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三参办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第1页）

（三）参办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

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乡村建设进入**，分散各地的相关学术团体亟须加强联络，由晏阳初、梁漱溟、高践四、章元善、许仕廉、杨开道等人1933年发起，“鄙同人因感于乡村问题日趋严重，而各方乡村工作同人，彼此隔阂，缺乏联络，致力工作效力不宏，故曾彼此通讯，有公共集会及联络组织之提议。……其原则在多求精神上之契合，少注重形式之组织”[189]，特联合组织乡村工作讨论会，凡从事乡村工作者均可参加，以便交换经验，互相砥砺，增加工作效率，促进事业进展。会议采取值年制，前两届会议分别于1933年7月、1934年10月在邹平、定县举行，第三届乡村工作讨论会值年由梁漱溟、江问渔担任，两人作为社教社理事，与高践四、俞庆棠等人协商后，定于第三届年会假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召开，推定高践四、许仕廉、陈礼江、俞庆棠、刘平江、姚惠泉、童润之担任筹备委员，院长高践四任筹备委员会主任，下设记录、文书、会计和事务四股，各有专人负责。会议召开前夕，总干事俞庆棠以社教社名义欢迎即将参会的各位代表：“不用说是无锡的幸运，而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最竭诚欢迎的，莫过于在无锡的中国社会教育社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同人。”[190]1935年10月10日上午9时，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在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大礼堂顺利开幕。

图4-15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开幕合影（1935）[191]

从图4-15可见，在巍峨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新大礼堂的衬托下，楼前广场上合影的与会代表熙熙攘攘，精神饱满。到会代表169人，代表了19个省市104个[192]单位、学术团体，包括“政治性的机关二十五，学校二十五，民间团体二十一，民众教育馆十三，学术团体五，教会团体七，其他银行、报馆等八处”[193]，参会代表以江浙冀鲁赣鄂皖豫等省为多。“大会会场就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新建的图书馆，该馆面向马路，门口挂着‘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横匾，虽无特别装饰，但在一个不大的城市里面，这已足够惹人注意。”[194]这种盛况给梁漱溟留下极为深刻印象，时过一年，他还专门回忆起这次年会，“乡村工作在定县办了有十年，其余也有六七年，也有三二年的，眼看着这种风气一天天的展开。二十二年在邹平开过一次全国工作讨论会，前年在定县，去年在无锡，到会人数年有增加，所代表的机关或团体，也是年有增加；这种很有力量的潮流，是一种自由的集合，不是政府招集的，赴会的人要自己拿路费宿费饭费以及种种开销，而所得只是交换意见，并无实在好处，可是到会的人有一二百人，代表不同的七八十个团体，由此也可见潮流的力量不是被动的”[195]。在乡村建设的热潮鼓动下，聚集了百余位全国范围内从事乡村工作者前来参会，与会代表名单如表4-13所示。

表4-13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代表名单（1935）[196]

续表

续表

续表

表4-13是笔者根据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出席代表名单与该年社教社出版的《社员一览》两相比对而制成的。从表中可以看出，169名出席代表中，社教社社员有45名，约占参会总人数26。63%。社教社理事会的15名现任理事（见表1-8）中，俞庆棠、梁漱溟、赵冕、钮永建、庄泽宣、陈礼江、董淮、高阳8人出席，雷沛鸿专门委托俞庆棠代其参加，而3名常务理事俞庆棠、梁漱溟和赵冕则悉数亮相。从参与社员省别看，涵盖江苏、浙江、山东、广西、广东、河南、河北、湖南、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其中江苏省参会人数最多（51人），占总参会人数的30。3%，排在第二位的是浙江，18人参会；参会代表中政府有关人员32人，占总人数的19%，民众教育馆有20人，占总比例的11。9%；从事学术工作的代表为最多数（49人），占总比例的29。2%。[197]常务理事梁漱溟作为最为知名的乡村建设专家之一，他以《乡村工作中一个待研究实验的问题——如何使中国人团体组织》为题目，做了长达3个小时的讲演：“梁先生讲演的时候，省立教育学院的大礼堂里拥挤得‘水洩不通’，梁先生以多年讲学的特有的本领，个个字眼都清晰地传入每个听众的耳朵里。听完了讲演跑出来礼堂，许多人都相视而笑，说‘毕竟不凡’！”[198]社教社将梁漱溟、江问渔等其他乡村建设流派领军人物吸收入社，并委以主要角色，借助他们的社会声望，不仅迅速扩大了社教社的影响，而且，在他们的合力下，乡村工作成为社教社工作的方向之一，逐渐落实到社教基层工作实践中去。需要指出的是，因《社员一览》为1935年9月编印出版，早于第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月余，名单或许有所遗漏，亦存在《社员一览》上社员字号的阙如而未能比对出来，但反映出来的大略已能说明问题所在。

