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书体比较而言,南北朝时期显然是一个以楷书为主的时代,其群体风格的代表则是南碑尤其是北朝时期的碑刻(见图6-1-20、图6-1-21)。就风格比较来说,晋人尚韵,南北朝尚神。“韵”和“神”实际上有着互相叠合相交的一面。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的“气韵生动”中的“气韵”二字之含义大略同于“神韵”。钱钟书先生论画是也提出“神”即“韵”。因此以前的书法理论家往往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放在一起来谈。但是“神”和“韵”毕竟还有不同的一面。刘熙载《艺概·书概》说“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南北书都可以说以神胜,但不能说二者都以韵胜。这里,“神”的含义大于“韵”,“韵”只是“神”中的一种温雅而已,偏于萧散简远、清丽自然。相反,主要表现为骨力劲健者,如颜筋柳骨,虽有“神”而不能以“韵”代之。当然,韵胜不能毫无雄健的笔力,正如王羲之以韵胜而又有“龙跳天门”、“力屈万夫”之美一样。南北朝的书法以“神”来概括,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图6-1-20南朝宋《爨龙颜碑》
图6-1-21北魏《郑长猷造像记》
元代的柯九思在《跋赵书〈黄庭经〉》中写道:“晋人书以韵度胜,六朝书以丰神胜,唐人求其丰神而不得,故以筋骨胜。”一以韵胜,一以神胜,从而说出了晋书与南北朝书法的区别所在。神和韵大同小异,相比之下,神更着重于骨力劲健的阳刚一面。康有为先生在《广艺舟双楫·十六宗》总结了魏碑与南碑的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均可以归结为具有“神采”之美。
(五)尚法的唐代书法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极为兴盛的时期。由于唐代置书学博士,又采取“以书取仕”的选举制度,从客观上要求作者对书法的法度进行研究,因此唐代的楷书达到了高峰,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宏碑巨制。以颜真卿为代表的颜体代表了有唐一代气象,崇尚阳刚之美。魏碑与唐碑同为中国楷书的两大流派、两大家族,也体现了不同的群体风格之美。唐书尚法,溯其渊源,应该说是从隋代开始的。陈、隋间书法家释智永,为王羲之七代孙,一生专攻右军书法。他曾临右军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散发于浙东、对初唐书风影响极大。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到了隋唐,晋人书艺中的‘神理’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法”作为一种规则、规律、规范,标志着人们对事物整体性、本质性的智慧把握的一个阶段,是人们丰富的感性的历史经验的知性成果、理性结晶,对于物态文化和意态文化的创造实践,也有着极大的促进、推动作用。因为尚法,所以当时的艺术创作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形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唐代的诗歌和书法同时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高峰,就是明证。唐书尚法,它扬弃了一切不规范的东西,使其成为单一、程式化了的书法形式。唐书大兴尚法之风,除了书法的自身发展之外,国家政府的提倡,楷法、碑刻的风行,理论研究的导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代尚法,具体来说就是法度森严、筋骨强健、端庄凝整、雄劲秀媚等作为后世学习范本的欧体、颜体、柳体(见图6-1-22、图6-1-23),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类风格美。正因为它们严守法则规范,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盛德君子”、“端人雅士”、“庙堂衣冠”、“正色立朝”、“廷诤面折”、“气象雍容”等的审美联想。
图6-1-22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图6-1-23唐颜真卿《颜勤礼碑》
(六)尚意的宋代书法
唐之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宋室南度,确立了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帖学兴起,行书的大兴,尚意之风盛行,这与江南一带的水乡自然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严格来说,中国绘画美历史流程到宋代才出现文人画、写意画。唐代不过是其滥觞。宋代和以往相比,文人兼通诗文书画的现象极为突出。在“宋代四大家”中,苏轼是多才多艺的一代文坛领袖,左右着诗、文、书、画的发展方向;黄庭坚既是“江西诗派”的首领,又是绘画批评家;米芾还是著名画家,创造了“米氏云山”,又能诗。统而言之,尚意的主导风格直接贯穿到宋代的绘画、书法、诗词当中(见图6-1-24至图6-1-26)。作为多才多艺的艺坛盟主,苏轼不仅提出了尚意的绘画理论,更是直接提出了尚意的书学理论。如“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评草书》)“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次韵子由论书》),等等。除了苏轼之外,黄庭坚、米芾的书论或强调“韵”,或强调“真率”,其实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均是尚意的一种表现而已。和苏轼的书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是尚意,所以宋代书法家中大都擅长行书,擅长楷书的很少,宋四大书法家中只有蔡襄一人而已。因为楷书以法见长而行草以意见长。如果说尚法的唐代是以楷书为主的时代,那么尚意的宋代则是以行草为主的时代。尚意的书法到了南宋,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尚意旗帜掩盖不了技法的荒率与粗糙,逐渐被尚态的元明书法取代。
