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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学前比较教育的重要思想（第2页）

萨德勒还进一步指出，虽然在外国教育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特点有可能无法引进本国，但至少对于改进本国的实际工作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基于此种认识，萨德勒提出以下三条建议和要求：一是更多的师范学校高年级学生乃至有阅历的教师出国学习；二是在全国选拔少量人员组成小组，出国系统考察国外教育制度的运行情况；三是要求他们在归国后能向本国报告比本国先进的一些做法，以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教育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和差距。[11]

萨德勒举例：“如果考察一下欧洲说德语国家的教师对文学名著审美鉴赏教育的重视，就会发现文学水平堪称世界一流的英国，却有许许多多缺乏热爱、崇敬和运用这些文学作品的教育；如果考察一下美国学校在促进自然研究方面的措施，就会发现英国对此的短缺，自然教科书和我们生活的原则不相协调；如果考察一下德国、比利时、荷兰，就会发现英国现代语言的教学方法非常落后；如果参观一下柏林的夏洛滕堡技术学校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就会感到英国应当拥有数量更多、质量上乘的技术教育院校。”[12]总之，萨德勒强调比较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在教育方面存在的弱点，然后予以改进，从而改善本国教育的实践。

除此之外，萨德勒还认为，通过比较教育的研究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并理解本国教育制度中所蕴含的美好的东西。再者，萨德勒还强调，尽管考察别国教育情况的目的在于加深理解和改进本国的教育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考虑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完全照搬别国的做法。基于此，萨德勒提出了自己的比较教育方法论，为比较教育学科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2。比较教育方法论

萨德勒的比较教育方法论结束了以借鉴和移植为特征的比较教育的奠基时代，为以历史法为主要特点的因素分析理论奠定了基础，推动比较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尽管萨德勒在其主持编撰的11卷报告中详尽地描述了欧美等国家的教育状况，但他极力反对对别国教育经验的直接借鉴与引进。他认为对别国教育的研究的价值应当在于认识到促进国外教育制度发展的伟大精神，从而发现本国培养这种精神的方法。

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萨德勒强调研究者不能仅仅关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物，也不能只研究教师和学生，而是要深入学校之外的街头、家庭中去寻求那些“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捉摸的精神力量”[13]。可见，萨德勒的比较教育方法论主要是探讨学校和教育之间的能动的关系，主张在社会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学校，而反对将别国的教育制度分解成孤立的“元件”，并将其生搬硬套到本国的教育实践中的做法。

在教育制度方面，萨德勒指出：“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合于它的需要。”[14]这也是萨德勒首次提出他分析教育资料的核心，即民族性的概念。

在研究方法方面，萨德勒提倡纯粹的质性研究方法，而反对纯粹的统计方法。在他看来，这些教育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教育背后所蕴含的民族和文化等真正主导着一些要素的东西，并且这些数据主要是针对学校教育体系方面的，忽略了其他的甚至是主要的教育机构。

总之，萨德勒强调学校和社会之间存在着能动的关系，研究者应当将学校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下来研究，关注那些与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文化和民族特性，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全面性。

三、康德尔的比较教育思想

（一）生平简介

艾萨克·康德尔出生于罗马尼亚的一个犹太家庭。他早年在英国曼彻斯特接受教育，并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及教师证书。1908年，在老师萨德勒的劝说下，康德尔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比较与国际教育专业，并于1910年完成其毕业论文《德国小学教师的培训》，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1913年，康德尔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讲师，并于两年后升为副教授。1920年，康德尔加入美国国籍，1923年晋升为教授，之后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46年退休。1919—1940年，康德尔还曾任教于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工作期间，康德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其中很多成为比较教育史上的经典。1924—1944年，康德尔担任《教育年鉴》的编辑，该年鉴以介绍当代各国教育为主，其中的文章均是由各国知名的教育家撰写的。1930年，康德尔出版了《比较教育论文集》，汇集了20世纪20年代他本人撰写的论文和发表的演说。在书中，他探讨了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和其他几个拉美国家的教育问题。1933年，《比较教育》一书出版，后来成为比较教育领域中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康德尔论述了比较教育的基本原理。1955年该书经修订后重新出版，更名为《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1944年，康德尔出版了《国际合作：国内和国际范围》一书，提出了建立国际教育组织的建议。

1946年，康德尔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但他并没有因此中断比较教育的研究。1949年，康德尔担任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员。1947—1949年，他在英国任《大学季刊》的主编，之后就任曼彻斯特大学美国研究教授和研究所所长。1946—1949年，他还主编了教育周刊《学校与社会》。

