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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第1页）

勃拉姆斯

勃拉姆斯：德国作曲家，童年时期就显露出钢琴演奏和作曲的才华，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C大调钢琴奏鸣曲》写于1853年。他谋求汉堡爱乐乐团指挥职位未果，1863年应邀任维也纳爱乐乐团指挥，从此定居维也纳。他创作有四部交响曲、合唱作品《德意志安魂曲》、协奏曲以及室内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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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父亲是一个四处流浪卖艺的乐师，不管报酬多低他都愿在任何一个公园或饭馆里拉他的大提琴，为人伴舞，供人欣赏。可他毕生都是儿子崇拜的偶像。已成为世界著名音乐家的勃拉姆斯返回他的故乡汉堡并要举办一场音乐会。他的父亲，老勃拉姆斯作为一个大提琴手也要进入乐队。虽然勃拉姆斯知道父亲的能力有限，要演出的是他自己的作品《小夜曲》，作品第11号，这首曲子在技巧上要求太高了，父亲是难以胜任的。排练开始了，这对身为指挥的勃拉姆斯简直是一场噩梦。他望着面现尴尬的父亲不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老勃拉姆斯洪亮的声音在大厅响了起来：“我知道，约翰斯[1]，你要说什么，但不要说出来，最好是你什么都不要说！”

这位老人固执地拒绝从他儿子那里拿一文钱，勃拉姆斯只能小心翼翼地，并施些伎俩来帮助经常陷入拮据的父亲。有一天，勃拉姆斯要与父亲做长时间的分离，于是他对老人说：“父亲，相信我，音乐在任何处境下都是极大的安慰，当你陷入窘境，心绪恶劣时，如果你拿起亨德尔那份《扫罗》的旧乐谱阅读，我保证你就会找到你需要的！”在这不久之后老人陷入困境。他想起儿子的话，于是就翻阅那份《扫罗》乐谱。他找到的恰恰就是他最需要的：他的儿子细心地在每一页的后面都藏有一张钞票！

还是14岁时，勃拉姆斯就不得不在汉堡的红灯区一家妓院里以弹钢琴谋生，他的第一次**就是在妓院里发生的。这种青年时代的不洁经历成为他一生无法摆脱的阴影。

在二十岁的时候，他进入罗伯特·舒曼的家。他受到友好的接待，在舒曼的要求之下，他弹了些自己的作品；当他开始弹奏F小调奏鸣曲时，舒曼打断了他说：“这克拉拉一定要听！”舒曼夫人进入室内，罗伯特说道：“克拉拉，你现在听听你还从没有听到过的音乐！”勃拉姆斯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漂亮夫人，她已是蜚声整个欧洲的钢琴家。他的心为之一震，开始重新弹奏。

勃拉姆斯征服了舒曼夫妇，他们请他留下来，作为他们的客人和朋友，把他们的家当做是自己的家。一直生活颠簸、居无定所的勃拉姆斯第一次感到了生活的温暖和幸福。他成了舒曼家庭中的一员。

五个月之后，舒曼因自杀未遂被送入埃登尼希精神病院；而这时克拉拉怀有五个月的身孕。在这段悲剧性的时期，勃拉姆斯一直守在舒曼家里，帮助克拉拉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他鼓励她振作起来，给予她勇气。克拉拉比勃拉姆斯年长十四岁，她一直把他当作是自己儿子，怀着一种母爱看待他，对他的温情照顾，常报以会心的微笑。可不久，令她自己都感到震惊的是，她对他的母爱般的情感起了变化。舒曼身患不治之症（他在被送入精神病院的第二年逝世），自己还是一个年轻的感情充沛的女人，而身旁是一个爱恋她的痴情人。可一道理智的堤坝阻拦了两个人情感波澜的冲击。

1855年年初，克拉拉去荷兰巡回演出；勃拉姆斯跟随她，在鹿特丹他俩会面了，不管任何流言飞语，摆脱任何陈规旧习，他们在一起了。但就是在他们爱情炽烈的时期从来就没有提到结婚这个词儿。克拉拉知道，勃拉姆斯为了创作，必须远离一切束缚和羁绊；而勃拉姆斯清楚，他必须顾及她对舒曼这个姓氏的敬重。在前往维也纳的前一天，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对她说道：“我们的路必须分开。我的那条路带我离开这里，走向的是寂寞孤独的高处！永别了，克拉拉！”克拉拉理解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她更能理解他了。在此前的四十年，他们一直是知己，有上千封书信为他们传递彼此的衷情。此后人们从没有听到勃拉姆斯认真地爱过任何一个女人。

