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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论大革命的发生 远因近因和导火线02（第2页）

[34]实际上他在第二卷笔记中为这种效应作了详尽的（尽管语法上有些晦涩）陈述：“在亨利四世时代，王公们、大领主们、主教们，以及富有的资产者……能够……限制他们所引起的运动并且支持君主，即使他们本有可能反对他。在路易十六治下，这些同样的阶级……能够引起群众**，却不能担当领导。”（《全集》，第三卷，467～468页，根据此书1134页的页边注释做了修改）

[35]“有一个总督回复这个问题的信件保存了下来。他在信中抱怨他省内的贵族不愿在国王身边尽义务，反而甘愿和农民待在一起。请特别注意这点：这里谈到的省份乃是安茹；这就是后来的旺代。唯有这些据说拒绝向国王尽义务的贵族，后来拿起武器，捍卫法国的君主制。”（182页；《全集》，第三卷，155～156页）

[36]“在饥馑的年代……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软弱而深感恐惧。它想一时恢复被它摧毁了的那些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呼吁他们前来帮助，但无人响应，它通常惊异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剥夺生命的。”（194～195页；《全集》，第三卷，163～164页）

[37]“所有这些将人和阶级加以区别的措施中，捐税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并且，可以说，使不平等与孤立二者变得无可救药。”（132页；《全集》，第三卷，127页）

[38]“自从这两个阶级不再平等地缴纳捐税之后，他们便几乎再没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议问题，再没有任何原因使他们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着费事去将他们分开：人们已用某种方式，剥夺了他们共同行动的机会与愿望。”（同上书，也可参见《全集》，第三卷，410页）

[39]“这个资产阶级的一切所作所为中，最突出的是，他们生怕将他们与人民混同，并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摆脱人民的控制。”（139页；《全集》，第三卷，131页）

[40]“我刚刚描述的几乎一切罪恶，几乎一切错误，几乎一切致命的偏见，其产生、持续、发展，实际上均应当归咎于我们大多数国王一贯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200页；《全集》，第三卷，167页）。在第二卷笔记中，我们看到“只有通过分裂各阶级，并让他们各自沉浸在其独有的偏见、嫉妒和仇恨之中而相互孤立，如此国王才能每次只对付一个阶级，从而获得不受限制的权力。”（《全集》，第三卷，485页）。在关于英国的笔记中，他写道，在法国，“国王们出于解决可追溯到13世纪的财政问题的目的，想出了向拥有封地的平民征收一种特别税的办法。正是他们最有效地阻止了地产主通过这种方式成为贵族成员，使法国形成了种姓而非贵族。”（同上书，342页）

[41]《社会学》（伯林，邓克与洪布洛出版社，1908），82～94页。

[42]国王“召集平民帮助他，与他们联合，领导他们，共同摧毁封建制度，却最终在1789年当他发现自己与平民面对面遭遇的时候，自己也被吞噬了。”（《书信选集与回忆录，1814－1859》，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03，122页）

[43]J。马尔可夫（J。Markoff）：《封建制度的废除》（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6），171页。也可参见德罗兹，第一卷，40页：“当局核实平民的收入并严格地征税，却满足于贵族申报的那些总是很低、有时还错得离谱的数目。”

[44]“不平等尽管很明显，其外表却大于实际；因为贵族本人免税，却得替佃户交税；但在这方面，人们看到的不平等比起人们感受到的不平等，更为有害。”（131页；《全集》，第三卷，126页）。相反，他同意西耶斯的说法，废除什一税只会让领主得利。紧随1789年8月4日之夜，“西耶斯发表了一篇演讲，他认为废除什一税而不是简单地宣布什一税可赎回，非常明显是送给大地产主的一份厚礼。我认为这篇演讲没什么可批评的。”（《全集》，第三卷，596页）

[45]G。夏皮罗（G。Shapiro），J。马尔可夫：《革命要求》（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284页。

[46]“我敢断言，自国王约翰被俘、查理六世疯癫而造成长期混乱、国民疲惫不堪之日起，国王便可以不经国民合作便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它们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骤然死亡。”（147～148页；《全集》，第三卷，136页）

[47]“这套机构恰恰是为反对它们而建立的；它的产生绝不是要召开三级会议，而是要在法国人的眼皮下，将捐税乔装打扮，而不敢向他们显示其真面目。”（157页；《全集》，第三卷，142页）

[48]“由于想逃避三级会议的监督，于是大部分政治职能转到了高等法院手中，结果在政府中造成司法权的混乱，这对良好的秩序危害极大。必须假装提供若干新的保障来代替被剥夺的保障；因为法国人能够耐心地忍受专制政权，只要这政权不暴虐，但他们从不愿意和它直接面对，因此，在专制政权前面设立某种虚假的障碍，虽不能阻止专制政权，至少起点遮掩作用，这样做当然是明智的。”（同上书）

[49]J。厄尔斯特（J。Elster）：《解释技术变革》（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第二章。

[50]“当国王第一次凭借自己的权威征收捐税时，他懂得首先必须选择一项看来不致直接损害贵族的捐税；因为贵族在当时是与王权敌对的危险阶级，他们绝不会容忍损害他们利益的革新；因此国王选定一项他们免交的捐税，他选择征收军役税。”（149页；《全集》，第三卷，137页）

