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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媒介批评的基本问题（第2页）

他们所强调的重点，正是媒介现实对真实现实的建构意义。在此过程中，受众也参与了媒介现实的建构。所谓受众现实，是对真实现实和媒介现实的再建构，受众基于自身的“视域”，直接参与了媒介现实的意义生产。因此，在传播建构论看来，传播活动中的受众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建构者。同样，传播过程中的信息也不再是对真实现实的完全复原，而是意义的再生产。斯图亚特·霍尔所谓的受众的“解码”过程，就是意义的再建构活动。受众在理解媒介呈现的事实时，有意识地选择、理解和再生产。信息的传播就是信息的增减，有人称之为“传播的自反性”。[11]受众参与媒介现实的再建构本源于受众的意义视域。那么，是哪些因素决定受众的意义再建构呢？其实，这也是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行为科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乃至人在进化中形成的信息偏好等更为广泛的学科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问题。

解释学立足于对文本的解释和理解，提出对文本意义构成的接受者的理解问题，那么这种理解也就是意义的再建构的过程。伽达默尔则认为，理解文本“并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例如，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作者也许是完全不为读者所知的）——而是参加到文本与我们所做的交往之中的问题。”[12]伽达默尔进而提出“视界融合”的核心思想，他认为，正是通过视界“融合”，意义理解的主观性和历史性得到统一，个体的意义和社会的意义得以统一。所以，所谓“正确”的理解必须消除成见，放弃自己的视域而进入他人的视域，而理解只能在“成见”（即社会意义）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理解和解释就体现为个体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互融合的问题，通过这种融合获得新的视域。这种融合在交流与对话中建构起来，变动不居。因此，媒介现实就是传播主体立足于各自的“成见”——包含社会情境和历史视域的文化环境、个体特征等——的视域融合，这也就是媒介现实的意义建构。

媒介环境是影响媒介现实的意义建构的现实条件。媒介环境不同于物质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和物理环境。媒介环境包括信息存在的各类社会环境及个体环境。媒介环境的特点有三个：第一，它的核心是信息以及信息的“意义”。它的构成形态是抽象的、精神层面的意义。第二，它是观念形态的存在。因此，它如同空气一样，人们生活在其中，却不会有意识感知它的存在。第三，它主要体现为制度环境。媒介所处的社会机制决定了媒介本身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因此，它是动态发展的，会随着信息的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活动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总体而言，媒介环境是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受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变迁的影响。

四、传播网络与媒介组织

人类的传播活动本身是社会化的活动，不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传播活动的社会化水平各有差异。随着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人类传播活动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通过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人们构建了庞大的传播网络，从而使得人类彻底进入“媒介化社会”的生存方式。传播活动的社会化主要是以传播网络的建构为基础的媒介信息的组织化、标准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因此，对于传播网络与媒介组织的研究，是媒介批评学的实践范畴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从传播活动的意义建构层面上看，所谓传播网络，就是以人类社会共享意义的生产、流通和交换为核心的多层面的、动态的信息交流的结构形态。传播网络不但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结构，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结构，传播网络中结构的维度、层面和结构形式的动态变化影响着结构的性质，从而也就直接作用于传播整合。处于社会中的公众，通过传播活动，不断在建构和使用传播网络，因而，传播网络的建构、组织和使用的能力，也就体现了社会整合的能力以及拥有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能力，概言之，体现了总体社会化程度的高低。

大众传播理论对传播网络问题也进行过深入研究。[13]研究者认为，传播网络是指人类利用符号手段所编织的交换讯息和思想的一种动态交换结构，基于这样的网络，个人完成自己的社会化过程，并将自己的生活编织进更大的网络之中，从而使自己成为更为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一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社会化程度是与其编织传播网络和利用已有的传播网络的能力成正比的。同样，要揭示一个社会独特的品质，需要从揭示这一社区的传播网络入手。正是因为借助于各种不同的传播网络，同一社区的人才能形成共有的意义，而又正是基于共有意义的基础上，这一社区才能成为一个相对紧密的结构。

人类自我组织成为团体的方式，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可见的物理组织形式上，如社会学研究惯常使用的阶层、职业、社团等不同的组织分类形式，此外，还包括文化研究所提到的价值、观念、文化等层面上的组织和认同，这也就是所谓的“意义建构”层面上的文化认同。这其中有联系紧密的利益共生团体，也有看似松散实则紧密的价值认同团体，不管是何种层面的组织结构形式，团体之间的构成主体都需要通过传播活动联系起来。这样，在社会团体之间就形成了一些共享意义的交汇的“节点”，通过这些意义之“节”，将整个社会群体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了社会传播网络。

