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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嬭加编钟【曾随之争】

2019年随州曾侯夫人墓的出土文物最终证明，曾国与随国是同一个国家

嬭加编钟

1978年，位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曾都区）擂鼓墩的曾侯乙墓出土。曾侯乙墓作为20世纪我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其出土文物品种之齐全、技艺之精湛，并不比同时期的大诸侯国逊色。然而，曾国却在传世文献中几乎没有记录，于是展开了长达五十年的“曾随之谜”探索。那么，曾国究竟是不是随国？因为曾国考古抽丝剥茧的特殊性，故本文不先谈关键性的文物“嬭加编钟”，而从曾国最初的考古发现讲起。

关于曾国的青铜器，早在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就有著录，其中有“曾师盘”和记载周王南征经过曾国的“中甗”，不过当时“曾”字未被释读出；另外两件楚惠王为去世曾侯乙所铸的“楚王酓章钟”，这时曾侯乙身份尚未被关注。直到晚清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收录了“曾伯簠”和“曾仲盘”；同时阮元指出，这里的“曾”就是春秋时期位于今天山东兰陵一带的姒姓鄫国。

就当时的考古发现看，阮元的观点是合理的。文献中主要记载了两个“曾国”，一个是《史记·周本纪》中，西周末年，会同申国、犬戎攻杀周幽王的“缯国”，这个“缯国”在文献中只此一处，再也不见。

而另一个“鄫国”，虽然是个小国，但在记录春秋历史的《左传》中频繁出场，考虑到楚惠王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所以将青铜器中的“曾”定为《左传》的鄫国，应该是个最优的选择。不过其中问题也显而易见。

春秋时期，鄫国最早臣服于鲁国，国君鄫子娶了鲁僖公女儿为妻。有一次，鄫子不肯朝见鲁僖公，鲁僖公扣留了回娘家的女儿。后来鄫国被淮夷侵袭，齐桓公专门召集诸侯在淮地会见，发动诸侯为鄫国筑城。

后来宋襄公称霸，杀死了一个鄫国国君祭祀社神，用来威慑东夷。再往后邾国、莒国相继对鄫国控制，邾国军队一度攻入鄫国，又杀死一个鄫国国君。最后在前567年，鄫国为莒国所灭。而楚惠王即位于前488年，彼时鄫国早已灭亡。

1933年，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战国楚墓出土了一件“曾姬无?壶”。这个作器者“曾姬无?”是战国初年楚声王的夫人，楚声王是楚惠王的孙子，那么这个“曾国”竟一直延续到战国初年。

更为关键的是，虽然她的父国是“曾”，但她的父姓是“姬”，这表示她绝对不会来自姒姓鄫国，当时一定还存在另外一个姬姓曾国。受此启发，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第一次提出“曾侯”器当为“楚之邻国”曾国，但仍将“曾子”器定为山东鄫国。

至此，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存在一个与楚国毗邻的“曾国”，刘节先生在《寿县所出楚铜器考释》指出《左传》中郑国有个“鄫”地，据杜预注，此地在今天河南睢县东南，故考古发现的姬姓曾国应该是从郑国鄫地南迁到楚国一带的，甚至可能就是灭西周的缯国。

不过，当时关于曾国的青铜器都是零星出土的，还没有一处科学发掘的曾国遗址与墓葬。所以，学者的推测也只是无源之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曾国考古时代终于来临了。

最早是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发现了九十七件青铜器，其中几件铭文标着器主“曾侯仲子斿父”的身份，断代大致在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之间。在张政烺先生指导下，当时的考古简报指出，这个鄂北地区的姬姓曾国应该就是灭亡西周的缯国，区别于山东与郑国的鄫。

之后1970、1972年，湖北随州熊家老湾又两次发现曾国青铜器，其中有“曾伯文簋”。随后，在湖北枣阳、河南新野也发现曾国青铜器，其中有“曾侯絴伯戈”，断代大致在春秋早期。

早在清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中，就指出《左传》中的“缯关”即灭周之缯的遗址，因为“缯关”在今天河南方城（属南阳），而与缯国合谋的申国正是在今天河南南阳市区。而这段时间的考古更加表明，至少在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曾国”是横跨鄂豫两省的一个强国。

至此，对于“曾”的主流认识从山东鄫国，转变到郑国鄫地，再到鄂豫交界，似乎一步步接近正确答案。

真正让“曾”为学界重视并广为人知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发现。

在今天的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有一座小山叫“断蛇丘”，丘上有一座高约二十米的土墩，叫“擂鼓墩”。

1977年9月，解放军某空军雷达修理所在此处扩建厂房，人力挖土之后发现了岩石，经过炸药爆破和推土机推后，发现下面竟然有质地松软的褐色泥土。分管基建的副所长王家贵有一定的历史知识，马上报告给所长郑国贤。

郑国贤也是文物爱好者，经研究决定报告给当时的文化部门，同时组织施工时注意情况。后来所里在挖掘时也陆续发现了一些青铜器，不过，随县文化部门工作人员两次到达现场，都认为这并非古墓，建议解放军战士继续施工。

