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桐膺:《以民众教育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的我见》,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173]如:“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好似尽善尽美,仿佛真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新招牌,戳破了说,却也不过是现存秩序之巧妙的设计者而已”。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兼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益世报·农村周刊》,第57期,1935。
[174]理事会决定8月8日至12日在青岛举行第五届年会,并推定社员雷法章、杨展云、董渭川等为筹备委员,召集大会通知书已由该会理事会事务所发出。该届年会拟行讨论中心议题有3个,分别为“民众生产教育具体办法”“民众教育之范围”及“中国社会教育制度及政策”。《民教情报(四):中国社会教育社将在青岛举行第五届年会》,载《今日之民教》第6期,1937。
[175]《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
[176]《中国社会教育社通告一》,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77]《通告一》;《通告二:征集第五届年会论文》,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
[178]筹备委员会名单由三部分组成。(1)筹备委员会名誉委员:沈成章(时任青岛市市长),何仙槎(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济青(时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2)筹备委员:雷法章(时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周弢夫(时任青岛市社会局局长)、袁道冲(时任青岛市自治委员会委员长)、杨吉孚(时任青岛市招待处总干事)、孔令粲(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秘书主任)、杨鹏飞(时任山东教育厅第三科科长)、曾昭常(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第三科科长)、许筱山(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第一科科长)、苟云书(时任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董渭川(时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杨希文(时任山东第二民教辅导区主任)、吴振宗(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科员)、芮子玉(时任青岛市教育局科员);(3)筹备主任:雷法章。《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五届年会筹备委员会名单》,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79]《紧要启示》,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80]顾颉刚:《致闻宥》,见《顾颉刚书信集》卷3,5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81]《赴青舟车价目表》,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82]该决议案以孟宪承、雷沛鸿、赵冕三人联合作出,详见:《本社第五届年会中心问题委员会决议案》,载《社友通讯》,第5卷12期,1937。
[183]芮麟:《关于青岛——献给莅青出席本届年会的社友们》,载《社友通讯》,第5卷12期,1937。
[184]关于社员提案,计共收到31件,经整理后已交年会筹委会编入年会手册;社员选举票已收到438票;报名参加年会的社友总计270余人;上海市教育局、南京市教育局、河南省教育厅、绥远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江苏省教育厅、湖南省教育厅、广东省教育厅及甘肃省政府等处函复将推派代表参加年会。《年会筹备近讯》,载《社友通讯》,第6卷1、2期合刊,1937。
[185]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事务所:《紧急通告》,载《申报》,1937-07-28。
[186]《紧急启示》,载《社友通讯》,第6卷1、2期合刊,1937。
[187]从社教社之后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事务所做好了择机召开年会的准备,如内迁过程中将第五届年会的选举票作为社内主要资料打包携带。“社中原带出文件一木箱,因感移动上很不便利,商准俞总干事及理事高践四先生”,将社中资料中一部分打包寄往昆明社友处代为保存,“计寄出文件十三包,重要者如二十四、二十五两年度报销账,及购买社所基地单据;社友通讯全一份,第五届年会选举票全部(未开票),历届年会报告全一份……”第五届年会选举票赫然与报销款、购买社所基地单据等相提并论,可见事务所对年会择机召开依然抱有几分希冀。叶岛:《从无锡到桂林——半载以来本社事务所移动之经过》,载《社友通讯》,第7卷1期,1938。
[188]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五届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陈礼江(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陈友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秘书)、董渭川(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马祖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附属实验民众学校校长)、甘豫源(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推广委员会主任委员)、金祖琪(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讲师)、顾岳中(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古楳(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研究部主任)、许公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训导主任)、张国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韩天眷(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189]本社第五届年会筹备处:《中国社会教育社简史》,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190]《本社第五届年会讨论中心问题〈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讨论大纲》,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191]甘导伯:《本年年会中心问题讨论方法私议》,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
[192]整理自《〈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讨论大纲》,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1期,1947;《本社第五届决议案》,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193]《本社第五届年会决议案》,载《社友通讯》复刊,第1卷2期,1947。
[194]据书中《现任教师》中显示:顾颉刚,57岁,籍贯江苏省吴县,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私立厦门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私立燕京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私立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1946年8月到校任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137页,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校长室编印,1948。
[195]顾颉刚认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从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载《益世报·边疆(副刊)》,1939-05-29。
[196]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3,5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97]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4,边疆与民族编,317~31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198]《边教会议昨晨隆重揭幕》,载《申报》,1946-12-27。
[199]顾颉刚:《边疆教育与边疆文化》,载《甘肃民国日报元旦特刊》,1937-12-29。
[200]1942年8月,蒋介石发表《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比较集中、简洁阐述了“宗族论”,明确表明中国各民族并非为血统有别的异种族存在,而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他认为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便是宗族。在书中,他援引孙中山1924年关于民族主义的讲演中所使用的“宗族”概念及其“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其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的思想,认为中华民族是宗族集合而成,而宗族又由许多家族合成。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更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明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蒋介石:《中国之命运》,2~5页,重庆,中正书局,1943。
[201]代表性的论文、著作有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2)]、《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1)]、《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桑兵等:《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等。
[202]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305、312、29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