“创新扩散”理论的提出者罗杰斯曾使用过“传播网络”的概念，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中指出，传播网络由一些内部相互关联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之间有着一定的信息流动模式。网络具有一定的结构和稳定性。正因为网络具有一定的模式，网络内个体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对网络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传播结构，也就是系统内模式化传播信息流入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构成元素。传播结构非常复杂，哪怕是在一个极其小的系统内，即使是身为系统一分子的系统成员也不能完全了解他们所在系统的传播结构。因为系统内可能存在着多种网络链，如果个体试图去了解所在系统内的传播结构，他可能会被信息过量的问题困扰。罗杰斯认为，在一个具有200个成员的社会系统内，就有可能存在19900个网络链，而在一个有1000个成员的系统内，就存在着近50万个网络链。因此，传播网络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网络中的人际沟通关系为分析单位，分析网络中有关传播信息流的资料，从而明确系统传播结构的一种分析方法。这一方法需要根据个体在网络链中的沟通相近度，将个体分为多个源系。因此，那些关系甚近的个体归属为同一个源系。沟通相近度是指网络中有关联的两个个体的个人沟通网络在多大程度上叠加。[14]

传播网络的研究实际和社会网络的研究密切相关。“社会网络”理论以不同的观点看待社会结构，视社会结构为一张人际社会网结构，其中“节点”代表一个人或一群人组成的小团体，“线段”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社会网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结构的特性。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嵌入性”观点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其研究重点就是在一个网络之中的个人如何通过关系，在动态的互动过程中相互影响，不但影响了个体的行动，也改变了相互的关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结构。在社会网的分析中，可以探究个人行动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微观的分析可以解释宏观的现象。同时，社会网络被视为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是因为这一概念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网络分析包含五个基本的原则：第一，结构化的社会关系较之社会成员的特点是社会学解释得更有力的源头；第二，规则源于社会关系结构体系中的位置；第三，社会结构决定二人关系的运作；第四，世界是由网络组成，而不是由群体组成的；第五，结构方法替代和补充个体方法。此外，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以“弱关系”作为传递信息的有效的桥梁，从互动的频率、情感强度、亲密关系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而“桥”理论则是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不同群体间信息流通的关键理论。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也提出了“结构洞”理论，认为社会网络中最有可能给参与者带来竞争优势的位置是处于关系稠密地带之间，而不是之内，从社会网络整体来看，这种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就如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被称为“结构洞”。[16]就社会网络理论分析而言，“传播网络”是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研究方法，社会网络研究也为媒介批评探究人类传播活动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分析手段。

有研究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有组织化与商品化两个主要特征。大众媒介作为有组织、有目标和自身利益的、专门化的从事信息传播的机构，其传播的“产品”包含“纯”信息和实现机构的目标与利益两个部分。从理论上讲，纯信息部分是无条件满足大众获取信息的自由。但是，无条件满足只能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衡量媒介行为的标尺。机构的目标和利益往往是隐藏在信息选择、编辑和传播方式中的。政府控制的传播机构、商业传播机构、团体和公共传播机构等，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其信息也有附加值；商品化对传播内容的支配也表现在两级传播目标方面，即传播信息，通过信息传播制造受众。受众一旦被视为大众市场的消费群体，传播文化产品——消费文化立即受到商业的支配，大众被当做一种“市场份额”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商品化还包括媒介自身的商业利益，媒介影响大众生活的方式的特点是日常性、随意性和反复性，媒介在反映大众意见的同时充分发挥其特点，也把自己的意见放置其中一同传播，影响大众的观念。[17]

因此，作为传播网络构成的基础，媒介组织与整个社会现实的发展紧密相连，是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及社会价值的呈现者。那么，这就涉及媒介组织的目标，一方面以市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要满足社会大众的信息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偏离社会价值的标准。媒介组织是专门化的媒介产品生产机构，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其主要功能是给大众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因此，由媒介组织生产的媒介产品，不但要根据市场需求，生产能满足媒介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还要坚守社会的价值底线。媒介产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性产品。广义的媒介产品包括新闻版面、文字版面和广告版面、节目和广告时段。狭义的媒介产品指报纸、电视节目、广播节目。报纸、电视节目、广播节目为受众提供新闻信息服务、娱乐服务及各门类知识，受众付出时间和注意力来获得读报、收看节目。媒介产品作为产品，首先是一种处于市场环境背景下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价值是通过满足受众的需求来实现的，这是媒介产品的自身要素。但是，与其他产品截然不同的是，媒介产品是一种负载着社会“意义”的产品，它不仅使人们获得物质方面满足的体验，更为重要的是，还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满足和实现。如何通过媒介组织生产出既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又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媒介产品，这又是媒介批评理论需要探究的关键问题。

