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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法的时代风格（第1页）

三、书法的时代风格

中国书法史的分期大略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唐及唐代以前，是书法的古典时期。这一时期书法史的主要内容是篆、隶、草、楷、行五种字体发展完备和以晋、唐为代表的两种主流书法风格形成的时期，是书法立“法”、书法确立规矩的时期。这一时期，不断诞生新的字体，而且伴随着每一次新字体的成熟，与之而来的新的书法风格同时发生，最终载入史册。形成了尚“韵”的魏晋书法与尚“法”的唐人书法两种主导风格，为后人的变法与阐释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随着字体出现及成熟，相对于这种字体所需要的笔法与构形立即达到了顶峰阶段，令后人望尘莫及。这种现象有时候我们无法加以解释，就像埃及的金字塔、欧洲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神庙遗址巨石阵、两汉时期西州的草书家群体一样，为什么会在那时那地出现，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后人对于这一时期的关注更多是它为那个时代创造了什么，而非继承了什么。宋以后，书法的发展离开国家的正大气象愈走愈远，慢慢走向了个人的内心反省。对于晋、唐的两座高峰，只能按照个人的理解去阐释，按照个人的理解去创作，于是有了宋人的尚“意”、元明的尚“态”、清人的尚“质”等说法。这一时期，我们可以大致称之为对古典书法的阐释或变异时期。阐释就意味着继承、改良、反叛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均意味着个性的增加，共性的减少，因此每一次阐释的最终结果均无法与古典时期比肩乃至分庭抗礼。因此对于学习书法而言，对处于古典时期的晋、唐书法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宗白华先生曾经在一次题为《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的演讲中说：“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有它的‘书体’，表现那时代的生命情调与文化精神。我们几乎可以从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时期，像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1]历史上每个朝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的差异，它们在书法上均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即书法风格的时代特征。如果把书法风格变迁的起点定在商周、以清代和近现代为终点的话，书法的主导风格从纵向来划分，按金学智先生的观点，明显的呈现出“商周尚象”、“秦汉尚势”、“晋代尚韵”、“南北朝尚神”、“唐朝尚法”、“宋代尚意”、“元明尚态”、“清代尚质”、“现代尚形”的文化特色。

（一）尚象的商周书法

从目前所见到的更汉字产生有关的资料很多，如距今六千多年的半坡、江寨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记号陶文，距今四五千年的陵阳河、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图画性陶文。但是，这些只能看做是文字的雏形。中国文字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如果从传世实物来看，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和商周时代的金文了。甲骨文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商遗址出土。后来经过罗振玉、孙诒让、王国维等收集和考证，最终成为一门显学。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见图6-1-7、图6-1-8）是锲刻在龟甲、牛胛骨等甲骨上的文字，殷人作为占卜而求之于神鬼天命时所用，故又称之为殷墟卜辞。金文的产生差不多与甲骨文同时。主要指铸造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古时候称铜为金，故名金文。又称钟鼎文或大篆。商周的书法的群体风格美，其主导倾向是尚象。它形象奇古，并含神秘、威重、粗犷、醇拙、瑰丽、野而不文于一体。这种风格美，下限可经春秋而延至战国时期。

图6-1-7甲骨刻辞

图6-1-8牛肩胛骨甲骨文

商周时代的文字，还属于古文系统的大篆，处于字体演变的初期，具象性非常明显。甲骨文、金文是两种主要的字体，书写载体主要有龟甲、兽骨和青铜器皿等。商周时代书法美的尚象，最为典型地反映在金文作品中，其中一个个字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奇古粗野的姿态，光怪陆离的形象。以后，钟鼎文虽然略备文采，但仍然积淀着原始粗放的元素、形象奇古的传统，有的更是书法与图式混杂于一体，“书画同体而未分”。商周书法的尚象，不仅表现在书法的结体之上，而且其整体的掌法风格，在行式上各随字形大小，使人顿生“百物之状”、“各尽物形，奇古生动”之感。商周书法不但结体取物尚象，而且其整体的章法风格，在形式构成上也各随字形大小，使人顿生“百物之状”、“各各自足”之想，“各尽物形，奇古生动”之感。商周尚象的群体风格之美，还广泛地联结着甚至表征着“尚象”的青铜时代及其文化意识，这突出地体现为青铜器的铭文书法、纹饰与形制三位一体。青铜器上的铭文、纹饰十分象形，它们和器物形制一起，显示出了远古青铜艺术强烈的带有神秘意味的尚象倾向。华夏文化一向有着“铸鼎象物”的奇异而古老的传统。这种传统和类物象形的金文书法，不但在思维方式上有着互渗互补的关系，而且在艺术形式和审美风格上有着协调统一的关系。青铜器上的兽面纹、龙蛇纹、凤鸟纹以及各种兽体变形纹、鳞羽纹、云雷纹、火纹等和金文书法的尚象风格，显示了青铜工艺美术的风格规整性。例如大盂鼎及其铭文（图6-1-9）和金文的书法风格极为相似，与当时的占卜、祭祀、礼仪制度、青铜工艺的发展等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图6-1-9大盂鼎及其铭文