图6-1-24宋米芾《苕溪诗卷》局部
图6-1-25宋黄庭坚草书
图6-1-26宋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七)尚态的元明书法
图6-1-27元赵孟頫书法
元明时代的书法家开始不满于宋代书法的尚意,不满于宋人造意运笔的放轶与直露,认为他们与晋书那种萧散简远的书风相去甚远。他们提出复归晋唐,赵孟頫上承晋规,一扫宋末旧习,突出体现了温雅之态,“态”的取向成了时代风格的一种主导倾向,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被称为“元代三大家”,均与赵孟頫有着相似的价值取向。明代的书法家“三宋”受赵孟頫影响很深,一脉相承,纯熟姿媚。明代中期,祝允明、文徵明更是婉丽姿媚一派的代表。在晚明,邢、张、董、米四家中,董其昌的影响最大,但他仍以风流之姿、蕴藉之态饮誉书坛。于是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形成了元明尚态的一条主线。他们在书法上都力追晋唐,力求雅韵,然而又都秀婉圆媚、姿态横生,带有不同程度的时俗特色(见图6-1-27、图6-1-28)。元明尚态,也受着当时意态文化领域萌生、发展着的种种通俗文艺的影响,如戏曲、散曲、小曲、小说、讲唱文学等,当然还离不开皇家提倡帖学的影响。
图6-1-28明董其昌书法
元明时代书法的群体风格美,其主导倾向就是尚态。它姿态妍媚、茹含流丽、秀婉、圆逸、甜俗、温雅、蕴藉、纤巧、柔弱等于一体,为时所趣,难以免俗。
(八)尚质的清代书法
清代书法的群体风格之美,主导倾向是尚质。质是与妍相对应的一对范畴,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云:“自少妖妍曰质。”具体来说,质既包括古质、劲质等,又包括质朴、拙质等。清代尚质的群体风格主要归结为乾嘉学派学风的潜移默化、乾嘉时期诗文风格及其理论的影响、帖学被碑学所取代等原因。清代尚质的主要表现在篆隶的复兴,碑学的兴起以及书家群体风格等方面。
秦汉之后,篆书和隶书经历宋、元、明而极衰,而沉寂,无甚名家出现。但是到了清代,在其大文化氛围和精神气候的影响下,却出现了篆隶崛起的势头。沙孟海在《章太炎篆书千字文前言》中述其流派云:“篆学,近三百年可以说是极盛时代。这里专谈书法:(一)钱坫、洪亮吉、孙星衍成为一派,旧称经小学派,现在我们称为称为古文字学旧派。(二)王澍、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吴俊卿书家者流,又是一派,现在我们称为书家派。(三)吴大澂用金文写《孝经》、《论语》,罗振玉用甲骨文写楹联,我们称为古器物派。也可称为古文字学新派。(四)章炳麟则是古文字学别派。”从这一概括,可以见出清代篆书之盛,呈现出群芳争艳的局面。隶书同样如此。因为篆隶属于古体范畴,具有“质”的特点。楷、行、草均为今体,具有“妍”的特点。元明尚态,因此“爱妍而薄质”,篆隶领域几乎无人问津。而清代尚“质”,因此篆隶大兴。清代在帖学衰微之际,许多书家纷纷提倡碑学,如郑簠、汪文升、杨沂孙、钱坫、阮元、张惠言、陈鸿寿,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郑文焯、吴昌硕、李瑞清、康有为等,无不得力于碑学,入碑而出碑,各自成一家(见图6-1-29、图6-1-30)。碑学的兴盛为尚质的清代书法提供了取法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尚质”风格的盛行。在尚质大氛围的影响下,清代的书法家群体特征表现为醇古、劲质、朴茂等风格。如金农的古质朴茂、阮元的醇雅清古、桂馥的醇古朴茂、康有为的朴拙浑厚等。
图6-1-29清伊秉绶隶书
图6-1-30清邓石如篆书
(九)尚形的现代书法
中国书坛目前崇尚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尚“形”。
“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侵入,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经过多年吸收西方文化之后,我们最终发现西方文化也不过是与东方文化平等的一种文化而已,因此,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因此,我们目前面临的是中西两种文化共存但都不深入的局面。书法的发展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目前的书法也处于这样一个局面,对于传统的深入研究还不够,而对西方形式美学的借鉴与融合也处于生搬硬套、不够自然的状态。正所谓“形已具,神未生”之状态。具体而言,一是表现在书法的热潮还只是停留在表面,还远远未达到乃至超越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就算离我们最近的清人,我们也难以企及。二是表现在书法创作还只处于一种对于西方形式美学的简单理解与生搬硬套之上。各种拼贴、做旧的书法创作方式、各种书体杂糅于一件作品之上追求所谓的形式表面之美,都是这一现象的具体呈现。当然这一时代也出现了以往没有的特点,也与“形”相关,书法已经脱离了实用目的,开始变得更加纯粹,已经成为视觉艺术的一大门类,因而对于视觉艺术两个根本的要素——造型与色彩的追求比起前更显迫切。而西方崭新的艺术观念进入中国,与脱离实用目的的书法艺术一拍即合,在理论与创作方面给书坛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书法展示场地的空间变化更加剧了这种尚“形”观念的形成。
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风格往往是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联系着或者表征着该时代这些或那些艺术、学术乃至风俗习惯。因此,时代的变迁往往会导致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的变化,从而导致了艺术风格的变化,一代之书,总是联结着一代的生命情调、人文精神和审美风尚,因此中国书法风格的嬗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宗白华:《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