所幸的是，解放军战士拥有敏锐观察力和高度责任感，他们决定向武汉空军后勤部报告，请求批准暂时停工；同时王家贵第三次去县文教局，请他们无论如何指派有经验的专家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襄阳地区文博馆的专家前来进行调查，发现这确实可能是一座特大古墓，而且还在现场发现了盗洞。1978年4月8日，考古工作者正式对擂鼓墩进行发掘，这座大墓终于重现天日。

专家发现，在诸多青铜器中，“曾侯乙”的名字出现二百零八次，可见这座墓葬的主人就是“曾侯乙”！

曾侯乙墓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其出土的随葬文物可谓蔚为大观，其中共有器物一万五千四百零四件，按照质地可以分为青铜、漆木、铅锡、皮革、金、玉、竹、丝、麻、陶等，按照用途可以分为乐器、礼器、兵器、车马器、甲胄、生活用品和竹简，其中不少文物都堪称国宝。

然而，最蔚为大观的还是里面的钟、磬、鼓、瑟、琴、笙、箫（排箫）、箎等一百二十五件乐器和附件一千七百一十四件，其种类之全面、数量之庞杂、制作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堪称世界音乐考古的一朵奇葩。

曾侯乙编钟全套编钟包括铜木钟架一件、钟六十五件、构件六十五副和演奏工具八件，分为上中下三层。编钟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圆雕、浮雕、阴刻、髹漆等多种工艺技法，总重量约五千公斤，其中长钟架长七百四十八厘米，高二百六十五厘米；短钟架长三百三十五厘米，高二百七十三厘米；最大的钟高一百五十二点三厘米，重二百零三点六公斤；最小钟高二十点四厘米，高二点四厘米。编钟出土时每件钟都仍然可以击响，而且敲击钟面的正面与侧面可以各发出一个音。

编钟上共有三千七百五十五字的铭文，除了编号、记事、标音外，大部分内容都是音名、阶名、八度组、各国律名对应关系等乐律知识。通过铭文我们可以知道，曾侯乙钟音名有宫（对应姑洗律）、羽角、商（对应妥宾律）、徵曾、角（对应韦音律）、羽曾、商角（对应无铎律）、徵、宫曾（对应黄钟律）、羽、商曾（对应大族律）、徵角（对应浊姑洗律）等十二个音名，证明传世文献“十二律”在当时确已被运用于音乐实践。

除了曾侯乙编钟外，还有一套曾侯乙编磬，上面也刻有乐律的铭文，磬块由大理石或石灰石磨制，共三十二具，用于与编钟合奏，这就是所谓的“金石之声”。此外，还发现几件目前出土最早的乐器：一个铜建鼓座，由八对大龙和数十条小龙缠绕构成，龙身上还镶嵌着绿松石，也是目前先秦鼓座最精美的一件；一支二十九点三至三十点二厘米长的彩漆竹箎，这是一种竹管制的吹奏乐器，不同于笛子的是其两端被封闭；还有一个二十点八厘米高的彩漆匏（葫芦）制笙斗。

其余的琴、瑟、排箫等乐器也各有特色。墓中出土了十弦素漆琴和五弦琴两种琴，过去文献中只有五弦琴的记载，而这种长六十七厘米、宽十九厘米的十弦琴则前所未见；瑟是一种比琴更古老的弹奏乐器，在墓中发现十二件长一百六十七点三厘米、宽三十八点五厘米的彩漆瑟，从弦孔判断为二十五弦，目前考古发现古瑟有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等七种弦制；排箫由十三根竹制箫管组成，其中一件出土时仍有八个箫管能奏出乐音。

除了举世瞩目的音乐文物外，还有不少随葬器具引人注目。

如一件曾侯乙铜鉴缶，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缶的原型；一件“二十八宿图”的彩漆衣箱，证明战国初年形成了二十八宿体系；一件重两千一百五十六克的金盏，系出土先秦金器中最重的一件；最早的皮甲胄和罕见的青铜兵器殳、三戈戟；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记录随葬车马的墨书竹简，系出土最早的有字竹简，与出土金文、石刻文、朱书文、墨书文一起，为古文字和书法研究带来丰富的资料。

前文提到，“曾侯乙”这个名字，在《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记录的楚王酓章钟就有提到。由于这两件钟原物已失，编钟图形和铭文拓本也均不传，故曾侯乙身份一直未被关注。但曾侯乙墓也出土了一件“楚王酓章钟”，铭文内容居然与宋人记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可见，这两个曾侯乙就是同一个人。

但疑问也接踵而至。根据传世文献，战国前期的随州地区，并没有这么一个“曾国”，而是随国国都的所在地。今天随州的名称，最早来源于秦朝所置南阳郡随县。难以想象，在随国国都附近又坐落着另外一个大国国都。

虽然春秋时期不少小国彼此相邻，但随国与曾国却不能说是小国：曾国势力范围达到河南南部，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随国也被《左传》称为“汉东之国随为大”，在与楚国的交往中频频露脸。这两个国家如何共存的？

文献中的随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