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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国革命史学家的托克维尔（第1页）

作为法国革命史学家的托克维尔

斯坦利·梅隆

【编者按】斯坦利·梅隆（StanleyMellon，1927—2008）是美国的一位资深的大学历史讲师，曾任职于密歇根、伯克利、耶鲁、伊利诺伊等大学。本文（“TocquevilleasHistorianoftheFreion”）是他1989年3月9日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分校做的一次演讲。看得出来，梅隆是一位很“烦”精英主义者托克维尔的左派知识分子，他对托克维尔的批评显示了某种来自草根的义愤。

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做一个法国史学者颇有些难堪。最近在一个下楼的电梯里，一个别的系的同事让我给他推荐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好书”。上千本书顿时涌入我的脑际，但我一时语塞，一本也挑不出。其实，要是你碰巧遇到这样的麻烦，你满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这本书，虽然写于132年前，仍然享有经典的盛誉，仍然备受争议，仍然是历史学家们最喜欢引用的作品——如果这些历史学家懂得，使自己的研究显得更深刻的一个妙招，就是用这样一句神奇的话来开始你的论述：“正如托克维尔很久前就指出的……”

这是一本人们为之写了很多书的书。弗朗索瓦·孚雷为“重新思考法国革命”而写的修正派著作即为一例，安德烈·雅尔丹最近翻译的托克维尔传里也有两章专门讲他的史学及其产生的影响。还要近一些的，是罗伯特·帕尔默关于两个托克维尔的讨论，由此我们了解到托克维尔那位名不见经传的父亲，也就一些奇奇怪怪地相互关联着的主题写过一些历史著作。

托克维尔的法国革命史学从哪里开始讲才好呢？托克维尔有关这个主题的第一个正式作品，是他在1836年写的一篇文章，那是他写法国革命史之前二十来年的事了。人们一定很想从这篇文章里找到未来那部经典的思想母体（idée-mère）和骨架。但一些能起冷静作用的事实却让我们得以抵制这种**。首先要注意的是，在1836年，他刚因《美国的民主》一书而获隆誉，实际上还没有研究过都兰和巴黎的档案，而这种研究对于他后来的著作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这篇文章用英文发表于《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杂志（部分由该杂志编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翻译）。这份英文期刊没有多少法国读者，因而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它在19世纪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大辩论中悄无声息。直到很长时间以后它才重新被人们提起，而那时它的那些论点也已经由他的那部更大的史学著作讨论过了。

可能这篇文章只是一个虚假的预告。那么还是让我们按照安德烈·雅尔丹的建议，把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史的兴趣追溯到1841年吧——这一年，托克维尔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纯粹是他意外地通过他的两卷《论美国的民主》得到的好事。也是纯属偶然，他要在法兰西学院坐的那个位置，是一个帝国时代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色萨克（LacueédeCessac）留下来的，而且按照当时的习俗，他要就他的前任讲一番话（有趣的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当选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替代的都是大革命和帝国时代的院士）。

要简述色萨克的生平，托克维尔首先必须介入一个在他看来总是非常麻烦的问题，一个他总要带着极强烈的爱恨交织的心情来谈论的话题：法国启蒙运动。色萨克是一个怀疑一切的社会的产物——“尽管法国君主制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法国人还是认为这是它首次进入社会生活。”

色萨克曾为《百科全书》写过条目，也做过立法议会（1789—1791）议员，但托克维尔选择不谈他对大革命的贡献。他感到色萨克拥有一种很异样的人格，这种人格可以被定义为“为大革命付出了极大努力的人，但他们这样做正是因为他们不是天然的革命者，他们把自己对组织的喜好贡献给了一个他们并不想全力效忠的事业”。托克维尔其实是在为拿破仑式国家的典型仆从画像，那是虽然饱受启蒙运动自由思想熏陶但内心仍是权威崇拜者的一代，是一伙可以毫无愧意地为任何一个强大主子办事的行政官僚。不错，色萨克是为共和国服务过，但他还是“很自然地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天命注定要为绝对君主增添力量和荣耀，是那种二流的但仍然很伟大的人物”。就是在这幅带贬损意味的色萨克画像中，我们看到了托克维尔念兹在兹的中央集权化主题的基因。托克维尔不能掩饰他对那些“不朽官僚”的蔑视，他的讲演的语调也的确显示了他与19世纪法国之间的距离。那日他的大多数听众——也是他的院士伙伴们——都以某种方式为帝国做过事，故而也都能从托克维尔对色萨克的贬损中感到对他们自己的嘲弄和责难。

