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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学（第2页）

最早提出“叙事学”这个概念的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他在于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提出“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的观点。此前的1966年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克洛德·布雷蒙的《叙事可能之逻辑》等论文以及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语义学》等著作，其实都是叙事学的奠基之作。作为文本分析的新方法，叙事学经过不断发展，具有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样，对于媒介文本批评而言，叙事学理论也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经典叙事学主要是对以神话、民间故事、小说为对象的书面叙事文本的研究。简言之，就是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叙事学着重对叙事文本做结构主义的技术性分析，并以此为依据研究其他各类叙事文本。叙事学形成和发展起来后，媒介批评家也使用叙事理论分析媒介文本，并注重研究各种文化是如何通过叙事再现自身，研究结构主义叙事模式对媒介文本的影响以及它们所达到的传播效果。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则将叙事文本研究的范围从小说、民间故事等，广泛扩展到电影、戏剧、漫画、新闻、日记、编年史等文本的研究，并拓展到对各种符号构成的媒介文本形式的分析，如对书面或口头语言、视觉形象、姿态和动作以及这些不同媒介组合文本的叙事学分析。

就历史发展看，对叙事的讨论早就开始。柏拉图对叙事做了模仿叙事的二分法，这可以被视为叙事理论的发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也对叙事问题进行了探究。18世纪，随着小说的发展，对小说叙事的讨论则更加充分全面，从小说的内容到形式、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定位等问题都有所涉及，对叙事学的基本范畴，如叙述视点、声音、距离等也都进行讨论。其中，关于叙述视点的讨论成为小说叙事批评最为重要的视角和方法。

从思想渊源看，经典叙事学理论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其中弗拉基米尔·普洛普所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研究奠定了叙事学理论的基础。叙事学理论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于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该著被认为是叙事学的奠基之作。普洛普打破了传统的按人物和主题对童话进行分类的方法，认为故事中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由此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分析出32个“功能”。[20]其他俄国形式主义者如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等人提出的叙事作品的“故事”和“情节”之间的差异的认识，直接对叙事学的叙事作品结构层次划分研究产生影响。“故事”指的是作品叙述的按实际时间顺序的所有事件，“情节”则侧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影响了叙事学对叙事作品结构层次的划分。他们提出“故事”和“情节”的概念来指代叙事作品的素材内容和表达形式，大致勾勒出其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所聚焦的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以此来突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技巧。

普罗普的叙事学理论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接受并传到法国。借助于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列维-斯特劳斯则重点研究了神话中内在不变的因素的结构形式，并试图运用语言学模式发现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对叙事学理论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图7-5列维-斯特劳斯

（二）经典叙事学理论

经典叙事学，即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核心内涵，就是要发现文本的“深层结构”，即在“故事底下找故事”。但是，这个视角在具体分析中又有差异，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首先重点发现深层结构，再由“深层”反观“表层”，如普洛普、列维-斯特劳斯（图7-5）、托多罗夫和格雷马斯等的研究。二是首先重点从文本话语即表层结构逐渐进入“深层”，以热奈特和罗兰·巴特等为代表。由此出发，经典叙事学理论建构了不同的分析研究取向和基本理论体系。这主要包括下述方面。

}h6}1。罗兰·巴特的符号叙事理论

罗兰·巴特认为，叙事学就是对叙事作品的研究，主要包括神话、传奇、寓言、故事、短篇故事、史诗、历史、悲剧和其他的人类的表达方式。他利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来分析文学。认为文学只是一种语言，一种符号系统，重要的不是它的信息，而是它的系统。同样，文学批评重组的不是作品的信息，而是它的系统，就像语言学家不去推论句子的意义，而是建立能够传达意义的正规机构。因此，文学批评不应是理解作品的意义或价值，而应探究产生意义的结构。作者的本意因此受到忽视，而语言和结构不是作者的意识，或来自意识的言语行为产生意义。罗兰·巴特为叙事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设想。

作为符号学理论的奠基者，罗兰·巴特对叙事作品的结构进行分析。他把叙事作品分为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三个描写层次，各层次上有单元分布关系，不同层次上有融合关系，如“功能”的确定必须决定于角色的意向或故事大体的“动向”，“动向”的作用和价值又须依它在整个“叙述”中的地位而定，任何语言单位可能结合到各个层次之中产生意义。在具体叙事分析中，罗兰·巴特在《SZ》中，把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分解成561个词汇单位，即“解读单位”。其中，有些只有几个词，有些是几个句子，长短不一，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分析主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解释符码、行为符码、语义符码、象征符码、指示符码五个符码，从而对巴尔扎克的作品进行了符号学叙事的分析。

