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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人均粮食神话（第1页）

宋朝的“人均粮食”神话

央视百家讲坛节目《成败论乾隆》里说，“宋朝人均粮食占有量1400多斤，清朝是700多斤，只有宋朝的一半”。由此，“宋朝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1400多斤”之说传播甚广。但这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结论。

一、此说的由来

此说大体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

1992年，王通明在一篇论文中推算认为，“北宋人口1亿时，人均粮食可达947市斤”，尽管注意到了这个数据“远高于现代人均粮产”——中国人均粮产1949年是209公斤，1980年是326。5公斤，作者仍认为“本文说北宋人口1亿时，人均粮食947市斤是最低的估计数”。①

2000年，郑正与王兴平，利用吴慧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书，佐以其他材料，在论文中将宋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修正为1333市斤。②

吴慧自己，则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若干问题的计量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与“宋朝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1400多斤”之说也很接近的数字。该书写道：

北宋末叶人口达1。25亿，按人口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原粮1214斤（市斤）。……但当时原粮的出品率较低，百斤原粮加工的成品粮不过50斤，因此人均占有的原粮折为成品粮食应为607斤。③

2006年，卜凤贤对“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做了一个估算，结论是宋元时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1457。87市斤。与隋唐相近，远高于明清。具体数据见下表④：

以上，是“宋朝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1400多斤”之说的由来。

二、质疑的声音

支撑“高达1400多斤”之说的核心依据，是许多学者认为，两宋南方地区的粮食亩产，出现了一种革命性的增长。

比如，余也非认为，宋代北方的陆田，平均亩产粮食只有一石，较之唐代减产了8。3%；南方水田一般亩产米两石，较之唐代增产了22。1%⑤。顾吉辰认为，北宋的苏州、明州一带，“水稻亩产量可达四石左右，接近于今天的亩产量”，江南其他地区亩产在二石左右；北方的麦粟亩产量大致为一石至二石⑥。吴慧也认为，唐代江南的亩产只有一石，到了宋代就增长为了二石。漆侠则估计称，北宋时，江浙太湖地区的粮食亩产达到了三石，南宋中晚期已则高达五六石⑦。

在经济史学者李伯重看来，以上这些关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亩产估计，与事实相差甚远，并不可信。比如漆侠关于南宋晚期的估计数据，“已超过或达到今天在运用现代科技的苏州、上海等江南高产地区丰收年份的水稻最高亩产量”，而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合常理的高估，是因为研究者陷入了“选精法”和“集粹法”的陷阱之中。

所谓“选精法”，按李伯重的定义，“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比如选取“宋代水稻最高亩产量的唯一例子，以此作为江南的普遍亩产量”，就会得出南宋晚期的江南水稻亩产赶上甚至超越了当代的离奇结论。

“集粹法”相对要好一点，常见的操作方式，是将与某地粮食亩产相关的史料尽量搜集出来，摒弃掉最高和最低的极端材料，从比较“中间”的材料中来做推测。但这种做法仍有问题——摒弃了最高与最低产量，并不意味着留下来的“中间产量”就具有普遍性。

相对于以“选精法”和“集粹法”去挑选史料，李伯重更信任数据统计得来的结论：

“斯波义信对南宋《常熟县学田籍碑记》中114例学田地租数字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嘉熙以前该县一般亩产量大约在0。65石上下（亩产量以地租量之倍计，下同）。方健对该碑文中的数字进行复核，指出实属该县的学田地租数字应为153例，所涉及的学田共1784。94亩，平均亩产量为0。88石；而据袁甫《教育言氏子孙记》中的田租数字计算，同时期该县上等学田（450亩）的平均亩产量也仅为1。68石。我本人用嘉熙时该县50都的义役田51310亩的地租数字计算，平均亩产量仅为1石；其中产量较高者（438亩），也只是在1。36-1。5石之间。……常熟农业在整个苏州乃至两浙路都名列前茅。若常熟一般亩产量仅为1石以下，那么苏州的一般亩产量绝不可能到达2石或2石以上。”

所以，李伯重的结论是：“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1石左右”。以往的估算低则2石，多则4石，远远高于实际情况。⑧

宋史学者张邦炜，对自己的研究生涯，有过一段很深刻的反思，也恰好与“宋代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问题有关。他说，自己“从60年代初开始算，一直算到70年代末”，得出了四组数据：

一、北宋耕地面积扩大：唐代约800-850万顷，北宋约1460万余顷，北宋比唐代至少增加600万顷即6亿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