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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 从A到Z02（第2页）

&怯场

关注最显眼的事物是人类的天性。一想到别人的这种天性，站在众人面前者便会口干舌燥、喉咙发紧、膝盖颤抖。如果将要出现的地方不仅是舞台，还是生死攸关的战场，就会带来各种奇怪的“并发症”。

1894年9月17日午后，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战至下午三时三十分，“致远”舰沉没，方伯谦随即率“济远”舰逃出阵外。18日丑时，“济远”舰首先回到旅顺，方伯谦报称“济远”舰“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相隔近四小时，舰队方返回。四天之后，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

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22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23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24日凌晨五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时年四十一岁。

陆路平壤战役，北门及牡丹台为日军主攻方向，战斗尤为激烈。日军以元山、朔宁两个支队约七千余兵力疯狂进攻，企图攻占牡丹台制高点。左宝贵奋勇督战坐镇北门（玄武门）指挥，不幸中弹牺牲。叶志超惊慌失措，决定趁雨夜撤退。日军打探到清军将弃城逃走，便派兵在清军退路上埋伏截击。仅城西箕子陵下二三百米的距离之间，清军“人马尸体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为之染红。尸体堆积最密集之处，在五十米内，伏尸一百二十具，毙马三十头，相互枕藉”，其状惨不可言。清军在溃退时，被日军伏击和人马互相践踏而死者总计近两千人，被俘五百余人。

叶志超率溃军退出平壤后，仓皇奔逃。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均弃而不守。时“安州尚有马步八营，可将策应”，聂士成告以“安地备险奥，可固守”，叶志超不听，直接逃到定州，但他仍然不打算将防线摆在这里，再度弃而不守。最后，率军狂奔五百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对这种避战行为，清廷震怒。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叶被押送京师，经刑部审讯，定斩监候（死缓）。后赦归家乡，1899年1月8日去世。

《清史稿》中，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卫汝贵条目下有这样一段记载：“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这就是在甲午战史上著名的卫汝贵家书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方伯谦、叶志超、卫汝贵等人，历史上也有不同评价，表示他们并非临阵脱逃、避战之人，而是被恶意中伤。中国历史每至此处，令人不知所以，哭笑不得。

Taxbreak税赋减免

1889年4月，杭州的官吏试图从茶馆出售的茶水中抽取费用，以筹集资金，为黄河水灾的受难者募捐。带来的反应和1773年波士顿人对茶叶的感觉差不多，官府努力劝告，倘若愉快地资助这项善事，保证会得到好报。然而，老百姓都参与抵制，最终大获全胜。

在清末期，由于对政府丧失信心，即便以慈善名义进行抽税，也会引起如此的抵制，这不能不说是爱新觉罗氏的失败。黄宗羲曾揭示了一个历史现象，即历史上每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为“黄宗羲定律”。而税赋的增加减免，确实是朝代兴亡的幕后推手之一。

中国封建王朝，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赋役归并为几项货币税，以征收货币代替征收实物和征发差役。这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结束了历代以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国家税收方式，废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农民人身自由的赋役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以资产计税为主代替原来以人头为主的税收制度，有利于税赋的合理分担。清初税赋则继明制，继续实行“一条鞭法”，但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穷丁、无地之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征收丁银，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会造成农民由于畏惧丁税而流亡迁徙、隐匿户口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于是，雍正又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摊丁入亩”。“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税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第二步实行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完成了赋役合并，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废除。这次改革使税赋与财产和负担能力挂钩，理论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按照“摊丁入亩”的规定，应该是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但实际操作中，有时候交赋数额是根据势力大小决定的，往往是拥有田地越多的人越不用交赋或只交很少的赋税，而税赋全由小户和贫民承担。所谓“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大地主和一般农民每亩所交的赋额往往可能相差数倍，甚至拥有上万顷田地的地主竟将赋税全部转嫁到小户、自耕农乃至根本没有土地的贫农身上。

清廷一再宣扬减赋，“摊丁入亩”，假如田地数目不变，那么田赋数目应该较之康熙初年有减无增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苏南地区占全国税赋七分之一，乾隆三十一年和康熙二十六年相比，田地减少了一万五千余顷，赋银也减收了四十二万余两，但征粮增加了两百万石之多。如果按银价折合，至少增加了一百五十万两的财政收入。

1988年乔治·布什竞选时，还用税负减免这着拉拢选民，他说：“听好了（Readmylips），（如我当选）不会增加新税了。”但是，他当选之后并未履行诺言，所以后来readmylips也变成对不履行诺言的总统的一种讽刺。

UlyssesS。Grant尤利西斯·S。格兰特

林肯曾评价泰勒（JohnTyler，美国第十任总统，曾长期担任军职）：“泰勒将军打仗没有什么出色的技巧，他似乎是靠着冷静的头脑取胜的。”

然而，尤利西斯·S。格兰特更没有战争技巧。南北战争期间，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他手下的近十二万人阵亡了接近四万五千人，但林肯拒绝撤换他，理由是“作战勇敢”。

他绝非靠匹夫之勇才成为美国总统。格兰特连任两届后退休，然后花了三年多时间，游遍了英格兰、比利时、德国、瑞士、意大利、丹麦、法国、埃及、巴勒斯坦、挪威、俄罗斯、印度、暹罗、中国和日本。1879年5月28日，格兰特到天津，李鸿章与之相见。当时，日本吞灭琉球，中国力争维持自己的宗藩体系，李鸿章于是希望借助即将赴日的格兰特之名望，劝说日本放弃琉球。此时的日本，已非佩里舰队时故步自封的封建国家。格兰特的调停自然毫无结果，琉球并入日本版图无可挽回。

