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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教社话语权的变更（第1页）

（三）社教社话语权的变更

尽管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事务所迁返无锡原址[219]，事务所专门公函告知各地教育厅局[220]，但总干事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顾岳中兼任，三个常务理事中童润之[221]无论资历、社会声望，都远远低于俞庆棠、陈礼江，档案资料中社教社常务理事署名顺序依次为“俞庆棠、陈礼江、童润之”。实际上，早在1933年3月，因俞庆棠赴丹麦考察民教期间，陈礼江就曾代其履行常务理事、总干事职务。[222]战后复员，俞庆棠兼任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兼上海市立民众学校校长，大部分精力倾注在行政事务及办学中，社教社话语权明显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陈礼江倾斜。这一点，从年会后理事会对议决案施行意见可见一斑，如年会决议有“由本社推定人员详加研究制定社会教育制度草案，提经理事会通过后执行”及“民众学校新体制案”，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均“推请董渭川童润之顾岳中三先生研究制定”，均推选童润之为召集人，但揆之史实，童润之担任召集人更多意义上是职务行为，在社教社这个专业学术团体中的话语权微乎其微。社教社第五届苏州年会筹备委员会成员组成、产生的理事会、监事会，中心问题讨论提纲起草、大会召开以及随后的理事会会议等，都在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社教社话语权的掌控已由战前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悄然转至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这与该院在抗战期间在社会教育界声名鹊起、战后云集社教界骨干人物有直接关系。

1941年8月正式成立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是第一所教育部直属的社会教育专门人才培养机构。据首任院长陈礼江回忆：“1939年，教育部拟定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教育部分，于丙项第三条有‘筹设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培养社会教育高级人才并训练社会教育干部人员’之拟议，经呈奉行政院九月二日吕字第九九六号训令核准施行，旋教育部拟定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教育部分实施方案，乃规定于二十八年四月设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筹备处。嗣后国防最高委员会审查，改为‘于民国二十九年度内筹设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先设筹备处’。”[223]1941年1月，教育部派陈礼江、吴俊升、刘季洪、邵鹤亭、高践四、相菊潭、钱云阶、马宗荣、王星舟9人组成该院筹备委员会，并指定陈礼江为主任委员，假四川璧山原县立中学、女子中学和职业学校三校校舍作为临时院舍，拟定该院组织大纲，8月1日教育部聘陈礼江为院长，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及大部分教职员并入，9月1日正式开学，报到学生270余人，教职员40余人，开设有3个学系2个专修科。

该院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社会因教育而光明”为校训，院徽为一把熊熊燃烧、散发着光芒的火炬，极具象征意义，院歌[225]更是散发着一种革命浪漫色彩。为了凸显社会教育专门院校特色，该院行政组织除比照一般大学于院长之下分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外，另设研究部、推广委员会及学生实习委员会，用以推进社会教育学术研究工作、发展推广事业及指导学生实习，截至1947年，该院已扩展为6系1个专修科的系科规模。

由表2-17显示，自1941年9月创立以来，系科在不断发展壮大，从3学系增至6学系，师资队伍由40余人增至87人，其中教授49人，占总比例的56。3%，战前曾供职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陈礼江、甘豫源、古楳、古剑尘等均转任该院。作为“全国培养社会教育人才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之最高学府”，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招收公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生通过入学考试者；并招收师范学院或大学其他院系合格转学生，还招收了海外留学生，学生来源多元。就该院1947年第二学期在读学生的籍贯统计数据看，全院共有学生695人（其中男生510人，女生185人），四年制本科生593人，专修科学生102人。[227]很有意思的是，在读学生籍贯有两个集中的省份，江苏籍的学生以177人、四川籍的124人分别占据第一、第二位，这种分布与该院抗战期间院址处在四川璧山、战后随中央政府迁回江苏有直接关系。

该学院除招收本科生、专修科学生外，研究部招收研究生，“其资格为公立或已立案之大学毕业生，研究期限为一年，期满经考核及格，由本学院给予证明书”；学院学生一律享受甲种公费生待遇，在学期间学院免费提供膳宿、制服及一部分零用费，学院制定《学生具领膳费及办理膳食办法》及《学生伙食团轮流服务办法》，采用“伙食团”[228]方式，轮流自助服务，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服务精神。各省市政府对于该院本籍学生，大多设有专门奖学金或补助费等。

