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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论大革命的发生 远因近因和导火线（第2页）

回到被贵族“怯懦地”接受了的免税特权的授予，我们看到托克维尔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可敬的意向叙述，这种意向叙述根本与“分而治之”无关：国王把免税权作为贿赂给予贵族，这样他就无须再开三级会议了。作为一种附带的解释要素，托克维尔指出当查理七世首次建立所有国民都须缴纳的人头税时，要贵族也缴纳这种税那就是很危险的了[50]，尤其是这种税会被用于反对他们[51]。这又是一个可敬的意向解释，但它并不能支持这个故事，因为按照这个故事，国王们给贵族免税权是为了破坏他们的政治权力。事实上，托克维尔把问题复杂化了，他一度曾强调这种免税权是对那种损失的一种“安慰”，[52]由此颠倒了因果关系链。

对贵族的兵役义务的免除，发生在设立人头税的同时，而这人头税贵族也不用交了[53]。按照某种观点，查理七世在1439年创立一个全国税和一支由这个税给予财政支持的国家军队，那是现代法国的开端。然而托克维尔却强调免除贵族的纳税义务和当兵义务的灾难性后果。诚如我们所见，免除贵族的人头税，防止了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任何联合行动。免除贵族的兵役义务，则是另一个含毒的礼物。[54]不再承担公共服务了，贵族也就失去了他们的能量，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装饰物。个别地看，他们可能显得更伟大了，但集体地看，他们已经玩完。[55]

这里，我们应认为公共服务包括为地方农民提供各种公益——尤其是法律、秩序和饥荒救济，以及供养军队以勤王。就在国王民军在后一职能上取代贵族的时候，国王的总督及其代理人（subdélégué）在前一职能上取代了领主。同时，就在免税特权激起了资产阶级对贵族的妒忌的时候，贵族从地方政府的撤离也激起了农民对他们的仇恨。[56]

这两种情绪，妒忌和仇恨，形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中的社会心理学的核心。[57]尽管他的词汇有点前后不一贯，[58]我想他的论点的主线大致如下所示。如若在攀比的情绪和互动的情绪之间做个区分，[59]妒忌便会落到前一范畴而仇恨则会落到后一范畴。因为，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很少有机会发生互动，后者倾向于妒忌前者而不是仇恨前者。相反，农民和领主之间的恒常而密集的互动[60]则容易产生仇恨而非妒忌。在两种情况下，情绪都是从贵族方面没有任何义务的情况引发的，因为只有这种义务才能使他们所享受的免税特权和封建税费具有正当性。[61]

因为有这些强烈的情绪，难怪农民们会烧掉他们的城堡，第三等级会灭掉他们的特权。在这方面，法国在欧洲国家中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德国资产阶级可能会对因为获得财产、高级职位或进入宫廷的进路是不平等的而非常妒忌贵族，[62]但他们却不会因为不平等的赋税负担而妒忌贵族。事实上托克维尔还引用了他的一位德国对话者的话表明，德国贵族一旦停止服兵役，他们就必须缴纳一种新税。[63]（其他地方他提到相似的新税征收在法国也应该是合适的[64]）由于德国贵族参与地方行政工作，所以人们就没有理由憎恨他们了。[65]在英国也没有产生妒忌的土壤，因为享受免税权的其实多是穷人而非富人[66]，同时那里也没有产生仇恨的理由。[67]

这种论述应该很完美了，只可惜它有一个重要的漏洞：法国国王的总督（或他的下级官僚）为什么会在地方行政机构取代领主？这事又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实际上《旧制度》中谈到总督时，都只是谈它在18世纪的职能，而完全不提这个官职是怎样在16世纪创设出来的。不过表面上也说得通，托克维尔把领主权力的削弱和1439年敕令规定的领主人头税[68]和私军[69]的废除联系了起来。于是我们就要问：托克维尔是不是把他对贵族衰落的解释不必要地复杂化了？从查理七世往后，法国历代国王一直在试图削减贵族的权力，每一步都是受贵族仍把持的权力所迫。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历代国王肯定也在贵族之间挑拨离间让他们互相争斗，但说国王们向贵族们提供免税特权以使他们和资产阶级互相争斗，却是牵强附会、没有根据的。更为可能的，就像托克维尔自己所说的，国王们让贵族免税是因为国王们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强迫贵族纳税的地步。稍后，这种免税很可能也能给国王带来了好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是一种“渔翁得利”的机制而非“分而治之”的机制。