托克维尔那日的批评也不是没人回应。法兰西学院的仪式规定得有一位院士回应，而这个任务就落到了莫雷（Molé）头上。莫雷是托克维尔的表亲，刚就任首相，是那种为从拿破仑到路易·菲利普的历代君主办过事的不朽者的一个完美代表。莫雷为有机会来为拿破仑做辩护而高兴，也为他的表亲托克维尔对新法国的敌意做了一个解释。那是一种将一直伴随托克维尔的责备。莫雷当时所为，是用一种我们做不出的方式来收拾托克维尔：追询他的贵族出身。“如果我胆敢追询您的出身，并从您年轻时候的记忆中找到导致您今天提出这些观点和大展才华的某些原因，您会觉得我过于突兀吗？”莫雷指出，托克维尔没有亲身经历过早期波拿巴时代，无法记得1799年那时法兰西寄托于他的希望。对于托克维尔，拿破仑只是一个暴君，一个国际征服者，他忽略了给法国带来平静和安全的拿破仑的丰功伟绩。

莫雷承认托克维尔不是靠自己的贵族出身而是靠一部关于民主的著作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他用这样的方式描述了人们是怎样接受托克维尔这部著作的：

所有党派都对于该如何接受这部著作感到踌躇。他们本想从中找到弹药结果却只找到了平静的深思，看到了对真理的真诚而公平的寻求，所以大家对它报以一致的欢迎。

莫雷在发言中点出了托克维尔思想中最奇怪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虽然美国民主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分裂了欧洲读者，托克维尔的成就却为每个党派都提供了“弹药”。

如果对法兰西学院的讲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带有**、偏见的托克维尔，一个已经在思考“中央集权化”这个大题目的托克维尔，那么了解他的大革命史学的另一把钥匙，就是他的《回忆录》了。对于那些要把《回忆录》当做托克维尔革命史学的序言的人，我要提醒他们一句：事实上《回忆录》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同时构思的，都是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个人痛苦经历的产物。

19世纪有许多计划写法国革命史的人，而且其中不乏有名者，如海涅和路德维希·博尔纳，如兰克和马克思，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阿克顿勋爵。像许许多多19世纪法国人一样，托克维尔对那场最初的革命念兹在兹。但他还亲身经历过其他两次革命。1830年革命迫使他踏上赴美之旅，1848年革命让他初尝权力——他做了外交部长，然后便是流亡。正是对于自己的政治失败的思考，促使托克维尔转向这种个人的记述，并最后让他转向革命史学。他的《回忆录》又说了些什么呢？

托克维尔总带有某种贵族冒险家的色彩。“因为我有天生的冒险倾向，冒点危险，似乎总是最好的生活调味剂。”他喜欢新奇，喜欢异国情调，喜欢生活带一点风险。他在七月王朝时期何故总感到不安宁，他并没有真正弄懂。他在《回忆录》里有许多新发现，其中之一就是他在1848年之后，在做出大量要真诚对待自己的努力之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洞见。托克维尔得知1848年革命爆发的消息时，努力集中自己的思绪，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不知道的道理：

我有些惊奇地发现，这场革命在激起忧伤和恐惧的同时，还令我感到了某种喜悦。我国的这些可怕的事件令我痛苦，但主要地并不是为自己而痛苦。相反，我好像比在这场灾难前能更自由地呼吸了。在议会圈子里我总是有点窒息感，而这个圈子现在已经被打掉了。

