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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意识形态批判（第2页）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形成了一系列思想，他对意识形态的阐释是媒介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9]

图6-6路易·阿尔都塞

路易·阿尔都塞（图6-6）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政治和历史》《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列宁与哲学》和《自我批评》等。德里达对其评价道：“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阿尔都塞周围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最为警觉和最为现代的再阐释”。[10]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同于科学，具有其独立的逻辑和规律的表象体系，如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等，是历史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之中，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意识形态具有将具体的个人建构为主体的功能，即意识形态的主体性。意识形态一方面确实是指一系列存在的现实，但另一方面又不同于科学概念，不提供认知这些现实的手段，故此也并不说明这些存在的本质。一般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包括：第一，意识形态具有构建主体的普遍功能；第二，意识形态作为生活经验是对的；第三，意识形态作为存在之真实条件的错误认知是错的；第四，意识形态涉及社会构成及其权力关系。从总体上看，阿尔都塞认为上述意识形态的内涵都是反人道主义的。

其一，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是国家机器的观点。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十分迫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当时的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主要代表性思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为出发点的，即在对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论述的基础上，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简称为AIE）的概念。[11]其定义是“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这样一些现实，它们以一些各具特点的、专门化的机构的形式呈现在临近的观察者面前”，阿尔都塞还为这些现实“开出了一个经验性的清单”：宗教的AIE（由不同教会构成的制度），教育的AIE（由不同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构成的制度），家庭AIE，法律的AIE，政治的AIE（政治制度，包括不同党派），工会AIE，传播AIE（出版、广播、电视等）和文化的AIE（文学、艺术、体育等）。[12]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相对于“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即通过暴力发挥功能的国家机器）的概念提出来的。在阿尔都塞看来，该观点也是对葛兰西思想的深入阐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同于单一的、完全属于公共领域的国家机器，而是多样的并且绝大多数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区分开AIE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基本差别是：镇压性国家机器‘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13]“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14]

在阿尔都塞的观点中，意识形态的形成或者是如他所说的在“实践的意识形态”中，[15]人是有自己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参与的。这样的观点部分解释了被控制者接受非己方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一种意识形态在非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的推动下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享的理念。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样的过程只是意识形态“虚伪性”的表现，但阿尔都塞揭示了“虚伪的意识形态”能够达成的机制及过程。

其二，阿尔都塞认为，在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存在着被控制的人的“主体性”的存在。弗洛伊德在认识个体时提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阶段，其中的本我和自我阶段受到意识形态隐蔽的控制，但这样的控制不是通过显在的强制力量实现的，甚至在被控制者看来这样的控制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观点中，阿尔都塞看到了意识形态对人认识自己的控制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生活其中的人的控制力量。由此，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媒介在建构事件、建构个人对自己的认识等的时候是对个体主体性的控制，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和地位受制于意识形态控制，人的主体性不是为自己控制的，意识中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控制，无意识也是内化了的意识形态。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建构了人的社会存在，即建构了人的社会的主体性。

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不是公开的，而是隐蔽的。意识形态从外部构筑了我们的“本质”和“自我”，因此，我们所说的“本质”和“自我”都是虚构的，占据在“本质”和“自我”之上的是一个拥有社会身份（文化身份）的社会存在，即一个主体性的个体。这个主体性与过去的主体性不同，他不是统一的、个性化的和独立的，而是矛盾的，并且伴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总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将大众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手段，将大众传播媒介的意识形态问题提到了媒介批评的重要位置。由此，媒介批评理论如何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来发现媒介的内在结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13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417页、4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何磊：《葛兰西与文化研究》，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2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4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7]［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20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334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9]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13页、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0]［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在英语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被翻译为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简称为ISAs。

[12]［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33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3]［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336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4]［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33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5]［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19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