在英国，贵族继续发挥着制衡王权的作用。尽管贵族在法国没有那样的作用，但还有其他一些制度能起同样的作用，尽管不那么完美。三级会议很早就停开了，不能起有效的制衡作用，但（按托克维尔的说法）又引进了两个制度可以发挥这个作用，这样国王们也就无需非开三级会议不可了。根据他的分析，捐官制[70]和高等法院[71]，说明了一种今天被称作“次优原则”的现象——也就是“较多但不是全部最适条件被满足的情形必定甚或可能优于较少最适条件被满足的情形这种说法并不正确”。[72]应用到现在这个情况，并假定专断的国王政府、高等法院和捐官制都是一些“次优制度”，该原则仍认为这些制度中只要有了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的存在就可能会把事情变得更好而非更糟。尽管托克维尔是以观察家的身份说这些话的，这个制度的参与者们可能也会赞成他的，至少是部分地。捐官制从未在其受益者的圈子之外得到过很多人的支持，[73]但高等法院却渐渐被视作抵御专制主义的一道屏障了，[74]由此它才能在大革命前夕扮演过那么一个为时不长但十分关键的角色。

四、“托克维尔悖论”

在社会科学里，“托克维尔悖论”指的是这种观点，它认为主观不满（因而革命的可能性）和不满的客观原因可能是以逆反的形态互相关联的。[75]在《旧制度》中，托克维尔提出了这个悖论的两个共时性说法和一个历时性说法。在第二编的开头，他问法国的封建负担比德国轻，为什么大革命在法国而不在德国发生。[76]这个悖论的解决，正如我们所见，是在德国贵族仍承担着行政职能，这使他们享受的封建权益合法化了。没有农民的仇恨，资产阶级的妒忌本身是不可能闹起一场革命来的。

在第三编第四章中，托克维尔提出，这个悖论的另一个共时性说法可以在法国自身内部看到[77]。爆发革命的法兰西岛各地区享受着比西部各地区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轻的赋税，可偏偏西部还成了反革命的堡垒。[78]托克维尔对这一悖论的这个版本的解决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托克维尔能引证这一事实，即在法国西部（就像在德国一样）贵族仍在承担地方行政职能。另一方面，他又有点莫名其妙地诉诸该悖论的一种历时性说法，说首先，境况越好，法国人就越感到它难以忍受。[79]尽管这说法本身可以有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两种解读，得出这一论点的讨论却明显地有利于后一种解读。然而，他接着又继续用全书中最有名的一段话来重新陈述这一悖论，大意是革命常常发生在人们的境况由坏变好而非由好变坏的时候。[80]尽管从上下文看，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历时性的说法，但它却是以误导性地等同于在它之前并紧挨着它的那个共时性说法的方式陈说出来的。没有理由说托克维尔虚伪，但他这里显然脑子有点罕见地不清楚了。

我们还是集中注意力来看看那种历时性的悖论说法吧，首先把它当做这个较大的问题即“政府应该怎样回应一种实际的或可以预见的危机”的一部分来研究。概括地说来，我们可以区分出四种回应：预先排险，让步，温和镇压，严厉镇压。聪明的办法是——预先排险，在人民的要求表达出来之前满足他们，或给予比人民的要求更多的东西。路易十五[81]和路易十六[82]在这方面都严重缺乏思想上的素质。严厉镇压则要求有决定性，而这种决定性他们也没有。尽管托克维尔没有提到路易十六对让他的臣民流血的那种著名的反感，他还是提到了18世纪王朝一般都有“态度果决行动温和（fortiterinmodo，suaviterinre）”的倾向。[83]所以政府只剩下了两个选择：或让步，或温和镇压。诚如我们所见，“折中办法”（德罗兹），“有限约束”（托克维尔），“少许自由”（托克维尔），“小改革”（德罗兹），这类举措常常都会与初衷背道而驰，效果适得其反。特别是激怒民众而不是安抚民众的让步倾向，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那种历时性悖论：每个要求获得满足之后，都会有更多的要求产生出来，直至能够吸纳这些要求的制度崩溃。