成为一个显要人物，做一个托克维尔家的人。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事实，即对于托克维尔而言，一个更加奇怪、异己的世界——第二共和国，给了托克维尔一些七月王朝没有给他的机会，尽管为时很短暂。尽管他个人厌恶1848年革命，也不喜欢制造了这场革命的那些人，1848年的事情还是很对他胃口。1848年革命给托克维尔提供了一个能让他发挥才干的职业，并让他确认了一种古老的感觉，即或许哪怕是在一种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公正无私的、讲究德行的、贵族的智慧都有发挥的余地。

路易·菲利普倒台给他带来的轻松感，是托克维尔可以再次处于美国情势之中。1848年革命的奇迹，对于托克维尔来说，法国现在几乎就是异国，一个冒险的乐园。托克维尔在美国感到最享受的，就是那里到处都是开放的、危险的和激动人心的——带上手枪吓退印第安人和马路上的盗贼。回到法国后，正相反，他看到的是一个没有有活力的对外政策的政府，一个选举、委员会报告和毫无意义的辩论的社会。但1848年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社会气氛躁动不安，巴黎成了危机四伏的美国森林。而一个托克维尔，一个曾经佩剑的托克维尔，现在也可以再次佩带武器了。他实际上就揣着一支手枪参加过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而且当他发现带武器的还不止他一人，发现主张保护秩序和财产的议员们已经组成了一支军队，他特别高兴，感到特别自在。在基佐和他的国王的辩论会所，托克维尔感到不自在，可是在战争或内战中，他却很自在了。

托克维尔的《回忆录》也可以当做他的情感教育来读，当做革命对他最珍视的历史思想的影响来读。在1848年的头几个月，托克维尔一直在直接接触欧洲革命，而且是日复一日地接触。他在美国经历的那些事，现在就发生在法国了，他在首次“亲睹”法国的革命。托克维尔，这个对“某些人”视若不见的人，承认他是某种身在祖国的外国人。1848年革命“对我来说就像在发现一个新世界，就好像我第一次看到了山岳党人，他们的习语和做派令我惊讶不已”。

托克维尔的革命描述使用的是欧洲保守主义的语汇。那是一种深刻的反革命想象的反映。他的语言，可以与伯克、福楼拜或丹纳相竞争。很讽刺，那些今天极端喜欢托克维尔的人也喜欢1848年革命，而托克维尔自己却并不喜欢这场革命。事实上，托克维尔用他的关于1848年革命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尖酸刻薄的多米耶式革命者肖像，那是一位有教养的贵族首次面对革命的声音、景象和气味时的反应。

他们汗水淋漓，尽管天气和他们的穿着并没有让他们热到那个程度，因为好几个人都**着胸脯。

看到这种景象，托克维尔极不痛快。他惊恐万状，十分反感，也很难控制他的鄙视态度。在描绘一个民众庆祝活动时，他几乎公开表露出对接待处撒花女们的轻蔑，“我认为使用洗衣女们的大槌比撒鲜花更符合习惯”。他还这样写Barbès：“他是这种人中的一位：他们每人身上都紧密地混杂着蛊惑家、疯子、漫游骑士等种种角色，你根本说不出其中的界限所在。”小路易·勃朗被一群暴民扛在肩上到处游走的狂热景象让托克维尔想起“一条被夹住了尾巴的蛇”。托克维尔关于革命场景和人物的描绘，在一段关于布朗基的段落里达到了一种渐强音效果：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人登上了讲坛，轮到他发言了。这个人后来我就一直未再看到过，但有关他的回忆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可怖而恶心。他脸颊苍白瘦削，唇无血色，说话有气无力，阴阳怪调，令人作呕。他看起来就像一具腐烂的僵尸，穿着能见肉的衬衣，一件老旧的黑色工作服紧裹着他消瘦的四肢；他好像在一条阴沟里度完他的一生后刚刚走出。人们告诉我他叫布朗基。