（二）尚势的秦汉书法

秦汉时代书法的群体风格美，其主导倾向是尚势。它体势飞动，并含雄放、秀逸、骏发以及沉厚、劲健于一体。这一风格美，下限可至三国时代，而以汉代为主。秦代以李斯为代表的小篆，其书势的显著特点便是“字若飞动”，虽然此时的小篆尚且遗留着商周尚象的痕迹。它比较注重整齐、匀停之美，增损大篆，异同籀文，在一定程度上开始简化、净化其象形的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摆脱模拟具体物象的沉重躯壳。从线条上说，笔画较为匀称，粗细一律，扬弃了大篆中使用的肥笔、粗笔，笔画瘦劲有力而又轻灵飞舞。其纵长的体势，上密下疏，这种“纾体放尾，长翅短身”之美，最能表现出一种“若飞若动”之势。当然，这还只是一种隐含的势，与秦篆并生或稍后的草篆秦隶更是解散了象形框架，飞动之势更加明显。当然真正能体现显态飞动之势的书体还应该说是两汉时代的隶书了。从西汉及其东汉简牍隶书来看，其笔势分明表现为率意外露，恣意上挑，极意飞动，当然，其飞动之势还摆脱不了幼稚、粗略、粗放乃至生糙等状态。一直到了东汉隶碑，则由生犷而雅逸，由粗放而细腻，完全臻于成熟的境地，表现为典型的“八分”之势。这种融合了不同程度的沉劲、厚重因子的分势、波势，已经足以代表了汉代书风典型的飞动之势。汉隶名碑既普遍地富于分势、波势，又不像简牍隶书那样率意而为，纵肆犷野，它们或雍容典雅，或峻峭外露，或方整浑厚，或秀丽跌宕……无不以波挑翩翩为美，或隐或显的飞动为势（见图6-1-10至图6-1-15）。汉代，各种书体皆备，既有古老篆书的延续，又有新兴草书的诞生，还有楷书的孕育，当然更多的是隶书的广泛流行。就书势来说，汉代可以说是以王次仲为代表的隶书的时代，它和“字若飞动”的小篆一起，共同撑起了秦汉“尚势”的天空。

图6-1-10秦《泰山刻石》

图6-1-11汉《曹全碑》

图6-1-12汉《礼器碑》

图6-1-13汉《居延汉简》

图6-1-14敦煌汉简

图6-1-15侯马盟书

我国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说道：“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画常常用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的活力。”华夏民族的飞动之美，在汉代是一个突出的高峰。而这种美在汉代的隶书中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三）尚韵的晋代书法

魏晋时期是书法发展的一次高峰。随着两汉经学统治走向崩溃，国势动**，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开始弃实尚玄，轻礼而重情，去粗质而追神采，“魏晋风度”令人神往。魏晋时期实行禁碑政策，故碑刻书法景观很少。而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与魏晋玄学一致的秀丽飘逸的行书手札书法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优美飘逸的帖学书法景观。东晋书坛是以王羲之领袖群伦的艺术群体，他们不但是门阀世家，而且是书艺家族，群体风格之美，一字以蔽之，曰“韵”（见图6-1-16至图6-1-19）。

韵，就是气韵，风度。东晋书法，气韵绝俗，风度翩翩，萧散、简远、超逸、恬淡、平和、自然、蕴藉、悠远……晋书之韵，突出表现出时代的艺术风格、生命情调和文化精神。晋书之韵和汉书之势一样，也广泛地联结着，突出地表征着时代的艺术风格、生命情调和文化精神，其中特别是哲学、文学和人格理想。如果把汉、晋两代加以比较，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汉代就是五彩缤纷的世界（动的行为），魏晋就是五彩缤纷的人格（静的玄想）。晋人之韵，正从玄静的思辨智慧中徐徐流淌而出。韵成为当时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字眼，它不仅出现在当时的各类文体作品中，也出现在人物的品藻和社会文化的交往之中。对于士大夫来说，这是个尚韵的时代，著名的竹林七贤、兰亭雅集则是风流相尚、气韵相染的社交文化的表征。

以王羲之为首的书法家流派和家族，既是尚韵时代的代表，又为尚韵时代所孕育，所推出。他的成功固然离不开主体自身的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但是归根结蒂，他的成功也离不开尚韵的书法家群体的和声合唱，更离不开尚韵的大时代——哲学、文学、艺术和风俗的和声合唱。

晋书的尚韵及其成功，也离不开书法自身发展的客观条件，这时草书特别是行书在当时已经崭露头角，东晋的书法家通过加工、创新，才能把它推向高峰，创立新体，使之体现尚韵的人格理想和时代风流。如果没有行书和草书，而是严正的篆书或者隶书，字字独立而无映带和呼应，那么晋人这种风度之美就很难得以表现。

图6-1-16正月廿四日等字残纸

图6-1-17王羲之《频有哀祸帖》

图6-1-18王献之《中秋帖》

图6-1-19王导《省示帖》

（四）尚神的南北朝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