为什么一次让步会产生更多的让步要求呢？一般说来，那可能是因为这个让步会诱使公民的信念或偏好（或两者同时）发生变化。一方面，答应一个要求可能会提供有关政府的决定的新信息，并支持这样一个信念，即进一步的要求也会得到肯定的回应。在第三编第四章里，托克维尔没有用这种机制来解释，虽然他在其他地方用了它来说明为什么1788年9月巴黎高等法院的恢复对于王朝来说是断了回头之路。[84]另一方面，满足某个既定愿望的改革同时也会唤醒另一些潜在的愿望。这就是托克维尔的回答。[85]关键的思想，他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导言里已经表述过[86]，就是人们对在他们看来是作为自然或社会秩序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的坏事不会有怨言。不过，一旦一件这样的坏事被消除，类似的坏事就会纷纷显得可以消除因而也就不可容忍了。一种认知的变化（坏事不是不可避免的）激发了动机上的变化（坏事是不可容忍的）。尽管这种论点看起来都适用于预先排险和让步的办法，我们或许也能注意到预先排险的做法并不意味着缺乏决心。为了让托克维尔能自圆其说，我们不妨设想让步做法之所以会导致自我毁灭，是由于某些信号性的效应的结合，以及诱发了偏好的变化。

按照这个论点，是改善引起了不满。按照另一个论点，改善和不满都被认为是同一个原因的结果，这个原因就是增长了的经济活动。因为个人不断发展的财富和国家财政联系得是那样密切，[87]公共部门的彻底失序使越来越多的必须去应付这种失序状态的个人产生了挫折感。[88]托克维尔对于个人投资者或企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和他关于农民和领主之间关系的讨论有某种相似性。农民对领主的仇恨与资本家对官僚的愤怒，与其说是由领主和官僚强加给农民和资本家的客观负担引发的，不如说是由农民和资本家跟领主和官僚之间的经常性的互动所生成。

最后两个段落处理了托克维尔作为从属于历时性悖论的要素引证的三种抱怨中的两种：即涉及自由与金钱的抱怨。[89]一些弊端的废除带来了更多的而非更少的痛苦；增加了的繁荣也带来了更多的而非更少的不满。把这种悖论的逻辑运用于第三种抱怨，即涉及平等的抱怨，我们想他可能会说，随着社会走向平等，由不平等引发的不满也会越来越严重。有两种方式来理解这个观点。第一，有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的看法，据此在一个层面上增长了的平等会在那个层面上使不平等显得越来越不可容忍。[90]第二，有一种“身份不协调（statusincy）”说，据此一个层面上的增长了的平等会在另一个层面上使不平等显得越来越不可容忍。例如，如果职业选择上的身份障碍还是恒常性的，甚至在经济条件越来越平等的时候却日益僵化，富有的平民就会越来越感到挫败。在第二编第九章的草稿里有关于这个想法的一个暗示，[91]尽管托克维尔没有告诉我们这种紧张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导向个人努力（例如，让富有的平民寻求封贵），以及它将在何时激发集体行动（例如，激起废除贵族的要求）。

第三编第五章没有讨论通常所理解的“托克维尔悖论”，但讨论了旧制度的创制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早些时候我曾提到托克维尔关于1750年的一个明智的预先排险政策可能就会防止大革命这一论点。在第三编第五章里他举出了从1789年之前的几年间出现的各种旨在减轻人民苦难的公平措施——那都是一些并非在人们的要求下被迫采取的措施。[92]不管这些措施本身可能有多么聪明，它们的提出方式却是相当愚蠢的。特权阶级们公开承认他们对农民的苦难负有责任，好像他们在打算制造骚乱而不是要制止它们。[93]他们在受伤（感）上又加上了侮辱，还在提及他们打算救助的一些人的时候使用轻蔑的语言，[94]好像这些需要救助的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似的。这样，大革命的近因就包括了一些并不亚于反动企图的旨在改善民众生活状况的预先排险企图。

五、大革命的导火线

托克维尔是否真的解决了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最后一章标题所示的问题——“大革命是怎样从它之前的事情中产生的”，是可争议的。也许可以作出这一论断：在第二编和第三编给出的原因和近因条件下，要激发大革命就太容易了，以至于按照或然性法则，这种事从道义上看是肯定要发生的。但托克维尔却不想只做出某种结构主义的解释就算了。他还打算在第二卷中超越大革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必须发生的论点，指出大革命发生的实际方式。在为《旧制度》第二卷第一编和第二编所做的笔记里，托氏谈及从1787年的显贵会议到1789年年底发生的许多事件，并简单地谈到了1790年夏天的事情。那些逗弄人的思考片段提供了某种解释的一些元素，但并没有提供什么“思想母体（idée-mère）”。