可怖而恶心，这就是托克维尔在看到“左派”第一次从阴沟里走出时的精确感觉。

要清楚地区分19世纪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最好的标准就是看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自由派相信革命有活力、天才和力量（甚至是有害的力量）。有一句话是自由派永远不会用来形容革命的，那就是说它疯了。托克维尔在经历了他的1848年冒险后，则相信法国革命疯了。他以赞同的态度引述了特雷拉医生关于1848年革命的领袖们实际上是一群疯子的诊断，然后还加上了自己的评判：

我总在想，在革命中，尤其是在民主革命中，疯子，真正的疯子，不是那种人们出于亲切而称呼的所谓的疯子，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一种半疯狂状态在这样的时代不是不合适的，它甚至常常会带来成功。

1848年的革命首先像是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以美国的名义进行的革命的完成。作为美国专家，托克维尔被请来协助新共和国起草宪法。但这场革命对托克维尔来说也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而且在他关于这躁动不安的两年的回忆中，我们看见了一个新的经过磨炼的托克维尔。《回忆录》是1850—1851年间在意大利南部海边小镇索伦托写就的，其中一部分是对托克维尔在七月王朝中的行为的赞美。此书今天最好被看做他《论美国的民主》的一个续篇。与1848年革命中法国民主的直接面对，暴露了托克维尔的失算。托克维尔强调了一个错误的词汇。他强调了民主，而他实际上想强调的是美国。但法国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托克维尔终于在巴黎的大街上发现了法国民主原来是那样一个东西。托克维尔太急于仇恨中产阶级和批评七月王朝了，以至于他没有考虑到该用什么样的政府来取代它。

是托克维尔自己的个人受挫和在路易·拿破仑统治下的流放，成为他建立自己史学的主要背景。被迫抛弃政治生活——路易·拿破仑的雾月18日使他有了时间和独处机会，同时也给了他写作的灵感。他在1850—1851年间的书信显示，托克维尔计划从第一个拿破仑首创的雾月18日开始他的法国革命史写作。在这个早期阶段他只计划写一篇关于背景的30页的文章。

主题一旦选定，首先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把他引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对托克维尔来说，不能回避的历史问题是为什么法国在1799年会选择拿破仑而不是回到旧制度。这个问题一经提出，立刻便有两个不言自明的答案出现在这个叫做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人面前。首先是因为群众在大革命进程中赢得的东西，其次是因为旧制度遭到了痛恨。

这就是托克维尔脑际终身挥之不去的答案。美国是那样令人满意，因为那里只用了很短的一点时间就把对贵族的仇恨这一重负解除了。可是一回到法国，这种负担就重新凸显。1837年竞争官职时，他曾被“不再要贵族也不再要鸽子”（鸽子，指的是那些曾在诺曼底农村随意糟蹋农民庄稼的贵族的鸽子）的口号所击败。托克维尔故居（bier，也有鸽子笼的意思）里的每一只鸽子（封建不公正的象征）都在1793年的农民起义中被干掉了。

序幕写到这里也就够了。现在让我们来用一些谨慎的词汇考察作品本身。像所有伟大作品一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得到了许多人的研读。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比我伟大得多的历史学家都读过此书并写下了载入史册的评论。我的目的不是逼你接受我的解读，而只是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对这本我已经研究了四十多年的书的理解。

在进入关于这个欧洲伟大事件的实在太美国式的分析之前——我想重申托克维尔在150年前曾发出的重大警告——那是对冒险谈论欧洲事务的美国人的警告。这是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一段话中说的，托克维尔实际上在这段话中赞扬美国人谈论美国事务时的正确感觉。然后他警告道：

一个美国人，绝不应随着别人去谈论欧洲，因为那样的话他很有可能会说出很多臆断之语，并流露出愚蠢的傲慢。他也会采纳一些粗糙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对全世界所有无知者都非常有用。

所以，我们面临着说臆断之语和暴露出愚蠢傲慢的风险……

从一开始托克维尔就对他自己著作的解读和解释非常关注。例如，我们知道他曾对他父亲保密，不让父亲知道他写了这本书（此书出版后不久他父亲就去世了）。在给妻子的信中，托克维尔还预言他的书会被人误读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