基于拉斯韦尔等提出的线性传播模式，传播学理论形成了以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和受众分析等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其中，受众研究是大众传播理论探究的重点领域。但是，对于受众的概念，在习惯性的使用之外，目前仍然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大众传播理论认为，受众具有规模巨大、分散性和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及无组织性等基本特征。这一受众观主要基于社会学中“大众社会理论”对“大众”的界定。传播学者麦奎尔认为，受众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共同的文化兴趣、理解和信息需求）的产物，同时也是对特定形式媒介供应物的一种反应。受众通常是同时存在的，当一个媒体开始对某一范畴的成员或者某一特定地区的居民产生诉求时，受众便开始存在。媒介的使用也同时反映出广泛的“时间使用、可获得有效性、生活方式与日常事务”等运用模式。[18]

大众传播研究对受众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理论描述。例如，“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是积极的，但自身未必是具有绝对控制力的；批判理论认为受众的信息需求、获得机会与信息选择等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社会认知理论和符号学理论则认为信息内容能够建构人们的社会行动；文化研究认为，人们必须实际地估测出他们与媒介文本的互动会对他们所处环境中的功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认知与行为科学则认为人类有着不同程度的认知处理能力。基于社会文化的受众研究传统，重点考察的是受众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意义建构，阐释受众内容接受的意义及其在语境中的使用。媒介批评通过对受众的深层次分析认为，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受众，各种不同的因素影响着其对信息的认知、选择和阐释。因此，要使得媒介能够实现其影响社会受众的良性功能，最好的方法是提高人们使用媒介的能力，也就是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

对媒介素养内涵的认识，主要从能力模式、知识模式和理解模式三个不同层面界定。就能力模式而言，媒介素养指公民所具有的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形式信息的能力，重点是对信息的认知过程。知识模式观点认为，媒介素养就是关于媒介如何对社会产生功能的知识体系，其重点是信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理解模式观点认为，所谓媒介素养就是理解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等因素在信息制造、生产和传递过程中的制约作用，其重点是受众对信息的判断和理解能力。

美国传播学者鲁宾则认为，所有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都强调特定的知识、意识与理性，即信息的认知过程。多数定义着重于对信息的批判性考察，另一些定义也包含信息的传播。如此看来，媒介素养也就是对传播的信息来源和技术、所用的符码、所生产出来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选择、解读和影响的理解。[19]概括起来看，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使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完善自我，共同参与并推进社会进步。具体则包括社会大众使用媒介的动机及需求，使用媒介的方式、方法与态度，使用媒介的有效程度以及对媒介的批判能力等。有学者则认为，“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计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

媒介素养的实现要通过媒介教育，媒介教育的过程，就是培养公众了解媒介信息多面性的特征，提升公众对所接触的信息的思辨能力。由此，20世纪下半叶，以媒介素养的提升为基础的媒介教育，在欧美、亚洲部分地区逐渐兴起。其重点在于立足于媒介化社会的现实背景，针对媒介使用对公众的影响而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方法。媒介教育以培养人的媒介素养为核心，使人们具备正确使用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并形成能够理解媒介所传播的信息的意义以及独立判断其价值的认知结构。同时，媒介教育还力图使未来媒介化社会的公众具备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针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和标准，媒介批评理论就应该深入探讨。

美国传播学会基于知识、行为和态度三个基本概念，详细提出媒介素养教育所应遵循的五个标准。这些标准具体包括：第一，培养理解人们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使用媒介的能力；第二，培养理解受众与媒介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能力；第三，培养理解媒介内容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的能力；第四，培养理解媒介的商业化本质的能力；第五，培养使用媒介与特殊对象沟通的能力。同时，美国传播学会还详细列出了衡量每个标准的具体指标。[21]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性概念和标准，如何在现实媒介教育中实施，也是媒介批评需要考察的基本问题。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成为起支配性作用的社会力量。显然，媒介技术的变迁所引发的传播媒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信息传递的解释范畴，技术发展使得媒介本身的价值观以及为特定利益或权力服务的立场变得更加隐蔽。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受众对媒介信息批判的能力，为了保证社会公平合理地良性发展，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探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1]张国良：《传播学原理》，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美］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刘海龙译，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序言，3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5]［英］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陈卫星：《传播的观念》，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译码》，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42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8]［英］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译码》，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42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9]［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2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0]陈卫星：《传播的观念》，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陈卫星：《传播的观念》，3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译，1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13]吴飞：《一种新的视野：社会传播网络分析》，见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2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5]［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6]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68页、6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7]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序言，3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18]［英］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崔保国、李琨译，30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9]［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三版），曹书乐译，36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0]［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三版），曹书乐译，36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1]鲁曙明、洪俊浩主编：《传播学》，19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