相较前两届年会，第三届年会除安排三天正式会议外，13日分组参观。筹备会公推高践四、晏阳初、章元善、许仕廉、陈筑山、梁漱溟、江问渔7人组成主席团。10月10日上午9：00，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大礼堂正式开始，开幕大会由高践四主持。开幕词中高氏专门言之在10月10日举行开幕意义，“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庆日，乡村工作既着眼于中华民族前途，则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在今天开会，实含有庆祝国庆之意”。面对济济一堂的各界代表，高践四言“本会主旨，在互相联络，增加工作效力，这也就是同人参加本会的期望”。晏阳初在随后讲演中，亦对高践四开幕词予以回应：“此次参加会员来自十九个省市，大家宁愿抛弃自己工作，不远千里而来此，互相切磋，彼此砥砺，并将过去之酸甜苦辣，种种困难烦闷，借此机会回想诉述。这是本会精神所在，与普通会议性质迥不相同的地方”[199]。本着这种精神，大会日程以全体大会—分组会议—全体大会—分组会议—全体大会循环进行，分为政治问题、教育问题、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4组[200]，分别由陈筑山、庄泽宣、俞庆棠、许仕廉、梁漱溟诸人分别主席，讨论问题70余件。13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安排了分组参观。为清晰起见，笔者特列出较为详细的会议日程表，如表4-14所示。

表4-14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日程表（1935）[201]

续表

续表

从表4-14看，会前预定的甲乙丙丁四组问题组书记，除教育组高践四变化外，其他三组均保持不变。教育问题组两天分别为庄泽宣、俞庆棠担任分组主席。究其原因，表面看来高践四已担任开幕式大会主席，需要致开幕及闭幕辞，实际上，相较社会教育学术素养看，庄泽宣、俞庆棠应比高践四更为合适，且三人同为社教社理事，对外都代表社教社的声音，彼此之间并无严格的此疆彼界，庄、俞二人代替高践四亦是名正言顺。而就两个半天的教育问题组讨论问题看，基本是社教社成员的智慧贡献，如“利用保甲制度促进乡村民众教育问题”，基本是社教社洛阳实验区的经验复制：“（一）方法：1。由保甲长报告区内不识字人数，先劝导，后用政治力量送入学校；2。分配各时期，按期入学，至少须入一教育机关受教。（二）原则：1。可以利用保甲长制度以促进民众教育；2。最好用会议式，用团体力量自动推行，万不得已方用硬性的政治力量”[202]。常务理事赵冕，理事庄泽宣、董渭川等提交了相关提案。社教社借助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积极发声，并汲取其中智慧，将其凝练为提案，提交1936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年会，如该届年会大家讨论乡村教育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多管齐下，综合解决。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在讨论中心问题时，张植安认为“要助成地方自治，不光要政教合一，不光用教育的力量、政治力量，还得用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以推动。所以要助成自治，必须利用行政、经济、军事三种力量，才能指挥一切，各方才能助成，否则，三者缺一，也不能做得通”，大会决议通过，并通知各地社友切实注意。[203]换句话讲，社教社正是在广泛汲取其他学术团体、机构的长处，为己所用，“政教合一”的社教事业实验亦由此突破了最初的政治与教育的合一的单一主题，转向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综合的“政教合一”，其内涵更为宽泛和扩大。由单一到综合，正是社教事业从分散到整合的重要表征。