[51]在为《旧制度》第二卷所写的笔记中，托克维尔第一次引用杜尔哥的话：“查理七世时期开始设置固定的领薪水的国民军，正是在这个时期，军役税开始形成固定的计税基准”，他还补充说，“雇佣军队的目的是制服或至少规避贵族，因此自然而然地，为了给这种变迁铺路，国王并不要求贵族支付这笔用来对付他们的钱。”（《全集》，第三卷，413页）

[52]参见本文152页注⑤。

[53]除了本文148页注①的引文，还可以引用这个说法，“谁都知道，军役税最初是用来供国王购买士兵以免除贵族及其附庸的军役的。”（189～190页；《全集》，第三卷，160～161页）。根据G。皮科特（G。Picot）在其五卷本《三级会议史》（纽约，伯特·富兰克林出版社，1963［1888］，第一卷，321～331页）中的说法，查理七世1439年法令禁止贵族蓄养私人军队，但看起来并未免除贵族的军事义务。

[54]“法国贵族阶级坚持要同其他阶级割离；贵族终于免缴大部分公共捐税，让其他阶级去承担；他们以为免于这些负担，他们就保住了他们的威严，开始时看来确实如此。但为时不久，一种看不见的内脏疾病就缠住了他们，他们日益虚弱，却无人过问；他们的豁免权越多，家境却越贫困。”（199页；《全集》，第三卷，166页）

[55]“法国的特殊点在于，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可以说，肢体靠死亡的躯体致富。贵族阶级的统治权越来越少，但是贵族却越来越多地享有充当主人第一奴仆的专有特权。”（130页；《全集》，第三卷，125～126页）

[56]“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封建权利在法国人民的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仇恨，以至仇恨对象消失以后这种**依然如故，简直无法熄灭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44页；《全集》，第三卷，78页）也可参考本文138页注①。

[57]德罗兹也曾明确地做出这种区分：“上等阶级繁复的特权使第三等级怨恨不已，不过他们的情感中仇恨并不多于嫉妒。”（德罗兹，第一卷，85页）

[58]比如，他提到农民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46页；《全集》，第三卷，79页）；他也提到对旧制度法规的“嫉恨”（《全集》，第三卷，392页）。也可参考本文141页注⑥和本文160页注①。

[59]J。厄尔斯特：《心灵炼金术》（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第三章。

[60]“不管他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扰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而当他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身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46页；《全集》，第三卷，79页）

[61]关于嫉妒：“如果人们注意到，贵族在丧失其古老的政治权利后，已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这种现象为任何欧洲封建国家所未见，然而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大增加贵族成员个人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他们的特权显得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国人厌恶，无怪乎法国人一看见他们心中便燃起民主的愿望，并且至今不衰。”（301页；《全集》，第三卷，225页）关于仇恨：“封建制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却仍然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制度。由此，它被削弱了，却引起了比之前更加强烈的仇恨。”（同上书）

[62]“一般来说，他们不能购买骑士地产，也不能在民政部门中获得最高职位。他们也无陛见资格，这就是说，除极少数情况外，他们不能去宫廷，家庭成员绝不能随同前往。像在法国一样，随着这个阶级一天天更有教养、影响更大，这种低下的地位便更伤害人心……对贵族特权的怒火在法国曾大大促进大革命，在德国则酿成了最初对法国大革命的赞赏。”（339～340页；《全集》，第三卷，249页）

[63]“一旦他们不再用自己的钱为战争付账，他们就被征收一项税款……以专门用于替代其军事义务。”（《全集》，第三卷，322页）

[64]“如今，这项唯有贵族必须缴纳的特别税，与他们所享有的不服役的特权（如果他们不想服役的话）结合在一起，因为贵族甚至他们的男仆都不受国民军法规的支配。由此，解除这项负担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一笔附加费还是正当的。”（同上书，414页）

[65]“在德意志，在王公们已摆脱贵族对国家一般事物的控制的各个部分……他们还是给贵族保留了大部分农村管理权。”（41页；《全集》，第三卷，76页）

[66]“18世纪在英国享有免税特权的是穷人；在法国则是富人。在英国，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统治；在法国，贵族直到灭亡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掉统治权的补偿。”（146～147页；《全集》，第三卷，135页）

[67]“英国是由那些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进行管理和统治的。”（37页；《全集》，第三卷，75～76页）

[68]149页和《全集》，第三卷，137页简单、间接地提及。

[69]149页注②更加间接地提及。

[70]“为了千方百计捞钱，政府出售了大部分官职，因而自己也就失掉了任意封官免职的能力。政府的这一欲望大大地妨害另一欲望：它的贪婪与它的权欲相冲突。为了办事，它被迫不断地使用那些并非它自己制造而它又没能力捣毁的那些工具。结果它的最专制的意志，经常在实行中变得软弱无力。公职这种古怪而有害的结构成了抵挡无所不在的中央政权的一种政治保障。这就好比一道堤防，尽管歪歪扭扭、建造得很低劣，却能分化它的力量，缓和它的冲击。”（162页；《全集》，第三卷，144页）

[71]“法院不正规地干预政府，这经常使行政事务无法正常进行，这种情况有时倒成了个人自由的保障：正所谓以毒攻毒。”（172页；《全集》，第三卷，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