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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专卖与人参迷信的由来（第2页）

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为复杂，其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⑤

朝廷垄断人参贸易的结果，是参价的暴涨。比如，在江南地区，内务府指定“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粤海关等为人参特许经销商。这些官办经销商不遗余力哄抬人参价格，至乾隆中期，人参价格已达到600—800两白银斤；嘉庆年间，更突破至2000两白银斤。

参价的暴涨，与人参的神化相辅相成。生活在乾隆时期的医生徐灵胎，写过一篇《人参论》，提到时人存在着一种“因人参价格高而迷信其疗效”的心理：“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

大意是：患者相信参价这么高，那人参自然是最好的药。医者也乐于利用患者这种心理，动辄给他们开人参吃——患者吃了人参后，若病情仍不见好转，不会埋怨医生。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参治不好的病，那肯定是真治不好了。⑥

（三）皇室大量服用人参，对民间起到示范效应

大量上品人参被清宫留用，是因为皇室对人参的消耗量很大。

据清宫档案《人参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后两年，“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他还写过一首《咏人参》诗，说人参“五叶三丫云吉拥，玉茎朱实露甘溥。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嫔、公主也服用人参。

慈禧太后也常吃人参。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时间里，“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⑦

清朝皇帝还时常用人参赏赐大臣。如大学士嵇曾筠请求回乡养病，乾隆帝下令赏赐人参10斤；大学士傅恒在金川领兵作战，水土不服，乾隆帝赏赐人参3斤。清朝的藩属，如暹罗国王、安南国王等，也都收到过人参这种特别赏赐。⑧

有了皇室带头示范，民间对人参“神效”的迷信一发不可收拾，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执念。

（四）江南“温补”文化，迎合人参迷信

从乾隆时期开始，江南发展起一种古怪的补药文化。如当时的医生徐大椿说：“今则以古圣之法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

徐大椿的批评非常到位——当然，他所说的“外邪入里”云云，也同样玄虚。当时，很多江南医生喜开补药。各种补药之中，最受欢迎的，又数人参。

医界的这种风气，其实也是在迎合时人的人参迷信。既然“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亦竭力购参以服之”——无论贫富，都相信通过人参温补，能治好痼疾，那么作为医生，最安全、最赚钱的办法，无疑就是开药时多开人参。

此种温补风气之下，清朝还出现了一批“人参购买指南”。陈烜《人参谱》、唐秉钧《人参考》、郑昂《人参图说》等介绍人参种类、产地、气味、功效，教人们如何分辨人参的真伪的著作，都是当时的养生畅销书。在这些畅销书的运作下，人参出现了所谓“尖顶熟”“统顶”“条小”“统糙”“须条”“泡条”等上百种名目，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消费水平的购买者。⑨

清朝对人参的神化影响至今。时下仍有很多中国人相信，人参是一种包治百病的补药。其实，科学检测早已证实，被认为药效最强的参根，主要成分与胡萝卜相似；参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后也仅表现出很低的药性。《美国国家药典》早在1937年删去了“参”（包括人参、西洋参），认为它们的医疗、保健价值只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之中。⑩

参考资料

①林仲凡。有关人参的历史考证[J]。中国农史，1985，（4）。

②孙文采，王嫣娟。中国人参文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199-220。

③王铁生。中国人参[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6。

④⑥⑧⑨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⑤赵郁楠，曌峰。清代东北人参售卖管理初探[A]。故宫学刊第7辑[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

⑦陈可冀。清代内廷中人参的广泛应用[J]。国医论坛，1986，（1）。

⑩方舟子。人参与西洋参：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事实[J]科学世界，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