格兰特因此遗书给李鸿章，信中介绍日本的新气象，明确指出：“中国大害在一弱字，国家譬如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格兰特希望中国奋发自强，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他建议清朝首辅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如是则“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

1896年8月31日，李鸿章回访美国。此时，格兰特已经去世十一年。据称，有八万人见证了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墓地的外交礼仪，其中包括四千名中国人。李鸿章在用铆钉铆成的铁制灵柩上敬送了月桂花圈，以表达他对将军的敬意。十七年前，两人相谈融洽，而今却黄土相隔。而且，格兰特预言了中国的不幸，指出了国家强盛的方向。目睹日渐强大的美国，李鸿章对格兰特当时的言论越发心有戚戚。

一年后，李鸿章嘱托清廷驻美公使代表他在格兰特墓园种植两棵银杏，以示尊崇。银杏树四周有铁栏杆围护，下有一块一米见方，用青铜铸造的牌记，上有中、英两种文字说明。中文隶书直行书写：大清光绪二十有三年，岁在丁酉，孟夏初吉，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合肥李鸿章，敬为大美国前伯理玺天德葛兰脱墓道种树，用志景慕。出使大臣二品衔、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铁岭杨儒谨题。（伯理玺天德，是英文president的音译。）

在精英政治之下，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表现出惊人的洞察能力。二十多年后，以总统伍德罗·威尔逊（ilson）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凡尔赛会议，但是和约未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因此监察会并没有美国人。“这不是和平条约，”美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富有远见地说，“里面至少孕育了十一场战争”。在后来的数次演讲中，希特勒表示，德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受到的屈辱比“印第安苏族酋长所受的还要大”。

格兰特身处的美国刚刚经历内战，有十个州“非常贫困”，以至于格兰特在就职典礼上，不得不多次提到“还债”问题。然而他说的“只要法律一经通过，无论我赞同与否，都会忠实地执行”，恰好对立宪踌躇不决的清廷是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详细研究格兰特。

在此收录“惟祝贵前主回国后仍旧总理国政”，李鸿章覆美前总统格兰特函（1879年8月23日）。详读之下，可见中美之间的政治差别。李鸿章对“贵前主”（前美国总统）格兰特期待甚多，已超出他的职责。

日前贵前主来游中国，获亲风采，畅聆教言，欣佩不可言喻。惟款待多疏，时萦歉念。顷接西历八月初一日自日本东京来书，猥蒙记注，感慰交并。所托琉球之事，叠接杨副将信，直贵前主居间排解，苦口劝导日本诸大臣俾听信旁人唆弄，致开兵衅。仰见贵前主不忘金诺，顾全两国大局之美意。本大臣立即将贵前主赐函并杨副将信译寄我总理衙门，转呈恭亲王查阅，靡不同声感谢。惟此事实系日本欺人太甚，琉球为中国属邦已五百年，案卷具在，天下各国皆所闻知。今日本无故废灭琉球，并未先行会商中国，乃于时候捏造证据，照覆我总理衙门，强词夺理，不自认错。闻已将此项节略转呈贵前主阅看，想必能明辨其诬也。来示两国应该彼此互让，不致失和，诚为公平正大之论。但日本错谬在先，毫无退让中国之意。中国于前年台湾之役，业经忍让过分，举国臣民已形不服。今此事若再退让，于国家体制声名恐有妨碍。未知贵前主与其太政大臣等如何妥商办法，使两国面子上均下得去。本大臣窃愿倾听下风，以待贵前主之指挥也。贵前主将此事费心商定，不日命驾回国，想可令贵国平安大臣与敝国何公使在东京续接商办，务使两国归于和睦，感盼尤殷。至敝国朝廷上下，皆欲认真整顿诸务，设法自强，以副贵前主暨杨副将殷勤瞩望之怀。惟祝贵前主回国后仍旧总理国政，庶中美交情日臻亲密。以后仰仗大力维持之处甚多，容再随时专函布告。德领事人极正派谨慎，本大臣素相器重，尚祈贵前主回国后加意栽培为幸。再，日贵前主在天津晤谈，曾蒙以金山华工之事，属为妥善办法。当经本大臣转呈尊意，函商我总理衙门王大臣，请其酌为变通。旋据贵国西公使会议，拟暂禁止娼妓、逃犯、有病及招工人等前往金山等因。我总理王大臣因贵前主谆属在先，顾念两国睦谊，互相体谅，遂与西公使和衷商酌，允照所请。以后再妥订章程。想西公使必已函报尊处，特再附闻以释远念。

Vice副手

清廷对外交往的正副使制度第一次引起外国不满，要追溯到雍正恭贺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ЕкатеринаIАлексеевна）登基之时。当时，女皇对清政府正副使官衔表示不满，对方前次出访清廷的萨瓦是副枢密官，有少将军衔，而图理琛和殷扎纳不过是内阁侍读学士（从四品），而另一个使节那颜只是郎中（清朝每部又分若干司，司设正五品郎中）。其实，这些官员品级已经很高，估计和当时糟糕的翻译有关，以至听起来像一般的“秘书”和“医生”。

使臣的选拔制度，有别于科举制度下选用一般官员，主要靠王公贵族、大员保荐。1875年总理衙门奏定，出使大臣由“在京王公大臣等，如真知有熟悉洋务，洞悉边防，兼胜出使之任者，具疏保荐”。此后三十余年间，这一规定不曾变动，直到外务部成立，新的职业化任用制度出台。这种特殊的任用制度，为各大政治派系争斗提供了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