该次年会，与会代表给予高度评价，“此次在无锡教育学院开三届年会，派代表出席之机关更形踊跃，达一百余处。会员一百六十八人，自由参加旁听者亦有五六十人。集合全国各地农村事业同志于一堂，各抒其阅历经验，研究心得，互相交换意见，以策励乡村建设县政改革诸端之进行，诚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培养国力复兴民族之一线光明也”[204]。但同样存在一些问题。社教社干事储志援引社教社年会经验，深以该年会未规定会员资格、未有严密大会组织及会期过短为憾。他认为不限制会员资格，会因为个人地位、背景、所负使命的不同导致意见复杂，各言其事，以致出现重新转移不能纳入正轨的结果。而缺乏严密大会组织，就会出现“藉这机会凑凑热闹，把会议情形，放在脑后的人，也在所难免”，为了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神仙会弊端，储志建议严密该会组织：“所以本会的组织似乎应该特别严密，对于各会员的奉行大会决议案，应略具强制性。将大会结果通函全体会员实行，甚至由值年代表负责视导督促，如是才能言行合一。否则会议自会议，于实际方面，很难有所补益。”[205]实际上，储志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揆之史料，颇有数位借开会之机游山逛水，并留下洋洋洒洒的回忆文章。如上海俞塘合作事业委员会的李宗孟，对该次会议记录得更多的是各处风景、美食，他勉强参加完第一天会议后，第二天就溜了会，“十一日，是大会的第二天，晨间被外面内河小轮的吼叫声、嚣扰声催起了床，上一晚和新夫兄约定不参加第二天下午的分组会议，抽出些空来去玩赏一下无锡的风光——那少妇派的风光”。文中称下午不参会，但是实际上上午仅照了合影便开溜，“早饭后，进城访友，十时许赶赴会场，正在预备摄影，于是在近二百的人头里，也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子，摄影后又继续开大会，我恐怕等大会开好吃过中饭去时间太局促，于是招呼了新夫兄早退离场”。之后两人就雇了两辆人力车，去旅馆换了短装，带了只小提箱，里面装了些水果，“很悠然底登车出发”。[206]这种参会心得还专门在俞塘省立民众教育馆编辑的《社教通讯》上刊发，可见大家已习以为常。

面对以储志为代表的社教社社员的呼吁，梁漱溟在11日上午大会予以回应，借“确定乡村应设中心理论及全国乡村工作机关切实联络案”讨论结果，他认为“一，中心理论不能强求，应自然趋势，逐渐影响而归一致；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为临时集合，自由发起，讨论不采取决议形式，重在意见之交换，似不必有固定之团体组织”[207]。这种观点颇得一些代表认同，如参会代表张道一认为：“有一位会员深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为痛心。在我个人看这‘乡村工作讨论会’七个大字里亦没有表示‘会议’的意思，这位先生的话徒表示其未加深思而已。”他认为工作讨论会是交换意见，讨论问题的集会，“这里决不能产生什么决议，因为一年一度的临时结合，各方代表的来路都是自由参加，会员既不是永久的固定的，岂能有什么决议案？决议案又交哪个去执行？不执行又该怎样？”[208]实际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互相联络，增加工作效力”为本旨，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渠道，在乡村建设各派的联络功能与社教社打成平手[209]，很大原因就在于它仅仅是个临时集会，而非有会员限制和严密组织的固定社会团体。

