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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波（第1页）

四、余波

或可以说，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人物的社会分野与其思想观念并不完全成比例：社会分类上的旧派中人有颇具新意识者，而新派中人也有不少旧观念；两派以及各派之中不同人物的思想、心态与社会行为均可见明显的相互参伍及错位。且这一现象的纵横范围尚不仅限于戊戌时期的湖南，大致为此后中国一个相当普遍的共相。从19世纪后期开始，新旧之争成为近代中国一个持续的现象，但新与旧的区分标准以及不同时期的新旧社会分野却随时而变。

民国代清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戊戌时湖南的新旧分野即渐失意义。民国的新旧已另有区分的标准，而前此新旧角色又有所转换。当年变法时鼓吹开议会的梁启超，到民初乃助当局解散国会。对梁这一反复作为，戊戌时湘抚陈宝箴的后人陈寅恪颇不满，特别指出梁本在戊戌时主张开议会，“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93]

而中国的实际政治也在变化。1913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与叶德辉起争执而逮捕叶，时任总理的熊希龄明电申救，而梁启超也为叶“致书芗铭兄化龙（时任众议院议长），恳切责问”。[94]据说这一事件最后导致在各省设置文职的巡按使，部分实施军民分治。则在实际政治中，文武之争渐有取代原来的新旧竞争之势。在此新兴的文武之争中，戊戌时与叶德辉对立特甚的熊、梁两人，却已与叶站在同一条阵线之上。前后十五年间，时代的变化不可谓不巨大。

大约又十五年后，新旧更有新的区分。熊、梁、叶又发现他们都已不同程度地落伍，大致偏向于前此对立的北洋军阀，而共同站在新兴的北伐军的对立面一边。叶德辉在戊戌当年谈到湖南特别受粤人康有为的“流毒”时说：“湘人尚志节，粤人尚忠义；地本接壤，风气多同；唇齿之依，当在异日，而断非一二浮薄少年所能联属，此可据理以断者。”[95]到北伐时，叶的预言部分实现，广东和湖南共为北伐军重镇。然湘粤之联属，恰为叶氏更不齿的“一二浮薄少年”所为；叶本人也终不为其所容，死于北伐少年枪下。彼时反思，或者时务学堂之人尚属可以接受的了。

到1931年6月，胡适应叶德辉的学生杨树达之请，为叶的遗墨题了一首追悼诗说：

郋园老人不怕死，枪口指胸算什么！生平谈命三十年，总算今天轮到我。

杀我者谁？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当年誓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账。

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三十年中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

胡适对当年的“是非”是有明确立场的，他指出：“戊戌变法时代，叶德辉与王先谦代表湖南的反动思想，攻击康梁的革新运动。”[96]三十年后，新旧的载体固已大变，而“是非”却仿佛仍依其旧。在当时已开始“落伍”的新派胡适看来，康、梁、王、叶都是过眼烟云，无疑都已甚旧。然而他眼中“反动”的叶德辉与“革命”的北伐少年之异曲“同调”，虽然提示着他对国民党“清党”时因思想而杀人甚为不满这一今典，似乎还隐约透露出一层更深的忧虑：

假如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真是并无大的进步，以前固可归咎于各时期的“反动思想”或各种不彻底的“革新思想”，然胡适这批新文化人“讲学复议政”也已十余年，他们个人多已得大名，其政治的参与却不曾给中国政治带来什么大的改进。特别是北伐时“新派”的社会行为竟然落入三十年前旧派思路的窠臼，则新文化运动在国民性的改变方面不仅没有多大的成绩，反而显出有所退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提倡者，胡适必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退化”的观念是那时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持续的共识。杨荫杭在1920年底曾说：“今日中国新文化，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势。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而学殖安得不荒？则知今日中国新学风，有江河日下之势。”[97]又二十多年后的1945年，陈寅恪在思及戊戌变法时也感到：“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在此心态下的陈氏自己“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外在时势却仍然在趋新的道路上“进化”，并形成所谓“话语权势”的控制力量，使“落后”者不得不自我禁抑。故陈氏“论治”的观念，一直“迫于事势，噤不得发”。[98]

一般而言，中国近代明确的新旧之分，即在戊戌变法之时。从长远看，在整个近代中国的新旧区分上，杨、陈、胡等人大体都曾属于偏新的一边，而又不免相继“落伍”。尤其是不少曾经趋新的人物在不断更新的时势下虽然心存“落后”观念，却“迫于事势，噤不得发”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对近代中国尊新的程度，及新旧之分和新旧之争的曲折微妙，还可做更多面相和更深层次的探索。过去对不同时期新旧人物社会角色的更替之所以认识不足，或者正基于我们对戊戌前后新旧之分初起时各类人物在思想观念和社会角色等方面的错位与互动，仍缺乏深入的理解。不仅湖南，整个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旧之争，应该还可以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索、解读和诠释。

