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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皇室管家内务府（第2页）

如果没人为我在内务府的朋友创造奇迹，责任似乎不在于他们，而在于负责创造奇迹的势力。他们错得很严重，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作为一个部门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要提供忠诚和有用的服务，仅仅做皇帝非常顺从的“奴隶”是不够的。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革命前后表现得很势利，把内务府当作一个既得利益机构。所以，内务府的存在不是为了效忠皇帝。相反，倒是皇帝的存在给内务府的苟延残喘提供了理由。

内务府的所有官员都是满族人。他们人数众多，等级不一，其中许多我甚至连见都没见过。此外，还有许多人并不在紫禁城，而是在皇陵、颐和园和其他皇室拥有地产的地方。他们的控制没有延伸到广阔的中国东北地界，因为那里由另一个内务府管理，其总部设在奉天。据我所知，这个内务府至少和它在紫禁城中的“对手”一样腐败，但它的所作所为本书并未涉及。

北京内务府的领导是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于1919年担任此职，他在革命前担任过多种重要职务，包括武备院卿、工部侍郎、理藩院尚书、内阁学士、军机大臣，他还做过宪政编查馆参与政务大臣，负责编纂清朝历史。作为内阁成员，他总是参与宫廷政务。即便后来内阁解散了，他依然以“中堂”的身份讨论政务。就在革命前不久，他成了“太保”，即“太子的高级保护人”。

世续无疑是一个有能力、有性格的人。尽管他纵容下属在财务方面违规操作（也许因为他明白，离开这些下属，整个系统将会崩溃），人们普遍认为他个人是清正廉洁的。他的观点过时而又极端保守，他坚决反对内务府或任何其他部门的改革。然而，他仪表高贵，举止得当，对像我这样的蛮夷表达他所憎恶的观点时，表现出来的是机智和宽容。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的思想比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更为开明。

世续还与几位高官同袁世凯一起说服宫廷放弃其职能，以换取“优待条件”所载的保障。换句话说，他同意摧毁皇权，来换取内务府保持现状。1922年2月，世续去世了，民国总统派了一名代表参加他的葬礼。中国媒体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称总统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这位已故的内务府总管，曾劝服裕隆皇太后同意皇帝退位、建立民国，算得上有功之人”。

迫于各方压力，尤其是内务府的，年轻的皇帝给已故的世续授予了“文端”的谥号和其他荣誉，派遣贝勒载瀛参加哀悼仪式，赏赐8000元作为丧葬费。

继世续之后，下一任内务府总管是邵英。1905年，这个满族人被任命为某委员会成员，准备出国学习宪政。就在他们要离开北京的时候，一颗炸弹从天而降，会长载泽公爵和绍英都受了伤。这一事件发生在1905年9月24日，在中国引起了巨大轰动，让宫廷惴惴不安。委员会的出发日期被推迟了，等它再次出发的时候，绍英已不再是其中一员。不久之后，他便做了户部的左侍郎。

邵英虽心地善良，却又胆小怕事。他假装对改革感兴趣，但总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他不受同事或下属待见的行动。他结交了几个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为了在危险时刻请求他们给予保护。在北京东门的宅子附近，邵英还有一所房子。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寻找欧洲的房客入住这里，为的是在他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帮助他。租金是次要考虑的因素，他宁愿租给欧洲人分文不取，也不愿把它租给中国租户。从我第一次认识他到之后的几年间，这栋房子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租住。因为它离使馆区太远，欧洲人租房子是无法接受这个距离的。不过，这个宅子算得上北京一流豪宅了，还有中式花园。当我成功说服我的一个英国朋友把它租下来时，绍英对我感激不已。

绍英接替世续做了内务府总管。在1924年11月的灾难（将在后文详细描述）之后，他效仿许多众所周知的例子，得了一种对他有利的疾病，需要在使馆区的德国医院常住。几年后，他假装的疾病变成了真正的疾病，而且是致命的。

绍英之后，担任内务府总管的是耆龄。耆龄与皇帝的母亲醇亲王福晋有联姻关系。他是资政院的副总理，任礼部左侍郎。耆龄聪明机警，起初我对他寄予厚望，希望能通过他在紫禁城实行改革和紧缩政策。但他对改革的兴趣和他的前任一般无二，只是嘴上说说，没有任何行动。

耆龄直到1923年才当上内务府大臣。他担任过山西学政。在光绪驾崩前不久，他成为学部左侍郎。耆龄同庆亲王和前山东巡抚孙宝琦家有联姻关系。他现在是新“满洲国”理事会的成员之一。

荣源，也就是后来的荣公爵，因为是皇后的父亲，在1923年被任命为朝廷大臣。他的任命，也没有产生多少积极影响。

最后一位我想提及的内务府成员是佟济煦，他只是内务府的一个小芝麻官，但为人诚实，对皇帝忠诚不贰，很值得关注。他直到1924年初才收到任命，但我在1919年刚来时就结识他了。佟济煦出生在一个祖籍满族或称“旗人”家庭，长期居住在福建，是由他的同乡兼帝师陈宝琛举荐入宫的。1931年，他跟随皇帝去了东北。

我曾说过，内务府的官员都是满族人。直到1923年，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但这个说法并不适用于另一个内务府雇佣来的重要群体——太监。清朝末年，尤其是在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的时代，太监是一群御前耍权弄势的小人。从理论上讲，它们应该受内务府的管辖和纪律约束。但仗着与皇帝、后妃间的直接关联，他们实际上往往会撇开内务府，擅自进行财务和其他交易。读过“老佛爷”宫廷生活相关书籍的西方读者，可能从没听说过内务府，但他们都听说过声名狼籍的太监李连英，还有他的继任者、伺候隆裕皇太后的张兰德，虽然不太为外国人所知，但其权势之大、腐败之能，和李不相上下。