总之，这次年会，对社教社意义重大。第一、第二届分别在中华平民促进总会所在地的定县、山东建设研究院的邹平召开，这次在社教社大本营所在地的无锡召开，且社教社社员占参会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强，大会值年梁漱溟、江问渔均为该社理事，彰显了社教社作为新兴的民间学术团体，在乡村建设队伍中正脱颖而出，显露出与国内知名的乡建学术团体“试比肩”精神气度。“本社自成立以来，对于乡村工作就很着重，除于第二第三两届年会讨论拟定‘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设施要点’而外，并创设洛阳实验区从事乡村实验工作。”[210]社教社奋力推进自身事业进展的同时，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这次年会的成功举办，彰显了全国各地从事乡村建设的各个学术团体、流派之间的联络合作更为深入，而具体到社教社自身，该社自成立以来，自第一届年会以来一直提倡要注重乡村，强调与各学术团体机构的有机联络决议[211]落在实处。社教社通过参与承办全国乡村工作会议第三届年会，积极拓展交往范围，努力展现其社会形象。实际上，除去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假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召开外，1936年5月初，中国测验学会第三届年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五届年会先后假该院召开。“本社除就近襄助筹备事宜外，并联合省教育学院，无锡县教育局等数团体，宴请两学会出席年会之会员，以尽地主之谊。”[212]抗战期间，该社联合中国教育学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等12个团体，在重庆组织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及联合会，连续成功举办了4届联合年会。[213]这些联络有效地改变了之前“只有政府当局的主持，各界社会的协助，分道扬镳，缺乏联络”[214]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的联结。

[1]《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志盛》，载《教育与民众》，第3卷4期，1931。

[2]《工作报告总干事俞庆棠先生社务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0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3]陆盖：《交谊会之花花絮絮》，载《社教通讯》，第1卷1期，1932。

[4]大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5]笔者目前尚未搜寻到6卷3期，据《社友通讯》编辑叶岛回忆，《社友通讯》6卷3期已印刷，因战火纷飞难以寄往各地：“到了十月六日下午一时左右，敌机开始光临无锡车站一带来轰炸，地方秩序颇受影响，印刷所关起大门，把正在印刷中的六卷三期社友通讯无情地搁置在印刷机上。……方桥在无锡城南约十多里，离敌机日常来轰炸的目标稍远，……社友通讯六卷三期，此时在方桥附近的乡村中设法印就，可是送到邮局以后能否按份寄达各地却是很成问题，恐怕有不少社友至今未尝收到这一期吧？”详见：叶岛：《从无锡至桂林》，载《社友通讯》，第7卷1期，1938。

[6]《本刊价目表》，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

[7]心斋：《编者附言》，载《社友通讯》，第4卷1、2、3合刊，1935。

[8]《复刊词》，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9]刊物内容主要分为：第一，短论。运用精锐的眼光，犀利的笔端，将现实的社教事业，痛下针砭！第二，社务要讯。逐期就社务发展之重要事实，作有系统之叙述，一面报告社务发展之近况，另一面作编辑社史的资料。第三，社友珍闻。采用侦探的方式，诙谐的笔致，把社友的珍闻趣事，真实的毕露出来。第四，社友活动。刺探社友活动消息，借以联络社友感情。余如小品文字、小小统计等，编者也很希望在这园地逐期贡献于大众之前。《卷头语》，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10]《卷头语》，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11]《征稿启示》，载《社友通讯》，第1卷7、8期合刊，1933。

[12]《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13]心斋：《编者琐话》，载《社友通讯》，第3卷1期，1934。

[14]储心斋：《忆中国社会教育社》，118页，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25辑（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专辑），自刊，1991。

[15]《编后注》，载《社友通讯》，第7卷1期，1938。

[16]《复刊词》，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17]赵冕：《本社第一年的回顾与第二年的展望》，载《社友通讯》，第2卷2、3期合刊，1933。

[18]《本社聘定新干事》，载《社友通讯》，第1卷6期，1932。

[19]事务所自称：“本社为了要兴奋各地教育当局及社教人士努力研究社会教育学术及促进社会教育事业，每年均举行年会一次。更为了要向未出席年会各社员，报告大会经费及保存社会教育上重要史料起见，每于年会以后，均由事务所不厌其烦的编印报告一册。这本报告，在表面看起来，与其他概况、刊物之类，无甚两样，如考实际，确有其独到之意义。”《最后一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第三届年会报告》，112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4。

[20]《编后余谈》，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