原刊《历史研究》1998年5期

[1]这也可见西方的影响，如前文所引述，“守旧党”的称谓，即可能是西来的。

[2]李群：《杀人篇》，载《清议报》，88期（1901），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23页。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29～146页。

[4]如邓潭洲：《十九世纪末湖南的维新运动》，载《历史研究》，1959年1期；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中的数篇长文；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1895—1898》，台湾大学文学院，1972；小野川秀美：《戊戌变法与湖南省》，李永炽译，载《大陆杂志》，39卷9期（1969年11月）；。Lewis，“TheHueandtheReformMovement，1895-1898，”JournalofAsianStudies，29：1（Nov。1969）；NorikoKamaingTsup-hsienandtheJapaneseMe，Mass。：HarvardUyPress，1981，chap。8；汤志钧：《戊戌变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的第4章及《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的第5章；周秋光：《熊希龄与湖南维新运动》，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2期。

[5]这一倾向也始于梁启超，他在1924年撰《近代学术之地理分布》，论湖南时最后已述及皮锡瑞和谭嗣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77页），却只字不及叶德辉。其实若从民国湘学反溯晚清，则民国湘籍学人最有成就者或当推杨树达和余嘉锡，杨固从叶氏学，而余所长的目录学也正是叶最为人称道者，皆恰好接续在叶氏一途。传人当然不是衡量学术的唯一标准（谭早逝不必论，皮却长期授学于乡，其学似未见承续），但能有大成就者皆出一途，至少说明叶的学术地位实被忽视。

[6]熊希龄致陈宝箴，《湘报》，第112号，页446A～B，北京，中华书局，1965，影印本。

[7]一个例外是陈鍫的《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载《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年6月）。

[8]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戊戌变法前后湖南乃至全国的所谓“新派”并不全新，他们对“新政”的参与和接受有不同程度的区别。而“旧派”也并不全旧，他们大都支持甚至提倡某种程度的革新。但对当时人来说，新旧两党的人员分野基本是清晰的，新旧之争的存在也的确是时人的共同认知（新与旧正是当时人使用的语汇），故本文使用新派、旧派这样的词汇，主要指谓他们不同的群体身份认同，而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及行为上都截然对立。

[9]陈鍫：《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并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时满清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的分析》，见《戊戌变法史论》，9～12页，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

[10]E。H。r。Hay，Dec。14，1898，U。S。DepartmentofState，PapersRelatingtioedStates1898，Millwood，N。Y。：KrausReprierasFRUS1898），pp。223-224。

[11]本段与下段，参见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5期。

[12]王氏这方面的言论在其书札和文集中比比皆是，本段中引文在其《复毕永年》，见《虚受堂书札》卷一，页33A，1932年葵园四种版；《工商论》，见《虚受堂文集》卷一，页10A，葵园四种版。

[13]参见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

[14]王先谦：《海军论》，见《虚受堂文集》卷一，页8B。按此文作于戊戌年，约在政变之后。

[15]王先谦：《太息论》，见《虚受堂文集》卷一，页20A；《复岑中丞》，见《虚受堂书札》卷二，页73A；《五洲地理志略序》，见《虚受堂文集》卷三，页40B～41A。

[16]王先谦：《复吴生学兢》，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上旬，见《虚受堂书札》卷一，页35B～36B。

[17]《湖南绅士请办内河小火轮船禀稿》，见《湘学新报》，第1册，190～192页，台湾，华文书局，1966，影印本。

[18]张之洞：《与陈右铭》，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见《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848～849页，北京，中国书店，1990，影印本。

[19]皮锡瑞：《师伏堂日记》（1897—1900年的皮锡瑞日记分四次选刊在《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辑、1959年第1～2辑、1981年第2辑，以下仅引年月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

[20]罗棠：《论湘鄂创办小轮公司之益》，载《湘报》，第46号，页181A。

[2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光绪二十二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6页。

[22]E。D。’sreport，aboutJanuaryorFebruary1898，FRUS，1898，p。212。

[23]杨树糓、杨树达记，崔建英整理：《郋园学行记》，载《近代史资料》，总57号（1985年4月，以下径引书名），118、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