1896年，克拉拉·舒曼在法兰克福逝世。六十三岁的勃拉姆斯一听到噩耗就赶到火车站，但由于心情恶劣，他竟乘上方向相反的列车。克拉拉的死对已逾花甲之年的勃拉姆斯是重大的打击，在克拉拉下葬时他因过度悲伤而瘫倒在地。从此他再没有恢复元气，再没有创作出作品，翌年他溘然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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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说过这样的话：“在我长胡子之前，我看起来像克拉拉·舒曼的儿子，而当我长出胡子之后，我看起来像她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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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喜欢吸烟，他既抽世界知名的雪茄烟，也抽香烟。随身总是带有不同种类的香烟，这其中既有昂贵上好的，也有廉价低劣的，如当时奥地利一般烟民所吸的“运动牌”。

有一位年轻音乐家的演奏博得了他的好感，于是他向这位年轻人递上一支产于埃及的名牌香烟。年轻的音乐家连声表示感谢，随后他就把它藏在口袋里并说：“它将使我永远怀念起您。从伟大的约翰·勃拉姆斯那里得到一支烟，毕竟不是每天都有这种可能的。”“那您把它还给我，”勃拉姆斯要求他，“我给您一支‘运动牌’的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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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如他敬重的贝多芬一样，一生没有结婚。同时代著名的音乐理论家汉斯立克催逼从没有写过歌剧的勃拉姆斯写一部歌剧，他对此答说：“对于我来说，写一部歌剧就像结婚一样。”结婚之难，莫过于他的纯贞的爱情已追随他挚爱的人而去，剩下的只是形而下的欲念了。在维也纳，有时路人看到一个矮小的白胡子老头在与一个妓女搭话，或与她一道消失在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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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比尔洛特与勃拉姆斯私交甚笃，他喜欢音乐，也会弹钢琴。有一次他请求勃拉姆斯，能否与他进行一次四手联弹。作曲家愉快地答应了，但是他弹得响亮并且速度很快，毫不顾及他的伙伴。比尔洛特简直跟不上。结束后他对勃拉姆斯说：“我很遗憾，大师，我今天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勃拉姆斯回应说：“这也正是您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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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每年都要在伊施尔这个地方疗养，有一年，一天，他被通知，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将授予他莱奥波尔德勋章。这是一项特别的荣誉，因为这种勋章向来只授给军界高层人士。

疗养院的负责医生感到这是向勃拉姆斯讨好的机会，于是对作曲家表示祝贺并说道：“我非常高兴，勃拉姆斯先生，莱奥波尔德勋章也授予一位有影响的人了，而非总是授予一位将军。”

勃拉姆斯回答说：“博士，您知道，我与一位将军的区分也许并不因此有多大不同，如您所认为的那样。您只消想一想，我也经历了多少次战役的胜利和失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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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他感到不满意的时候，都是以含糊不清的方式表达，从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对他的朋友、匈牙利作曲家戈特马克（1830—1915）的歌剧《莎巴女王》的反应也是如此。

在一次为戈特马克举行的小型聚会上—勃拉姆斯也参加了—在座的人纷纷对戈特马克的成就发表了祝词，快到结束时，一位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现在要向你们传达我们亲爱的同事勃拉姆斯的观点，他的精确的表达方式，你们都十分清楚。在被问及《莎巴女王》时，我们敬爱的朋友是这样说的：‘是啊—先生们—《莎巴女王》嘛—人们必须要说的—一部歌剧—我自己看过了—先生们—是啊—戈特马克—毫无问题，一部歌剧，我出席了它的首演—是啊，值得关注的事情……’”

全场哄然大笑。勃拉姆斯气呼呼地站了起来，说道：“有可能，我是这样表达过。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就完全是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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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的演出成功使他获得的荣誉达到高峰，他在维也纳的音乐圈中毫无异疑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那些年轻的作曲家经常写信向他求教，并请求在他面前弹奏他们的作品。勃拉姆斯竭力提携这些新人，可他极度的敏锐和别样的谦逊，在遇到一些自命不凡不知进退的年轻人时，只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