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奇中文网

卷三（第3页）

《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九卷

《圆觉经大疏钞》二十六卷

《四分律疏》五卷

《盂兰盆经疏》二卷

《注华严法界观门》一卷

《原人论》一卷

《圆觉经大疏》十二卷

《华严心要注》一卷

《钞悬谈》二卷

《高僧传三集》载其著书“凡二百许卷，图六面”，今多不传。

今由《禅源诸诠集》以述其禅教一致论之要旨；盖宗密立禅，区分三种（此三种禅，已述于禅宗项下），而谓与之相应之教，亦有三种。兹将禅教之配置述之于下。

宗密之唱禅教一致也，以《起信论》为根本；取《起信论》众生心、迷悟、染净、世间出世间之法，皆由此一心而生之说，而谓禅宗目的，亦在显心；教之目的，亦在一心；其说盖悉本诸澄观者也。

世传华严五祖：以杜顺和尚为初祖，华云和尚（智俨）为二祖，贤首国师为三祖，澄观国师为四祖；圭峰（宗密）大师即五祖也。自华云至圭峰，皆名震朝野；唐太宗以至文宗，咸赐封号焉。

华严宗自宗密以后，继承其绪者，比诸天台宗，著名之人较少；天台则荆溪以后，有道邃、行满诸师。日本之传教大师，即受教于道邃、行满，实为日本天台宗之始。未几，遭唐武会昌之难，除禅宗外，诸宗殆皆废灭；此所谓三武法难之一也。

兹就唐武宗会昌法难略述之：以示唐代佛教之归结；并言唐代道佛二教之关系。唐初佛教，已臻隆盛；但道教受朝廷保护尤笃；且太宗以降，领土扩张，远通异域，外国诸教，向未传入中国者，如景教耶稣教之一派、伊斯兰教、波斯祆教（火教）、末尼教等，皆相继而入，称为新宗教。当是时，本国儒教，深入人心，自无待言；道教见异教纷至沓来，常以该教为产自中土，时与外来佛教争衡；加之唐帝李姓，谓老子为其先祖，故累代极护道教，终唐之世二百余年间，二教冲突，未之或息。

高祖武德四年；道士太史令傅奕，上书十一条；论寺塔僧尼之多，为国家害；请灭省之。又著《高识传》，详列古来排斥佛教诸人，自武德之初，迄贞观十四年，凡二十余年问，极力排佛者，皆认为道教之功臣。自是道士中持排佛论者续出；高祖时，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辅翼傅奕，从事排佛。太宗贞观十一年，洛阳道士与僧侣辩论结果；道士奏之天子；天子下诏，改儒佛道三教席次，凡有仪式，道士、女道士列于僧尼之前。贞观二十一年，至命玄奘三藏、与道士蔡晃、成英等三十余人，集五通观；译《老子》为梵语，以弘西域。

当是时：护持佛教与道士抗辩者，以慧净、法琳、智实三人，为最著名；傅奕上书十一条时，朝廷召僧徒诘问；法琳进而辩之。高祖不仅欲限制僧尼，兼欲淘汰道士等，傅奕不为屈，频传其说于民间。法琳遂著《破邪论》（二卷）驳奕，门下李师政著《内德论》；同时绵州振音寺之明（传不明），对于傅奕，亦著《决破》八条，奏之朝廷。迨其后李仲卿刘进喜等之《十异九迷论》、《显正论》出；法琳遂著《辩正论》（八卷）。高祖武德八年，国学行释奠礼时，论三宗三座，定席次为老、孔、释；故慧净与李仲卿以下之道士等大论战，终使闭口而退。太宗下席次之诏敕时；智实与法常、慧净、法琳等，随驾上表谏之；谕以背命者处罪；智实独进言，甘伏罪于万刃之下，断不能伏其理；于是杖之，命还俗，处以流罪。贞观十四年，道士泰世英奏，法琳之《辩正论》为诽谤朝廷；至有捕琳推勘之谕；因琳之辩解，能称帝意，故减罪配益州；琳遂终于蜀地。其他二教争论尚多，兹略之。