在1941—1947年期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共有毕业生567人，其中男生395人、女生172人，女生占总比例的30。3%，与战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7%（1934年）相比有了很大增长；六个学系中，以社会教育行政学系毕业生188人排在首位，其次为社会事业行政学系（该系1946年有礼俗行政组20名毕业生计入其中）。该院在1941—1947年期间6年共有毕业生563人[229]，“分布在中央及全国各地社教机关工作，以本院同学素具有‘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社会因教育而光明’之信念，故服务成绩，颇为社会人士所称道”[230]。当然，由于回迁苏州等原因造成学生大量流失[231]，1947年该院毕业生大幅锐减，仅有7名毕业生，分布在社会教育行政学系（1人）、社会事业行政学系（4人）、图书博物馆学系（2人）。但是，抗战期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培养社会教育师资的中心地位，为其战后取得社会教育家话语霸权做了坚实铺垫。

[1]《编后余谈》，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2]《弁言》，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2。

[3]大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4]《通告》，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5]《筹备中的本社第一届年会》，载《社友通讯》，第1卷2、3期合刊，1932。

[6]《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7]《本社第一届年会纪略》，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8]《致谢》，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

[9]李邦权：《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的前前后后》，载《教育与民众》，第4卷1期，1932。

[10]表格说明：（1）校长包括社教师资训练机关校长及普通学校校长；（2）社教科长及科员包括教育厅及教育部社教司的科长及科员；（3）馆长包括省县立民教馆、农教馆馆长及实验区主任；（4）干事包括省县立民教、农教馆主任干事及干事。资料来源：《统计图表》（4），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4页，无锡，民生印书局，1933。

[11]《统计图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2]《大会合影》，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3]钱耕莘：《年会拾零》，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33～134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4]凌以安：《从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归来》，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2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5]收入项下，除社员特别捐外，计收入260余元，支出项下共300余元。收入以社员缴社费为主，支出则大多数为邮电费、办公费、印刷费等，收支相抵尚不敷数十元。《本社理事会事务所总干事俞庆棠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89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6]《年会筹备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3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7]统计图表，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8]《年会经费决算》，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7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19]《年会筹备经过》及《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9～10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0]表格说明：1。特别类3的提案人来源如下：许湘为上海市立新陆师范学校民众教育组职员；罗佶为江苏靖江第四民众教育区农民教育馆馆长；潘志福为江苏农民银行苏州分行行员；胥忠咸为江苏如皋代表。2。设施类第6条议案提案人：吴邦伟为江苏省立浙江公共体育场场长兼江苏省教育厅体育督学；袁宗泽为江苏省立镇江体育场指导主任兼中央大学讲师。3。设施类第10条议案提案人：韩觉剑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音乐讲师；方授楚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国文讲师。笔者整理于《决议案全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7～7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1]实践证明，陈独醒这个被保留的提案（规定全国一致的社教宣传周案），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他的理由如下：“在此提倡与促进社教之际，宣传乃十分切要之图；且此项宣传，欲使其同时普及全社会民间，发生一种不可思议之效力，则有由本社订一全国各项社教宣传周，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厅，责成各地教育机关举行之必要”。并厘定了以地方、时令及时事三者为准则的施行办法，1月间为生计教育宣传周；2月间为农事（蚕桑包括在内）宣传周；3月间为植树宣传周；4月间为识字运动宣传周；5月间为国耻及劳动宣传周；6月间为卫生宣传周；7月间为合作事业宣传周；8月间为读书及图书馆教育宣传周；9月间为东北亡省宣传周；10月间为国庆宣传周；11月间为冬防及保甲宣传周；12月间为破除迷信宣传周。建议“以上各项宣传周之时日订好之后，由教育部通令各省教厅饬知各地教育机关一致举行，并在事前由本社供给或介绍各项有关之宣传材料”。这种设想到了抗战期间得到落实，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颁布总理诞辰周期间为社会教育运动扩大宣传周。

[22]赵倩：《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研究》，26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3]《教育部代表彭百川训词》，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84～85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4]《大会概况》，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报报告》，15～16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5]四个问题为：第一，如何拟用各级学校教育尽量推行社会教育问题；第二，推广社会教育机关，是否以相当之经费建筑机关房舍问题；第三，社会教育服务人员应有之态度与观念问题；第四，社会教育之中心目标问题。

[26]钟道赞：《参加社教年会之后》、《各省教育厅代表致词钟道赞致词》，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10、8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7]李邦权：《对于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次年会之希望》，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91～92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8]《本社理事会事务所总干事俞庆棠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90～91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3。

[29]高践四：《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教育与民众》，第4卷3期，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