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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清华简管仲管仲小传（第2页）

那么真实情况就是，《轻重篇》其实是西汉文景之后的托古之作，而创作者明显只是为了阐述其经济思想，对于历史史实不太关心，甚至都不太了解，所以才会编造出春秋齐国与战国赵国、西汉衡山国之间的贸易战。

齐桓公伐戎所救为南燕——《韩非子》不可信

齐桓公伐戎救燕，也是很经典的一个故事，留下了一个著名成语——老马识途。根据《韩非子·说林上》：“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与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

齐桓公讨伐孤竹返回时迷路，多亏管仲借助老马才得以返回，之后找不到水源，又多亏隰朋利用蚂蚁才寻到。关于这场脍炙人口的战争，诸多史料也都有涉及。

《史记·燕召公世家》说“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国语·齐语》说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为救燕北伐山戎，一直打到了令支、孤竹。

这件事在《春秋左传》也有记载。

《春秋经·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左传·僖公九年》管仲曰：“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总体来看，鲁庄公三十年（前664年）冬，齐桓公与鲁庄公相会商量救燕，但后来只有齐人独自前往，并于次年夏天告捷。

齐桓公伐山戎一事，真实性毫无疑问。但我们也应注意一个问题，即在《左传》中齐桓公伐山戎是冬至夏归，而在《韩非子》中伐孤竹却变成了春往冬返。伐山戎、令支、孤竹都是一件事，在文献中多有体现，这表明《韩非子》与《左传》存在矛盾，那么“老马识途”的典故也存在疑问，进而《韩非子》整个记载都可疑。而且我们注意到，《左传》对于齐桓公伐山戎的故事，记录得非常简略平常，甚至没有提到令支与孤竹两个地名。

尽管《韩非子》的记载不乏添油加醋，但从古至今，学者对于《燕召公世家》的记录很少有人质疑，一般认为，齐桓公救助的燕国就是《燕召公世家》的传主——战国七雄的燕国。

笔者初接触此说时，觉得吕老脑洞大开，遂只一笑而过。但后来对《左传》文本熟悉后，才觉得吕老此论实乃卓识。笔者阅读不多，目前所见资料只有吕老一人持此观点，但很可能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情况。

南燕国在后世名气比北燕国小很多，但在春秋前期确实非常活跃。南燕位于今河南延津东北，是黄帝后裔的姞姓国，周祖后稷的配偶也是姞姓女子。这样来看，南燕反而比姞姓更根正苗红。因地处战事频繁的中原，所以在《左传》中频频露脸。

根据《左传》，前718年，卫宣公令燕国进攻郑国，结果被郑庄公在郑国（今河南新郑）反败，这就是春秋前期有名的“制北之战”。前699年，郑厉公联合纪、鲁与齐、宋、卫、燕混战。前694年，周王子克阴谋篡位，失败后奔燕。前675年，周王室的五大夫与苏国（今河南温县）联合卫国（今河南淇县）、燕国驱逐了周惠王；次年，郑厉公在调解无果下囚禁了燕仲父。

以上的燕国明显都是中原一带南燕，而不是偏居北隅的北燕。《史记》将驱逐天子一事列入《燕召公世家》，并无根据。

之后“燕”在《左传》消失了百余年，直到前553年才提到齐国叔孙还的党羽奔“燕”。这个“燕”不像南燕，更像是北燕。再往后则一般明确指出“北燕”，且涉及史实基本都与齐国有关：如前539年的齐国卢蒲嫳被放逐北燕，北燕简公奔齐国；前536年的齐景公进攻北燕；前530年的齐国把北燕简公安置在唐；前479年的齐国高无?出奔北燕。唯独前500年提到卫国成何奔“燕”，这个“燕”是南燕、北燕不明确，但卫国距离南燕更近。

总体来看，《左传》中前664年之前的“燕”都是南燕，而前553年之后“北燕”则是北燕，只有一处“燕”不明确。到战国时，南燕、山戎早已被灭亡，所以齐桓公救南燕的传说才被移植到北燕之上，山戎也被称呼为更远的燕山之戎。春秋前期在黄河下游以北还活动着“北戎”“长狄”，但在战国时期中原都是华夏版图了。

《燕召公世家》另外一个疏漏，是说燕庄公为了酬谢齐桓公，无意却将齐桓公送出了国境。齐桓公为了帮燕庄公守礼，将燕庄公进入的齐国领土割让给燕国。实际上，在春秋前期也并无这样的国界观念，国与国之间拥有广袤的野。等到齐燕的疆域连成一片，那已经是战国时期的事了。

《燕召公世家》史料可信度不高的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连本国战国世系都有严重错误，比如称燕昭王为燕王哙太子平，但从《赵世家》与出土“郾（燕）王职戈”可以判断，太子平已死于子之之乱，燕昭王当是赵武灵王所立的燕王哙王子职，写本国史事竟然还不如《赵世家》靠谱。

值得一提的是，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倒是讲到一处春秋燕国的史料。

“四民分处”不符合春秋社会形态——《国语》不可信

记录春秋史的史料，最客观的当然就是春秋金文，但资料太少太零碎。所以还是要依赖传世文献，其中最客观翔实的就是编年体的《左传》。其次是国别体的《国语》，记载的是从西周到春秋的史实，不少内容可信度也较高，甚至在古代被称为《春秋外传》。

《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孰先孰后，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管子》作为战国秦汉作品，对于春秋历史多有不实，前文有提到。如果《齐语》是抄自《管子》，则可靠性当然是更低的。

可见童书业先生对此也是有疑问的，但毕竟《左传》的管仲治国史料太少，所以不得不将《齐语》的内容叙述下来，然而这些内容，到底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据《齐语》，当时管仲实行军政合一的政策。以郊外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全国共五属，分由五个大夫统领；国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全国分为三军，分别由桓公和上卿国氏、高氏统领。

这样整齐的行政区划，很明显是不存在的。

《齐侯钟铭》记载春秋中期齐灵公把釐邑三百县赐给叔夷，一个邑中尚有三百个县，可见齐县是非常小的社会组织，类似于村社的形态。《论语》也提到管仲夺伯氏邑三百，这个“邑三百”应当也是县。那么，《齐语》说法不攻自破。如前所述，当时尚未出现脱离家族的个体家庭，所以这种政治理论只能出现在战国以后，而且这样如同切蛋糕一样的行政区划，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真正施行。

类似这样的划分方式，在《管子》的《立政》《乘马》《度地》《小匡》以及银雀山汉简《库法》《田法》等篇都有记载，内容大同小异。

据《齐语》，管仲能够这样划分，基础又来自于“四民分处”，即把士农工商分开居住、各司其职。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十五士乡、六工商乡，而农民则居住在郊外。这当然也是不合理的。在家族社会中，士与农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底层成员，如何能够完全分开居住？《诗经》的《国风》部分多歌咏战争和农事，而《国风》主要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可见当时武士并没有脱离生产，兵、农合一就是春秋军制的一大鲜明特征。

总之，战国秦汉对于管仲的记载，多来自当时社会思想的反映，用于春秋史则容易铸成大错。读史者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