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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第4页）

自是凡亲朋往他省者，文会必托觅经典；遇行脚僧，必详询其来去之处，有何寺庙？寺中有无经典？向者所从事之学问，悉举而废弃之；一意宏扬佛教。同治五年，移居金陵，董江宁工程之役：遇真定王梅叔，邃于佛学，相得甚欢；复与邵阳魏刚己、阳湖赵惠甫、烈文、武进刘开生、翰青、岭南张浦斋、湘乡曹镜初等，互相讨论；以为末法时代，全赖流通经典，利济众生；于是发心刊刻单行本《藏经》；手订章程，征集同志，得十余人，分任劝募；创设金陵刻经处。文会日则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教。校勘刻印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恒至漏尽方寝。所办工程，费省工坚；曾国藩、李鸿章，咸以国士目之；知其淡于名利，每列保奖，不令前知；然文会遇官职，辄坚却不受；惟以刻经为其生命焉。

后曹镜初以创办长沙刻经处；约文会赴湘计议。适曾纪泽奉使欧洲，邀文会同往；乃随赴英法各国；未几，即请假归，仍以刻经为事。后刘芝田奉使至英；又邀文会赴伦敦；在彼得与日本南条文雄博士订交，方知中国自唐以后散失之经典，为日本保存者不少；因发愿使之复返中国：南条亦愿助之搜集；留英三年，仍请假归；自此不复与闻世事，益以刻经为专责。旋得日本弘教书院小本《藏经》，闭户读之；复寓书于南条文雄，广求失传之经疏；得藏外典籍二三百种，择其最善者刊行之。自金陵刻经处成立后，各地同志，如扬州如常州如长沙如江西，皆相继而起；向者求而不得之佛典，至此得之甚易；因此唤起学人之研究；迨至清末，已风摩一时。文会曾手定应刻大藏经典之目录，名《大藏辑要》；其生前虽尚未完成；然其手自校刊出版者，已有二千卷之巨矣。兹示《大藏辑要》略目于下：

——净土五十七部

——般若二十三部

——涅槃十三部

——密教五十六部

——方等六十六部

——法相二十五部

——法华十六部

——小乘经十六部

——大乘律十五部

——小乘律七部

——大乘论二十三部

——小乘论四部

——西土撰集十六部

——禅宗三十部

——台宗十四部

——传记十一部

——纂集九部

——宏护十三部

——旁通十部

——导俗四部

以上共四百六十部，三千三百二十卷。

文会晚年筑室于金陵城北延龄巷，为贮存经板及流通经典之所。遭母丧后，即诏其三子曰：“我自二十八岁，得闻佛法；时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获如愿；今老母寿终，自身亦已衰迈，不能复持出家律仪矣。汝等均已壮年，应各自谋生，分炊度日。余所置房屋，永为金陵刻经处，作十方公产；汝等勿得视为己有。此后亦毋以世事累我也。”光绪三十三年，就刻经处，设立祗桓精舍；就学者缁素二十余人；文会延请谛闲法师讲台宗教观；而自任《大乘起信论》；此外有国文、英文，以造就通材，将来能赴印度弘传佛教为本旨；未及两载，以费绌而止。宣统二年，金陵同人，创佛学研究会，推文会为会长；每七日请文会讲经一次；听者多欢喜踊跃。三年之秋，文会示疾，自知命终时至；因以金陵刻经处事，嘱其弟子三人分任之；并嘱佛学研究会同人，于八月十七日，开会集议，改举会长；是日午刻，嘱家人为之濯足剪爪；闻会长已举出，为之色喜；至申刻，西向瞑目而逝，时会众犹未散也。病中告其家人曰：“我之愿力，与弥陀愿力合；去时便去，毫无系累；惟乘急戒缓，生品必不甚高；但花开见佛较速耳。尔等勿悲，宜一心念佛，送我西去。”云云。年七十有五。