1946—1962年，康德尔以作家、编辑和顾问的身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工作。1947年，康德尔主持编写了一份报告，题为《关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学校中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的建议》。1949年，康德尔为《人权——意见与解释》一书撰稿，建议将教育权规定为一项人权。1951年，康德尔撰写了《提高离校年龄》一书，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行的有关义务教育的丛书中的一本。1962年，康德尔为世人献上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走向教师专业》。1965年，康德尔与世长辞，走完了其精彩的一生。

乔治·贝雷迪在悼念康德尔时曾说道：“艾萨克·康德尔教授的逝世给比较教育界投下了一片阴影。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一位伟大的人。康德尔教授是属于人文主义者的一代，这种人在我们这个更为技术化、更急进、更局限于具体应用的时代是很难再现了。没有人能达到逝去的这一代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没有人能具有他们所唤起的那种灵感。”[15]

（二）比较教育思想

在《比较教育》《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中，康德尔系统阐述了他的比较教育思想。在他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康德尔一贯坚持并运用他的比较教育观，主要包括比较教育目的论和比较教育方法论这两大部分。

1。比较教育目的论

康德尔的比较教育目的论是其比较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目的论决定方法论。他对比较教育目的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早在1924年，康德尔开始编纂第一卷《教育年鉴》时就曾明确地指出，比较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学习教育的学生得以获取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16]。而康德尔主持编纂《教育年鉴》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收集一些大国的年度教育发展资料以及其他国家隔较长一段时间的资料，以阐明教育问题，促进知识积累和人类进步所依赖的经验的交流。

康德尔认为研究者应当根据研究的目的来选取适当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一书中，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贯穿始终。康德尔反复强调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以及它们对教育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基于此种认识，康德尔提出比较教育研究的最根本的目的应当是“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方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17]。康德尔列举了可供比较研究的20个普遍的教育问题，例如，教育制度特点的决定因素、民族主义的含义、教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通过对这类问题的比较研究，分析各种教育问题的成因，比较不同国家的制度并分析导致这种差异的背后原因，进而提出尝试解决问题的方法。

基于上述认识，康德尔提出比较教育目的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8]

（1）“报道—描述”的目的，即提供事实，发展教育思想。

康德尔认为，研究不同国家的教育制度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发展教育理论和拓展研究思路。在他看来，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一步是“提供关于各国教育制度的‘情报’”。他将各种教育事实分为国家教育的组织、教育管理、初等教育、初等教育教师的培训、中等教育与中学教师等几大类别。

（2）“历史—功能”的目的，即了解教育问题在特定民族背景下的原因。

康德尔认为掌握事实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础，然而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因为教育制度是各种传统、文化和观点等力量和因素影响下的产物。因此，比较教育必须探索教育制度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基于此种认识，康德尔提出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原理。他指出：“教育的比较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学校所反映的社会和政治理想的分析之上，因为学校在传递与发展中集中体现了这些理想，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统治其社会组织的力量与态度，决定其发展的政治与经济条件。”[19]

（3）“借鉴—改善”的目的，即借鉴别国的经验，以改善本国乃至全世界的教育。

康德尔希望比较教育研究者能够通过了解国内外的教育制度，从而了解本国教育制度的利弊，以改进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最终达到培养人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终极目的。

2。比较教育方法论

康德尔强调，比较教育研究应当放眼世界，探究各国的教育制度，并且分析那些形成和影响教育制度的因素。为此，他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族性”“力量与因素”这三个概念来诠释他的比较教育方法论。

（1）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康德尔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复杂因素的集合体——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起着确保民族团结的作用。它意味着观念、理想和信念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才能实现——共同的领地和政府或忠诚于某一政治理想或组织”[20]。它“包含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习俗，以及共同的文化。一个国家是一个已获自主的民族——它是民族与国家的结合体，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并在自己的国土上以一致的观念治理着”[21]。在整个研究中，康德尔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精神实质。在他看来，民族主义和国家的教育制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民族主义决定了国家教育制度的变革；另一方面，国家教育制度的变革所产生的新经验又将促进民族主义的发展。

可见，康德尔在早期对民族主义持一种良好和乐观的态度。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康德尔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在全球的疯狂肆虐，这种极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使康德尔对民族主义产生了失望甚至敌对的情绪。在《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一书中，康德尔将民族主义视为“一个对本民族渊源持共同的谬见及对其邻邦持共同的反感的社会”[22]。康德尔指出，如果盲目服从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则会阻碍社会的进步，甚至可能导致民族之间的相互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