唐累代尊敬老子；睿宗且以西城隆昌二公主为女冠（女道士），自是皇女始有入道者。玄宗崇奉道教愈甚，几以老子教为国教；称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诏诸州建玄元皇帝庙；使州学生习《道德经》；道派之《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等书，亦令习之；置博士、助教，以教授学生，由是行之科举，登庸官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视佛教若普通之祠庙；而以道教为宗正寺。

道教原为下等宗教，颇多迷信；特唐之诸帝，信之深笃；惑于道士之妖言，类皆服丹药、或黄金、水银，以求长生不死之术；有因是得病以死者。以此教理浅薄之道士，何能与佛教徒辩论；故二教争理，道士恒败；如高宗麟德年间，使二教徒论《化胡经》之真伪；僧法明出问老子往印度成佛，用华语耶？抑胡语耶？道士皆瞠然莫知所答；当时二教徒争论之情状，由此可推而知也。

此时高宗命将道教书中所记老子化胡之语削除；中宗之世亦命将道观中之老子化胡成佛图，及佛寺所画老子像悉毁之；用《化胡经》，或书化胡者，皆准违敕以处罚。

唐之诸帝，如是崇道抑佛，而佛教不为之少衰；流行民间，势力伟大，非道教可比。于是僧尼之数日增，寺院之设日广，朝廷为佛教费金钱益多，国家经济颇受影响，势必施行淘汰僧尼政策；傅奕在高祖时，既有此请；高祖欲将二教教徒，共行淘汰，即此意也。则天时代，武后欲造佛大像，宰相狄仁杰、纳言李峤，先后上书谏之：狄仁杰之疏曰：“今之伽蓝，制过宫室；穷奢极壮，刻绘尽功；宝技殚于缀严，瑰材极于轮奂；工不役鬼，物不天来，既皆出于民，将何以堪之？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念之，实切悲痛。”李峤之疏曰：“今造像钱已有一十七万缗；若以散施，广济贫穷，人与一千，尚济一十七万户；极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广人主亭毒之意。”由此观之：当时佛教盛极之弊，与夫忧世之士之衷情，可以考见也。

后百余年；韩退之著（源道》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亦不外乎就排佛之意而引伸之耳。

玄宗即位之初，紫薇令姚崇上淘汰僧尼之奏，使一万二千人还俗。命百官禁建寺，铸佛像，写经典。是时又行度牒制；凡僧尼出家，必经有司考验合格，乃给以凭，谓之度牒；有牒者，得度为僧尼，免其地税徭役；此因当时贵戚富豪，往往借僧尼以避徭役，实为防弊而设。其立说也，或谓此举与佛之慈悲，深相契合；或谓学佛在心不在形；而于佛教无少加以反对者。但道教之徒，因天子之迷信，遂从而附和之，以唐室祖先教为口实，排击佛教，不留余地；终至有武宗破佛之举。

然玄宗虽崇道教，决非轻视佛教；盖当是时，即善无畏、金刚智来弘密教之时代也。开元二十六年，敕天下诸郡，郡各建开元、龙兴二寺：定国忌在龙兴寺行礼；千秋节在开元寺祝寿；此二端足为玄宗兼重佛教之证。及武宗会昌五年，而破佛令行矣。

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上表，谏迎佛骨，排斥佛教。时在荆溪、澄观殁后，会昌破佛前二十余年。宪宗览奏大怒；流愈潮州。愈赴潮州后，颇亲大颠和尚，似少闻佛法。然一般佛教者言，愈遇大颠后，深悔前非，则不尽可信。唯愈慨叹当时奉迎佛骨，谓三十年一开，其年必丰，近乎迷信；故云：“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以绝根本。”愈亦不得谓非痛快男子。柳子厚文章，与愈齐名，而颇信佛；白居易亦然；晚年禁止一切肉食。