一些西方作家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误以为太监是满族人。其中一人重复讲述一个毫无根据的故事，说皇太后的几个太监曾对李鸿章耍过恶毒的把戏。她解释说，他们恨他入骨，“就像满族人会憎恨汉人那样”。而事实上，大清朝的内廷严格禁止雇用满族人做太监。宫里所有的太监都是汉人，且大多来自直隶和山东两省的交界处。

“优待条件”载有一项条款：“迄今为止，所有在宫里任职的各级人员都可以保留，但不能再雇佣新太监进宫。”这一条款遭到内务府和隆裕太后的强烈反对，但她们不得不让步。直到1923年，紫禁城里仍有一千多名太监。那一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将在另一章详述。

就内务府的贪污腐败问题，我还想多说两句。

因为我们看问题的标准和中国人不同，那些在我们看来是贪污的行径，在中国人眼中却并非如此。在中国的所有欧洲居民，对臭名远扬的“压榨”制度，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同意，想要根除这种丑恶的现象是不切实际的，所有那些追求宁静生活的人，能采取唯一有希望的办法就是，不要鲁莽干涉，除非“压榨”制度演变为明目张胆的抢劫。他们可能还会承认，在某个国家机构中，可以容忍的或多或少的“合法压榨”，在不那么富裕的内务府看来，可能就是“非法的”。

基于这个因素，革命爆发以前，清朝很难界定哪种“压榨”是合法的。朝廷的财政没有预算范围，收入来源极其丰富，几乎可以无限扩大。但皇帝退位后陷入黄昏期，几乎没有了外部种种收入，没有了往日的富庶。就算民国政府能如数支付协定的年度补贴，但这些收入也无法满足众多官员那贪得无厌的需求，更不用说民国政府从未全额支付过补贴。所以，这些清朝官员在巨大的压榨系统中默许了身边人的灰色既得利益，更何况这一系统在清朝鼎盛时期就一直存在。

《清室外纪》这本书描述了革命爆发前的中国。书中说宫里的“压榨”使得内务府的职位“成为帝国最令人垂涎的职位”。一名内务府高级官员的年收入“估计超过100万两”，当时约合20万英镑。此外，作者还提醒读者注意一个事实，即任何试图削减这些职位特权的企图，都自然会让皇帝不受宗亲们的待见，因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受益于宫廷压榨。事实正是如此，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大清王朝衰亡之时，不仅皇室家族，其他多数王公也欣然同意“优待条件”的条款，因为这些条款保证了内务府的继续存在。

内务府和其腐败行为，致使皇室威望日落西山，许多忠于皇室的人也逐渐变得冷漠和绝望。但令人惊骇的是，内务府所有人对此视若无睹。早在革命爆发前，人们就在问皇帝，如果皇帝连宫内事宜都管不好，无法制止下人的不法行为，又怎么能指望他的臣民在生活中听命于他呢？他们回想起一位伟大的儒家圣人的教诲，想知道他们的君主为什么会忽视这些？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出自《大学》）意思是说，正确的家事管理必须先于正确的国事管理。只有当统治者显示出自己有能力正确安排内务时，他才有能力成为臣民的导师。

其他国家的宫廷必定也有类似内务府的部门，而且毫无疑问，其中腐败的也不少。例如，阿拉伯帝国最伟大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位时，其宫廷似乎也被一个机构所控制，其地位与中国紫禁城里的内务府非常相似。但哈里发的宫廷至少有为《天方夜谭》的形成提供了背景，因此，即便宫里花钱如流水，也还说得过去。

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中国宫廷的鼎盛时期，如唐玄宗时代。当然，唐朝由盛转衰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不过，时代造就了大唐帝国的艺术家、音乐家、诗人、画家等，虽然一千多年过去了，即便到了辉煌灿烂的宋朝时期，唐人铸就的辉煌依旧光彩夺目。清朝也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有两位流传千古的帝王，但这些与内务府无关。相反，内务府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清朝早期伟大的传承。

明朝的太监也十分腐败，把一个帝国拉向了衰落，哪怕这个帝国强大到把征服世界的蒙古人赶出中国。清朝的太监虽坏，尤其是在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时期，但他们在清朝的权力和影响力远没有达到明朝时期太监所拥有的巨大政治权力。但是，内务府却扮演了明朝太监的角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改变了从东北的森林和山脉中涌现出来的征服者和管理者的骄傲种族的命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年代里，清朝仍完全被内务府所控制。卑躬屈膝地向民国政府请求分期支付逾期未付的补贴，一次次把自己置于尴尬、卑贱的境地。不幸的是，它的呼吁经常出现在中国报纸上，被人们冷嘲热讽。例如，1919年10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内务府总管世续请求民国总统批准支付60万元。没有这笔钱，皇宫将无法偿还其贷款。类似的请求每年都会有三到四次，结果不尽相同。几乎每次的说辞都如出一辙，总是在强调这些拨款对于“维持现状”举足轻重。

内务府总管及其手下似乎从没问过，皇帝作为现状能够存在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维持现状”是否符合他的真正利益。我住在宫里的那些时日，“维持现状”这四个字我都听腻了，对我的耳朵简直是种折磨。在与皇帝的谈话中我曾说，“维持现状”可以作为每个已故内务府成员的碑文，再合适不过了。不管内务府曾经与这个王朝如何匹配，但现在它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