}h6}2。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语义学

格雷马斯在叙事学理论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从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理论以及雅克布森关于“二元对立”的概念出发，重点探究了叙事文本的语义结构。其最重要的著作是《结构语义学》（1966）和《论意义》（1970）等。

首先，格雷马斯明确区分了深层语义机构和表层句法。表层句法又可分成叙事结构（表层结构）和语篇结构（表达结构）。叙事过程要经过一系列的转化，具体包括横向转化和纵向转化，横向转化是从基本语义转化成基本句法。纵向转化是从基本句法转化成表层叙事句法，再转化成语篇句法。格雷马斯认为，符号叙事学意味着转化的过程，即意义的产物。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基础上提出了“语义方阵”，认为它是一切意义的基本细胞，语言或语言以外的一切“表意”都采取这种形式。“语义方阵”里面包含着主角和对象、指使者和承受者、助手与对头三对结构单位。这三对结构单位出现在所有叙事作品中，包括愿望、交流和矛盾三种关系。格雷马斯的理论可以视为对普罗普最初构想的一种发展和改进，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情节结构模式的建立，揭示出叙事体深层结构所显示的意义。与普罗普不同的是，他把故事视为类似句子的语义结构，注重的是功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个的功能。

}h6}3。热奈特与叙事理论的发展

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在推动当代叙事理论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热奈特在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出自己的叙事理论。

热奈特认为，“叙事”包含故事、叙事和叙述行为三个层次的概念，故事是叙事话语中讲述的或真实或虚构的事件；叙事指的是讲述一个事件或者一系列事件的口头或书面的话语，实际上是叙事者对“故事”加工后的完成形态，即叙事话语；叙述行为“并非指实际上的作者叙述，而是指一种虚构的或理论上的交流过程，即一个虚构的叙述人向一个或一些虚构的听述人传达叙述内容”。其实，叙事话语分析的就是对叙事、故事和叙述行为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热奈特吸收了托多罗夫的叙述话语的研究成果，并对其予以修正，区分了三类故事问题：第一，时间，指所述之事的时间次序。它分为“事实时序”和“叙述时序”，前者指“故事”中这些事件“实际”发生的顺序；后者指在“叙事”（作品文本）中这些事件排列的顺序。时序主要指故事的时间与叙事时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二，跨度，又称“时限”，指怎样压缩、删减或扩展所述之事中的一些事件，怎样概述或停顿等。“故事”中事件的发展进程速度是“正常”的，而在“叙事”中却发生变化，“几十年的事”可以寥寥交代甚至一笔带过，“一个细小动作”却可以扩展开来或跨过相当久远的时间产生影响。第三，频率，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发生的次数与在“叙事”中被叙述的次数之间的变化关系。包括同频式（事件发生次数=事件被叙述的次数）和异频式（事件发生次数大于或小于事件被叙述的次数）等多种情况，如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把只发生了一次的事件叙述得好像重复发生的事件一样。第四，语式（又称“语境”），指叙事的方式，它又可分为“距离”和“视角”。距离涉及叙述与它自己的材料之间的关系，热奈特引用柏拉图的“纯叙事”与“纯模仿”两个概念，认为他们相当于英美小说中的“讲述”和“展现”。视角，又称为“视点”，指叙述人进行叙述的角度位置。

热奈特为研究叙事话语建立了一个较为严谨和系统化的体系，是当之无愧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集大成者。此后，叙事学理论从法国传播到欧洲大陆并发展到英美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马丁的《当代叙事学》和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等是英美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英美学者更多地是从修辞技巧入手，研究比较直观和经验化。例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对“隐含的作者”和“声音”的探讨，便不单纯是从叙述语法的角度入手，而是以一种修辞学的观点进行了叙事学的分析，同样对叙事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意义。

[1]［比］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李幼蒸译，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张国良：《传播学原理》，17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1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美］JohnFiske：《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61页，香港，香港远流出版公司，2004。

[6]［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33页、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36页、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102页～1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1]［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1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2]［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1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3]［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5]［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许静译，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6]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17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17]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34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8]［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瞿铁鹏译，7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9]祝克懿：《“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20]［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28页、2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