会昌法难之起，由于武宗信道教之故。会昌元年，召赵归真等八十一道士入宫，亲受法箓；衡山刘元靖，亦深博帝之信仰，为光禄大夫，任崇玄馆学士；二人共在宫中修法。有谏帝者。赵归真更招罗浮山邓元超人都，互相结纳，以厚其势；当时宰相李德裕亦助之。遂应道士之请，对于佛教，除长安洛阳各四寺、地方诸州各一寺外，悉毁坏之；僧徒则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而外，悉令归俗；毁寺之材木，以造廨驿；金银则总交度支之财政官；铁像造农具；铜像铜器铸钱。武宗诏曰：“其天下所拆寺，还俗僧尼，收充税户；於戏？前古未行，似将有待；及今尽去，岂谓无时；驱游惰不业之徒五十万，废丹无用之窒凡六万区。”由此观之：此举在当时备极纷扰，诚非细故也。

当是时：非独禁佛教也，景教、祆教、末尼教、伊斯兰教等，亦被其厄。景教为耶稣教一派，西历五世纪顷，希利亚之涅司特儿始行之。此人唱基督非神子说，故为一般耶稣教徒所排斥；在四百三十一年小亚细亚耶匪耶司之宗教会议被捕，流于阿儿美尼亚；其书悉被焚弃。但此教行于西亚细亚地方，渐经波斯来中国。在中国始传此教者为阿罗本（西亚细亚人）；贞观九年来长安，迎于宫中译经。京都造大秦寺；各州建景教寺以弘其教；拜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其后有景净等僧。景教流传中国之次第，记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之景，碑文曰：“功用照彰，强称景教。”盖谓有照暗黑之功用曰景也。袄教为波斯之昨罗阿司特所开之拜火教；太宗贞观五年，何禄传入长安。当高祖时，长安已有建袄神祠之说；唐设祆正、袄祝之官，其盛可知矣。末尼教，亦波斯宗教；乃末尼（一作摩尼）氏所开；以祆教为本，而调和佛耶二教者；则天延载元年，拂多诞传入中国。回教为谟罕默德所开伊斯兰教；来中国年代不明，似在贞观前后。经会昌之难，诸教皆潜，惟回教复行。

武宗十九年崩；宣宗立；废破佛令。时值唐之末叶，宦官擅权，任意废立天子；加以牛李之争，朝廷纷扰不止；李德裕、牛僧儒争拥政树党，互相轧轹，谓之牛李之争。且藩镇骄横，不肯用命；经懿宗、僖宗、昭宗、至昭宣帝，唐遂亡于朱全忠；经五代之乱世，佛教终不能大发展；经典既失，人才亦稀，益陷于衰微矣。历五十余年，至后周世宗时，又下破佛令；显德二年，禁止私自出家；废寺院之无敕额者三万百三十六所，存二千七百寺。民间之铜器、佛像，限五十日以内，由官司收买铸钱；私藏铜五斤以上，不纳官者处死。此即世称“三武一宗之厄”之一宗也。五代诸帝中，周世宗较有力，领土较大；其他各地，为群雄所割据；故此厄仅其一部分耳。至如南方之吴越王，累代奉佛颇厚，其域内佛教甚盛。

吴越王始自钱镠；后唐庄宗于同光三年赐玉册金印，称吴越王。传钱瓘、钱佐、钱倧、钱俶，累代相承；钱俶之时，值赵宋之兴，终归于宋。吴越王领土之内，有天台山者，历史上有名之大寺也；当吴越王建国时，适值天台十四祖清竦时代；镠加以保护。俶尤崇佛，值天台义寂时代；俶子钱惟怡，与义通同时；此二人者：与佛教关系颇深。吴越王与天台之关系，俟后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