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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的养育观和家长角色（第1页）

一、中国人的养育观和家长角色

（一）中国人的养育观

目前，在国内对儿童的教育和抚养的词语并不严格与统一，有的使用“养育”“教养”“抚养”，还有的使用“教育”。我们认为，“养育”和“教养”概念基本上相同，只是他们对儿童的关注点不同，“养育”重在养并兼之育，而“教养”重在“教”；“抚养”主要侧重于家长对儿童生理的养护，视儿童为“生物个体”；“教育”则侧重于家长作为社会文化的实施者对儿童进行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等的传递与教导，视儿童为“社会个体”。其实，儿童是“生物个体”与“社会个体”的统一，其生存和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长期的精心养护与教育。

家长的养育观可分为儿童观、教子观、人才观和亲子观，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学前儿童家长在养育观上存在的误区及其形成的原因。

1。家长养育观的误区

（1）儿童观。

家长的儿童观包括家长对儿童的权利、地位以及儿童发展规律的观点。儿童观直接影响到家长家庭教育内容与方法的选择。家长在儿童观上存在的误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的家长将儿童看作小大人，没有看到儿童的特点，更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每个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需求。第二，将儿童看成一个什么都不懂、不会的“小人儿”，儿童的一切行为活动都由家长来左右。第三，有的家长只将儿童看作自己的一个“大玩具”，完全不尊重儿童的发展和需要，家长高兴时与孩子一起游戏，不高兴时根本不理孩子等。

（2）教子观。

教子观与儿童观联系紧密，主要反映父母对家庭教育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自己角色和职能的认识。中国人始终承认“子不教，父之过”，并将教育子女的行为视为人生的最大事业。父母错误的教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光宗耀祖。这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教子观。在封建社会，“书香世家”和“诗书继世”都被看作引以为荣的事。孩子成了才，父母脸上才有光彩。第二，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是一种“爱”的教育，孩子是未来的希望，父母将自己未实现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剧增，使得孩子成了家庭的核心。然而，不幸的是，许多父母将爱片面地理解为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为孩子提供最周到的服务甚至是无条件地满足孩子的要求，将“爱”变为溺爱。第三，“棍棒”之下出“才子”。古人云，“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很多父母相信只有严厉管教才能教育出有用之才，打骂成为教育子女的最好方法，目的是让孩子记忆深刻，下次不会再犯。殊不知，这种教育方式既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也破坏了融洽的亲子关系。第四，“树大自然直”。这种是比较消极的教子观念。父母认为儿童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需要父母的特别教育。这种观念夸大了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完全否认了教育的作用，也为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提供了借口。

（3）亲子观。

父母的亲子观是指父母对子女和自己相互关系的看法。据对一些父母生育观的抽样调查，认为父母生育儿女是为了增加乐趣的占40%，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占24%，为家庭争光的占9%，养儿防老的占7%，传宗接代的占5%，巩固感情的占5%，另有10%的父母对此没有任何考虑。[2]这个调查结果反映，一些父母最初的养育动机是自私和盲目的，这跟父母持有的亲子观是相对应的。父母错误的亲子观包括以下几类：第一，视子女为父母的私有财产。有的父母认为子女是父母生的，又是父母呕心沥血抚养的，因此，父母享有子女的绝对所有权。第二，子女的一切由父母决定。有些父母认为，孩子就是孩子，还远没有长大，生活阅历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都不及成人，父母有权利为他们安排好一切。第三，子女可以替代父母去实现长辈的愿望，长辈把希望或者理想完全寄托在儿童身上。

（4）人才观。

父母的人才观是指父母对人才的价值取向和对子女成才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从而影响着家庭教育的目标。家长人才观方面存在的误区表现为：一是只要爱学习，在幼儿园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小红花多、学习成绩好就是人才；二是在某一方面明显地比别的小朋友强许多就是人才；三是会一些同龄儿童都不会的技能就是人才等。

2。对家长养育观误区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大环境使得我国家庭在结构、功能、活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部分家长对这样的变化适应较慢或者适应困难，或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在此，我们主要从传统的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文化背景、社会用人制度的不合理、社会舆论的误导三方面来探讨家长产生误区的背景。

（1）传统的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文化背景影响。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父母的生活方式、心理特点、价值观及可接受行为的标准不一致。我国传统文化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意识和孝道至上的伦理价值取向，遵循仁爱孝悌的道德原则，总是把人放到一定的伦理关系中来考虑，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个体道德精神境界的提升，寄托于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因而，在家长的儿童观上存在着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这种文化具有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或家族轻个体的倾向，过分强调个人的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不重视个人的自由，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较少地考虑儿童自身的兴趣、爱好和能力，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儿童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另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注重个人的功名荣耀等精神因素，一般情况下，我国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家长也很容易将自己的价值观用来衡量孩子的行为表现和未来发展。这些父母在态度上往往表现出两面性：既过分宠爱又极端严厉，他们一边责打孩子一边还想着这是为孩子好，却没想到孩子也有发展和自由的权利，应当尊重孩子的人权和选择。

（2）社会用人制度的不合理。

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是，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滞后，个人的收入与其受教育程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学而优则仕”或试图通过受教育来改变个人及家庭命运的观念，仍然较深地存在于普通百姓心里，与其责怪它是传统文化的延续，还不如说是受当前大形势下用人制度、劳动分配制度、薪酬制度的不合理所绊。因此，家长在养育观上存在的误区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3）社会舆论的误导。

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独生子女政策的广泛实施，使家庭的经济收入明显提高，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家庭收入中用于子女教育的各种开销有所上升，多种现代化教育仪器能在家庭使用，儿童间在求学、就业等方面相对可以平等竞争，西方早期教育思想通过各种媒介得以广泛传播，使得家庭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此大环境下，父母对儿童的成长特别关注，除了加强家庭教育的力度以外，对儿童在机构教育中的表现、发展、成绩等格外重视，与此同时，对机构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忧心忡忡。总之，家庭的教育功能与其他功能相比，加强的趋势特别明显。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对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智力假说”的推介，极大地刺激了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迫切心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迅速成为大多数家长的共识，家庭早期教育热在中国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升温，蔓延的势头极为强劲。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早期教育和早期智力开发的热潮，多种与早期教育相关的图书、杂志、报纸、电视节目等层出不穷，为早期教育的“高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社会舆论的强势推动之下，许多家长纷纷给幼儿园和幼儿施加压力，要求尽早教幼儿学习读、写、算、拼音和外语，他们把孩子识多少字、会不会算算术、能不能认拼音、能否说外语作为衡量幼儿园教育质量高低的指标；报纸、杂志上开发婴幼儿潜能的广告和报道连篇累牍。结果是，幼小的儿童被家长“轰进”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特长班”；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家长，高薪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孩子学习各种知识；天价幼教机构应运而生。许多父母既不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和需要，更不遵循各年龄段儿童的特点，一味将自己的希望、要求强加在孩子身上，他们决定孩子学与不学、决定孩子学什么、决定孩子怎么样学。

这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家长的养育观产生了误区。“儿童成长的社会氛围是鼓励儿童尽早成为‘标准化的成人’，在这个标准化的过程中，儿童的生命过程本身却被忽略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