文会自道其生平得力处曰：“教宗贤首，行在弥陀。”盖于大小乘经论，遍观博究；而以是为归宿者也。现今各省多有流通处，所流传之经典，远及南洋美洲；皆以文会校刊者为多；各地继起之刻经处，亦多依照《大藏辑要》，赓续其未完事业；文会于兵火摧残之后，继往开来，肩荷大业；推为清末特出之居士，诚无愧色矣。其著述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一卷、《十宗略说》一卷、《观无量寿经略论》一卷、《论语发隐》一卷、《孟子发隐》一卷、《阴符经发隐》一卷、《道德经发隐》一卷、《冲虚经发隐》一卷、《南华经发隐》一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阐教篇》一卷；此外尚有手辑之佚籍，及依据经典摹绘之佛像、极乐世界庄严图等，皆行于世。

（六）民国以来佛教之曙光

自清光绪末年，变法维新，各地兴办学校；多有主张化无用为有用，改寺院为校舍，没收各寺之财产者；全国骚然；而地方无赖，又从而侵害之；僧人呼吁无门；其狡黠者，乃暗中托庇外人势力，以求保护。清廷知其弊，乃下明谕，遵祖宗法则，保护寺有财产；僧界略得宁息。及民国成立，佛教徒亦知自结团体，创设中华民国佛教总会；其时奔走最力者，天童山之住持敬安和尚也。

敬安率领江浙各寺院之代表，于民国元年，请愿于南京临时政府，要求下令保护寺有财产；事尚未成，而临时大总统孙文去职；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政府移于北平；敬安更纠合各省僧界代表，于元年之秋，至北平政府请愿；偶与内务部某议论不合，某挟官势威吓之；敬安大恚；归至法源寺，逾日而愤死。年六十有三。

敬安夙负物望，以诗僧名；及其死，朝野多惋惜之。袁世凯乃命国务院，转饬内务部，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既而内务部亦于民国四年，颁布《管理寺庙条例》，施行至今；不可谓非敬安以身殉教之功也。

中华佛教总会，除保护寺庙财产外，亦有各种计划：如开设各宗专科大学、中学、师范、小学，及励行慈善事业等；虽未能按照章程，一一实行；然各寺庙中设学者，所在有之；此僧界革新之气象也。

至于居士方面，集合同志，设立佛教研究会者，各省各地，不期而同时并兴；虽规模大小未必同，然对于佛教为热烈之研究，则同一目的；如上海之佛教居士林、佛教净业社，则成立较久规模较大者也。

自杨文会祗桓精舍停止后；清两江总督端方，曾在南京，创办僧立师范学堂；初延谛闲法师主其事；未几，谛闲辞去，以月霞法师继之；辛亥革命，校舍毁焉。民元以后，沙门或居士，多有创立专门学校者：以宁波观宗寺观宗讲舍为最著；谛闲法师为主讲，宏扬台宗；毕业之弟子数十人，至今分往各地，弘扬本宗教义；江苏常熟兴福寺，则有华严学院，宏扬贤宗，月霞法师主其事；武昌则有佛学院，太虚法师主其事；厦门则有闽南学院；常州之清凉寺，则有清凉学院；近移讲座于上海，专弘华严，应慈法师主之；南京则有内学院，宜黄欧阳渐实主之；专事研究法相宗；以上各专门学校：或办至学生毕业为止；或至今仍继续办理；可见沙门居士，对于佛教上之研究，日进未已；至于居士之临时集合讲经会，请著名法师升座讲经，则无岁无地无之也。

刻经事业，南北各地，亦多有遵守杨文会之遗规，从事续刻《大藏辑要》以期其完成；最著者，有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所刊经典，板式装订，悉与金陵刻经处相同。至重印全部藏经，则有上海频伽精舍翻印日本弘教书院之小本《大藏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日本之《续藏经》及《汉满蒙藏四体大藏全咒》。近又有朱庆澜、叶恭绰等，在上海集合团体，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是亦社会方面，热心佛教者日多，故能有此成绩也。

