他所积极追随的康学却不能为上述两方面接受。皮同时看到国与教受到的严重威胁，也可以接受激烈的变法。但他在西方事物的引进方面比王先谦并不见得更“开放”：他关注着每一外国人及外来事物与湖南的接触，实际上几乎对所有这些接触都持怀疑的态度，因为都可能引发湖南的内乱；而他也只是在无法抵制的现实情形下被迫接受外国的入侵。在皮氏眼中，所有的新政措施都是为了防止或预备外国事物的强行进入湖南（这也是其他新政推行者的一个重要考虑，但似乎不到皮所强调的程度）。这些内容只能专文探讨了。

[77]有意思的是那时康梁师弟间对保国与保教的问题反生歧异，这只能另文探讨了。

[78]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九日。

[79]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见《谭嗣同全集》，上册，167～168页。民初新文化运动在观念上的先驱主要是严复，而在实践层面尝试从文化学术上“以夷变夏”则或开端于湖南。

[80]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

[81]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日。

[82]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

[83]叶德辉致熊希龄，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载《湘报》，第112号，页447B。

[84]黄彰健的《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活动》（《戊戌变法史研究》，1～54页）一文论康之转变甚详，极有参考价值，但黄先生立论也时有牵强处。

[85]关于这一点，参见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

[86]民权和平等观念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关怀国是的士大夫都不能不虑及的，故对其有疑虑不一定就表明“守旧”。在1897年已在思考“西洋人人有自主之权”（彼时已思及此当不算旧）的杨度就认为“人人有权则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至于人人无自主之权矣”（转引自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534页）。这与宾凤阳等的思路甚接近，后者也说：“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宾凤阳等来书》，见《虚受堂书札》卷一，页52B～53A。

[87]谭嗣同：《上陈右铭抚部书》，见《谭嗣同全集》，上册，276～280页。

[88]这些文献在黄彰健文中已详细引述，参见其《戊戌变法史研究》，371～390页。黄先生已注意到，两次反新政的奏摺（前摺未见全文）中尚未见涉及民权等敏感言论。

[89]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日。

[90]参阅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398～405页。但黄氏称旧派因抓住新派“悖逆”的把柄而有恃无恐，恐怕太低估了上谕在那时的威力。具体的史实重建只能俟诸另文。

[91]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8～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92]谭嗣同：《上陈右铭抚部书》，见《谭嗣同全集》，上册，279页。黄彰健已多次述及湖南在新派“亡后之想”计划中的重要地位。参见其《戊戌变法史研究》之前三篇长文。

[93]参见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见《寒柳堂集》，149～150页。按陈语含蓄，看似指斥民初国会的“纷乱妄谬”，其实是说梁的行为反复“为天下指笑”。

[94]《郋园学行记》，141页。

[95]叶德辉：《郋园书札·与戴宣翘书》，页20B～21A。

[96]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1年6月18日（原书无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1990。按叶德辉被杀时湖南国共并未分家，实不能肯定其为共产党所杀；不过那时胡适刚与新当政的国民党结束其不小的纠纷（参见罗志田：《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所以姑以那时人人可攻击的共产党为标的。

[97]《申报》，1920年12月20日，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16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98]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见《寒柳堂集》，149～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