1。显贵会议和高等法院

这些团体在引发大革命方面的作用主要是暴露了行政权力的脆弱。甚至在政府提出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措施的时候，人民都支持那些拒绝批准这些措施的人。显贵们在第一次集会上反对卡隆纳废徭役、废贵族免税权和国内关税的建议时，也受到了人民的欢迎。[95]当国王在1787年准许多菲内以一种非常民主的方式召开省议会的时候，拒绝为此背书的这个地区的高等法院也得到了人民的赞扬而非批评。[96]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说，在政治上，对一个建议者的好恶会引起对他的建议的好恶而不是相反。[97]

2。多菲内的事变

在大革命的争夺导火索中，托克维尔极其重视多菲内省发生的事情。如刚说过的，直到在被高等法院压制下去之前，拟议的1787年会议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民主形式。一年以后，维齐尔的这个影响巨大的会议达到了三个等级中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一致，[98]这部分地是由于这个省使用的税制没有人头税个人免税权的规定。[99]他们的团结的一个结果（或迹象）便是三级会议代表选举中的“交叉表决”制的采纳。[100]按照这个制度，一个等级的代表将由所有三个等级的成员们联合选举，就像三级会议召开的时候，第三等级要求任何等级的代表的资格应由三个等级联合审查一样。托克维尔说，要是这种选举制度被普遍采纳了，三级会议达成一致就容易一些了。[101]由于三个等级在其他地方都分裂得很深，这只是一个遥远的偶然现象。

3。特权等级的分裂

大革命成功的一个原因的确是特权阶级直到为时已晚的时候才开始合作。《陈情书》已经展现了“自杀性的精英碎裂”，这一点我前面曾提到。[102]在那个被托克维尔称作“阶级斗争的时代”之中，这种精英的碎裂变得“非常迅猛”[103]而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前特权等级内部和之间的冲突都曾对政府有益，现在这些冲突都变得对政府有害极了，可以令政府垮台。[104]不过托克维尔在讨论高级教士和低级教士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有点自相矛盾。他断言内克1788年12月27日给国王的奏折有在主教和教区牧师之间制造分裂的意思，但又说从他们后来的和解来看，这个决定没什么要紧。[105]但在其他地方托克维尔曾承认低级教士在围绕资格审查而进行的斗争中的重要作用，[106]那是在由什一税的废除、教会财产的没收和教士公民组织法促成团结之前很久的事了。

4。路易十六的折中办法

前面讨论过的国王政府诉诸让步性和镇压性的折中办法的倾向，这个时期一直存在。在关于1788年12月27日奏折的评论中，托克维尔断言其最灾难性的一条措施，是让第三等级的代表数等于第一第二等级代表数的总和，却又让究竟按人头还是按等级表决的问题悬而未决。在他看来，要是或坚守旧形式（按等级表决），或强制推行新制度（按人头表决），国王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他做的妥协比两个极端办法都危险。[107]发现这种折中改革导致了一场以第三等级宣布他们自己就是国民议会和网球场宣誓而告终的**之后，路易十六在6月23日的御前会议上曾试图强行贯彻他自己的方案。就在那次会议之前[108]和之后[109]，他曾试图用各种小手段吓阻代表们，而这些小手段的效果也全都适得其反。

5。资产阶级的作用

依据安茹的代表们致他们选区的信函，托克维尔断言说，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很久，资产阶级就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加速了后来实际发生的那些事变的发生。[110]这种说法显然是打算反驳那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三级会议召开和它自我演成国民议会之间的六周时间对于这种变形的发生具有关键的意义。托克维尔这个非常笼统的说法很难为这个单一的史料所支持，此外它还和托克维尔的这一观点很难兼容：托克维尔认为迟至1789年3月，穆尼埃都天真地相信即使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加倍了并按人头投票了，第三等级还是会被特权等级轻易地压服的（这个想法被称为“疯狂的幻想”）。[111]要是第三等级没有通过这六周独立议事的机会巩固了自己的力量的话，服从的旧习惯就一定破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