民国以来，佛教所以有兴盛之曙光，其动机不外三端：（一）清末中外交通，西方学术输入；科举废，学校兴，学者思想解放，不复拘拘于儒家一孔之见；对外来科学，固喜从事研究；而对古来相传之学术，亦多为之整理；有文艺复兴之现象；（二）佛典单本之流行，得之较易，唤起学人研究之兴味。（三）元年至今二十余载，战乱不息；民生因苦痛而觉悟，遂皈依佛教，以求精神之安慰；故有革命时善战之军人，亦一旦屏弃万缘，祝发入空门者。有此三因：故南北各省佛教，一致勃兴，是不期然而然之潜势力也。

（七）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之发见

清光绪二十五六年间（己亥庚子）；甘肃敦煌之千佛洞石室中，发见唐人写经，中多宋元以来未见之经疏；亦佛教史上重要之事实也。千佛洞，在敦煌县东南三十里鸣沙山下；有三寺，俗称上寺、中寺、下寺；上中两寺皆道观；下寺为僧刹；寺之左近，有石室千余；由唐迄元，皆谓之莫高窟，俗呼千佛洞。昔人就洞中塑佛像，并镌壁画；其用意盖与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之造像相同；非为藏贮书物也。惟有一洞，其中全贮古书，乃西夏兵革时所藏；壁外饰以造像，故人皆不知其为藏书之所。迨清光绪己庚之际，缮治石室，凿壁而书出，由是稍稍流传于世。丁未、戊申，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先后游历至此，得六朝人及隋唐人所写卷子本书，各数千卷；并雕本石刻多种；运回伦敦、巴黎。我国人闻之皆惊异，学者多注意及之，因石室所留者，尚近万余卷；其中唐人写经，居百分之九十五；当时学部遣人前往取回，存于京师图书馆；运回时复经盗窃，散归私家者数千卷；今存于图书馆者，八千余卷而已。

迨民国七年，范源廉重长教育部时；蒋维乔建议，聘请江杜，入京师图书馆，专任校勘佛经之职，为时二载，而得藏中未有之《大乘稻芊经随听疏》、《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两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皆希世之秘笈也。江杜跋《随听疏》云：“曩闻敦煌经卷中，有《稻芊经疏》，为《大藏》所佚；心向往之久矣。既入馆，亟取阅之；芜乱讹脱，几不可读；为之爬梳剔抉，排比联缀；并取重复之卷，互勘异同；亦有援据他书，以校补者；积八阅月之久，录成一卷；仍阙首尾，会傅增湘新购得一残卷，所阙佚文，悉在其中；于是千年秘著，遂成完书。然此疏所依之经，亦非《大藏》译本；复于八千余卷中，穷搜遍觅而竟获之。”其于《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亦然；偶得一卷，无首无尾；亦向八千余卷中穷搜之，苟得文义相类者，为之联缀成文；费时经年，竟得成书；是可见缀残补阙之不易，而秘笈出世，于佛教上有甚大之影响也。江杜叙此书云：“考诸载记，鸠摩罗什，当后秦姚兴时，译经长安；弟子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称关中四圣；什公既道行超世，高足弟子，又皆一时龙象；故所译经，文词畅美，义味渊涵；观此重译之《净名经》，可以见矣。传称四圣著述甚富；意其时什公师弟，必皆有经疏行世；逮唐沙门道液，乃搜集关中诸疏，与自作之科解，汇为一编；即此书是也。观其标题，盖谓此为会集众说兼有科解之关中疏，以别于旧有诸本云尔。”又跋云：“夫发挥经旨者，固推隋唐造极；而关中师弟，实导先河；关中述作甚富，而其学之留存于世者，独备此编；书最古，文最备，是为瑰宝，亦奚待言。然閟之千载，而独现于今；意者其为含宏光大，遍沾法味之征也欤。”观此：则此二疏之价值可知矣。

又著《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者，为沙门法成；法成之名，不见于传记；其《稻芊经》之本文，亦不知谁译；可知古德著述之散失，并其名亦湮没不彰者，往往而然。北京刻经处所刊《心经七译》中，有敦煌石室本一卷，其端题“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惟无年月可考；其译例与玄奘相近；殆与著此疏者，是一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