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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的辛德勒虚构敌人（第2页）

何凤山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明白，“犹太人请求签证入境者，条件宽厚，不予拒绝”乃是他“得自外交部的训令”，外交部有这样的政策，与国民政府当时针对犹太难民的整体政策直接相关。

1939年3月，立法院院长孙科提交议案，建议在西南边区为犹太难民专门划出一片寄居区。孙科认为，此举有两个好处：（1）能够救助犹太难民，还能增进英、美两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好感，达到抗战宣传的目的；（2）犹太难民的财富及能力，也可以用来为抗战服务。

为救助同胞，在华的犹太银行家雅克布·保格拉斯（Jaclas），也于同期向国民政府提议，移民十万犹太难民到中国居住，每名犹太人入境时随身携带50—100英镑。如此，中国可通过收容犹太难民提高外汇储备，犹太难民则可获得栖身之所。

对于上述议案与提议，国民政府先后多次召集外交部、内政部、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商议，就其可行性进行论证，就可能出现的外交问题、财政问题、民族问题、宣传问题进行磋商。

最终，议案与提议在原则上得到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及行政院的同意。国民政府拟定的初步安置计划包括三点：

（1）犹太难民入境后须遵守中国法律，“不作任何政治活动或主义宣传，不批评或反对三民主义”。

（2）入境后“暂寄居于通商口岸，不得杂居内地”，可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3）中国政府承诺为犹太难民的求职提供帮助。

关于具体安置地点，内政部建议可设于边境地区的商埠，如“英属缅甸接近之云南腾越（即腾冲）商埠”或“法属安南接壤之云南河口商埠”。

外交部则认为，如果寄居区“接近通商口岸或国际路线，易受外力**，于我不利”，建议“无国籍犹太人……宜远离通商口岸及国际路线”“有国籍犹太人，应限居于通商口岸”。

军政部的意见与外交部大致相同，建议寄居区“须在我能充分行使权力区域内，以不接近国境线为宜”，如滇越铁路上的蒙自。

雅克布·保格拉斯“对移民十万犹太难民来到中国”一事多方奔走，他理想中的移居地点是昆明。当时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也曾发表过《10万犹太人可能在中国找到家，云南会成为难民的应许之乡，德国银行家令人鼓舞的动议》之类的报道。

可惜的是，因为中日战局的变化（日军控制下的上海开始限制犹太人入境），德中关系的崩解，以及国民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上述讨论没有能够落实。

不过，这种对犹太难民充满善意的政策氛围，仍给了包括何凤山所在的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等机构相当大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尽其所能发放签证，帮助困境中的犹太人逃离纳粹的迫害——如何凤山所言，他和周其庠的作为，系“得自外交部的训令”。

最后再说一下时任维也纳领事馆副领事的周其庠。

按何凤山的描述，周其庠是使馆内直接“负责办理护照签证事务”之人。何在回忆录中，对周其庠的性格和工作作风，有较多负面描述，比如上班懒惰迟到、对待同胞态度恶劣、同僚人缘不佳等。周在副领事任内，因“护照签证收入”未能及时汇至国内（被战事耽搁），而被外交部以不忠职守为由中途召回，相当于开除。

目前，关于周其庠生平的资料严重匮乏。笔者仅于其友人冯纪忠（周在维也纳时与冯结识）的回忆录中寻得只言片语：

周其庠后来去到香港做生意，办什么养鸡场，最后鸡都死光了。1950年代还在，1960年代就不知道了。驻奥地利总领事那时是何凤山，周其庠是领事，就是他们给许多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让他们逃到上海。⑦

历史应该记住何凤山，记住周其庠，记住那些关于如何安置犹太难民的发黄卷宗；也应该记住陈介与丁文渊，而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将之污蔑为反面小人。虚构反派，不是赞美义举的正确方式。

参考资料

①黄媛，李惟玮。犹太难民与上海[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8-16。

②何凤山。外交生涯四十年[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75-85。

③潘光。犹太研究在中国——三十年回顾：1978-2008[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292-295。

④⑤潘光。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2卷）：亲历记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13。

⑥陈仁霞。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始末——中德日三角关系背景下的历史考察[J]。抗日战争研究，2004，（2）。

⑦冯纪忠。建筑人生——冯纪忠自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