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因为我们不一样(1)
文/蔻蔻梁
认识一个叫文山的男孩子。他总是顶着一脑袋霍比特人一样的长卷发,乱七八糟的。笑起来牙特别大,特别白,整个都是卡通人物的样子。文山的左手患有先天性残疾,左手肘关节以下空空如也。在肘部的软皮底下是他的指头,平时不太显山露水,剥起小核桃的速度让所有人都佩服。
很多人见到文山第一眼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都相当复杂。尤其当他们见到他用左手在劳作的时候。惊奇,恐惧,好奇,甚至是嫌弃。但文山是我见过最快乐的残疾人——在这里用这个词,一阵不舒服从我心里掠过——不是的,文山不是残疾人,他只是一个,和大家不太一样的人。
文山当然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其他人”见到他的手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他曾经开展过一个“和文山握手”的活动,伸出他的手,和所有人相握。他在国内旅行了一圈,和三万多人握过手,那只和大家都不一样的手。
初见文山是在一个阅读的活动上。那是一本很奇特的绘本,名字叫《一本关于颜色的黑书》,我原以为它是给盲人孩子看的,告诉他们什么是颜色。
跟盲人孩子说颜色,我总觉得这是一件既温柔又残忍的事情。这几乎不可能。书的页面是黑色的,凸版印刷。在没有光的世界里,人们需要用手去触摸那些凸起,让手代替我们的眼睛。
我闭上眼睛那一刻,突然明白这本书其实不是给盲孩看的,它更多地是给我们这样的“正常人”看的,让我们感同身受,进入盲人的世界。
进不去。
眼前一片漆黑,手下一片茫然。我听到身边所有的叽叽喳喳的声音,窗外树叶的声音,外面工地的声音,隔壁商店的声音,这些声音极大地打扰了我的指头。我知道指纹下面是各种各样的凸起,但它们在我的大脑里不投射任何信号。
依然没有。我已经闭着眼睛二十分钟了,一切关于颜色的想象为零,一切关于形状的想象也为零。“安静下来。”阅读活动的主人晓莫这样提醒我。我尝试排除一切杂念,脑子里的声音被无名的滤网一点点隔开,隔开,直到虚无,直到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指尖上。突然,我无比清明地感觉到,手下触摸着的是一片羽毛,是羽毛的形状。一丝丝,一缕缕,比较硬的是羽毛中间的羽管,比较轻而浅的是周边的羽绒。
“是羽毛啊!”我说。
“是的,白色,是羽毛的颜色。”
然后我摸到了草莓,红色的。海洋,蓝色的。太阳,雨水,透明的。一切关于颜色的记忆和想象汹涌而至。我的指尖不再是我的指尖,它们突然变成了某种新增的器官,获得了另外一种功能。它们敏感得像化学试剂,能够清晰感受到皮肤下任何一点起伏。
上帝拿走你一些东西,就会给你另外一些东西。失去了光明的人,他们必然能听到更多,摸到更多。失去了胳膊的文山,和三万多人握过手。与其说他们需要怜悯,不如说需要接纳。我一度把同情和怜悯视作同义词,然而这些年我越来越明白,所谓同情,只能建立在“心同此理”的基础上。每个人都需要有人真正明白和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怎样的,只有你明白,才能感同身受,才能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帮助。
八年前,我第一次进藏。那时候,西藏已经是一个滚烫的旅游点,烫得人人都恨不得去那儿洗涤一下心灵。
在拉萨的第一天,心情被狠狠地刺了一下。被那些满地跑着,长着小手冲你说“一毛钱一毛钱”的孩子刺了一下。他们在路上拉着你说“一毛钱,一毛钱”。如果你摇头,他们会改口说“铅笔铅笔”,或者“糖果糖果”。其中布达拉宫门前的小孩最多,他们有一种武器:一只小小的勺子。倘若遇到那种不给他们任何东西,态度还不怎么好的游人,他们会把口水吐在勺子上,然后甩到那人身上去。能甩很远。
在这之前,我是那种带着两三斤铅笔和糖果在身上的旅行者,遇到山区里的孩子,恨不得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给他们。那时候我以为他们有了铅笔就可以上学做功课,有了糖果至少可以让那一天甜一点。那时候我被他们天真的脸上干净的笑容打动,为他们怯生生地接过礼物的小脸心疼。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主动乞讨。甚至恶性乞讨。
我也没有想过其中有不少的孩子得了很多很多的铅笔之后,照样不上学,而是把铅笔卖到小卖部去——发展教育,跟他们有没有铅笔,原来不是有太重要的关联。
原来哪怕是“给予”,也分好的方式和不好的方式。那些我们一片好心给出去的糖果,有可能成为最甜蜜的污染源。
在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面对旅行者的劝告里,非常明晰地写着以下内容:
1。不要给村民或孩子任何钱财、糖果、礼物。一来,各个民族有自己的尊严和骄傲,这种做法很可能伤害对方的自尊。另外,这种做法会造成行乞的风气,使他们对旅行者带来物质盼望,对民风伤害巨大。
2。如果实在想表达善意,或者,花点时间和孩子们玩耍,让他们感觉外来客人的友善。又或者选择合适的种子和树苗,因为当你离开之后,只有它们会替你留下。
3。种子和树苗请交给村长,由村庄作统一安排。
4。可以参与当地的慈善机构组织的活动。
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对于那四个对旅行者的劝告,我隐隐约约觉得貌似正确,又隐隐约约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