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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命运之门（第1页）

第1章命运之门

《怎样思考，就有怎样的生活》

孤单的吟游诗人，是

吉星高照的历史见证人；

鸟儿翅膀上载着吉祥，

吟唱之中看破红尘。

他吩咐，他警告：

再好的能力也可招致诗人的嘲笑，

而在他的心灵上，在每天破晓时分，

在暮色降临的时候。

他的眼光富有远见，

对事物也是如此重要；

或说，美好的美景在远方，

同样的天才将被创造。

在几年前的一个冬天里，我们所在的城市正专心致志于讨论时代的理论。有四五个著名人物几乎同时在阅读着关于“时代精神”的论述。恰好在同一时期，伦敦出版的一些著名杂志和小册子上也出现了同样显著的标题。然而，对我来说，时代的问题可以融入一个更贴近生活实际的问题——生存方式，亦即，我将如何生存？

我们是无力解决时代问题的。我们的社会结构不能够跨越观念的壁垒，而只能向传统观念回归，或是对不同观点的顺从。我们只能奉行我们自己的观念法则。如果我们接受了时代的价值取向，对我们的思索和选择我们的事业是有好处的。

在实现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时，我们遇到了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被改革者的希望所激励。在经历了许多尝试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必须比较早地开始——从学校开始。如果少男少女们不听话，我们完全可以不介意；假如我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无法接受，我们就必须较早地开始我们的改革——就从下一代开始：这或许就是命运，或称自然规律（法则）。但是，如果灌输一些生活知识，那么，这种灌输也将有助于人们了解自身，尤其是青年人。即使我们一定得接受命运的安排，我们也不可不强调自由的价值、个人的重要性、责任的神圣和个性的力量。

生活中经常有这种情况，这种选择是对的，那种选择也是对的。因此，对个人的选择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但是，我们的社会结构不能够兼容这些极端观点，而是将它们整合起来。那该怎么办？

我们只能坦率地承认每一种思想和观念，只能反复宣传我们所主张的思想和观点。或者，如果你愿意，抓住每一个观念体系进行教育，反复灌输，最后，我们将在下一代身上领教这些盛行的观念的力量。

通过这样的教育，加上对其他思想的宽容，我们学到了这些思想的精华，然后，才有了一些合理地整合其他思想的希望。我们确信，虽然我们不知道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但行动自由是绝对不可少的，我相信，这一立场是体现时代精神的，尽管时代之谜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各自的答案。

如果一个人要读懂他自己所处的时代，那就必定要采取这种对主流话题依次分析的方法。这些都是属于人类生活主流的话题，他坚定地申明，所有这些话题在一个人的经历中都是可以接受的，并做相同的正义之事去纠正其他人的行为，此时，真正的限制将会出现。任何对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过分强调都将被修正，这时真正的公平将被建立起来。

但是让我们诚实地陈述下列事实：我们美国有个肤浅的坏名声。伟大的人，伟大的国家，已经无所谓吹牛者和丑角，只有对恐怖生活的敏感者，却无法使自己的人直面这种现实。

尽管斯巴达人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具体化在他们的国家中，最终还是在他们的完美无瑕之前消失了。土耳其人相信，在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同时，他们的命运就被写在了铁树叶上，就是凭着这种专一的意志，他们冲向敌人的阵营。

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都接受宿命论的世界观，但是我们知道，首先，既没有什么灵魂，也没有任何医生能挽救得了这样的人；其次，也不是你可以使宇宙消亡，有信仰的印度教教徒依然十分刚强。我们的卡尔文教徒在最后一代多少有了点生活的尊严。他们认为是万有引力让他们走动，来到他们生活的地方。

明智的人能感觉到，世上确有某物，而且它是用言论或投票赶不走的，宛如一根绳子或一条带子将其系在世界上。彼得大帝在全世界实施他的统治，他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整个世界都景仰他。这样的人，我们是需要的——他的忠告，以及对臣民的爱。

希腊的悲剧表达了相同的感觉。“无论如何，凡是命定的事终将会发生。伟大的思想是不能违背的。”野蛮人总是以一个种族或城镇为单位皈依于一个地方性的神。耶稣广博的基督教伦理到了乡村很快就变为内涵狭窄的神学，它竭力宣传成为上帝的选民或偏爱者。而且，迟早会有一个亲切的教区牧师，像乔·斯蒂尔凌或罗伯特·亨廷顿一样，信仰上帝——无论何时，每当好人需要一份晚餐，这都将促使这个人敲他的门并留下一分钱。当然，这肯定不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人——他不宠爱或放纵我们。

我们必须看到世界是野蛮的和粗暴的，而且不会介意一两个男人或女人的沉沦，它吞没你的生命，就像吞一粒灰尘一样。冷漠，不关心人，使你变成冷血动物，使你的脚丧失感觉，把一个人冻得像一个皱皮苹果；疾病、财富、重力、闪电、不尊敬任何人，如此等等，上帝的生活方式的确是有点粗鲁无礼。

蛇和蜘蛛的习性，老虎和其他食肉动物的相互撕咬，尚在盘卷中的水蟒面对它的捕食者骨头发出“咔咔”的响声——这些是大自然的生物圈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我们的生活习惯就像它们一样。从前的某一天，你刚刚用完正餐，然而，在几公里外优美环境掩映着的屠宰场，那里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斗。这种竞赛与动物界的生存竞争极为相似。

每当有彗星划过，我们居住的行星就会产生震动，其他行星的异常运动也会给它的环境带来混乱，还有地震和火山喷发，气候的变更，昼夜的交替。河流由于森林过度砍伐而干涸。海洋也在时刻改变着陆地——许多城镇和村庄将在不久的将来被它吞没。在里斯本，一次地震中惨死的人像苍蝇一样多。三年前，在那不勒斯大地震中，近万人在几分钟内被砸死。海上的坏血病，非洲西部像剑一样锋利的恶劣气候，使巴拿马和新奥尔良等地的人口像遭受大屠杀一样地减少。我们西部的大草原由于经常发生感冒发烧和疟疾而令人不寒而栗。霍乱、天花等疾病已经被证明，就如同在蛙鸣鸟啼噪声四起的夏天里突然来一场霜冻，蟋蟀家族骤然停止了鸣叫，整个世界都平静下来一样，也将使人类万户萧疏，失去生气和活力。

鲨鱼的形体，龙虾的钳子和硬壳，狼鱼颚上布满锋利的牙齿，虎鲸的武器，以及其他躲到海洋里的凶猛的鱼类等，我们不要把它们说得一无是处。世界自有一条野性的、粗糙的和无法计数的道路通向它的终点，而试图粉饰它庞大、复杂的机构，或者用学生干净的衬衫和白色的围巾这种几乎是尽善尽美的装束打扮那位恩人，也是没有用的。你将会说，威胁人类的灾难总是偶然的事情，而且人不需要每天为灾难担忧。

是的，我们不该杞人忧天。但是，不管什么，发生了一次还会再次发生，而且这些自然灾难至今还没能被征服，我们一定会害怕的。但是这些震动和毁灭，和每天作用在我们身上的其他规律的无形的力量相比起来，其破坏性是小的。

我们做某件事最终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社会组织机构总是凌驾于每个人的个性之上。供人们观赏的珍稀野生动物，或腿骨的外形和力量，都是命运的记录：鸟的喙，蛇的头盖骨，严格地决定了它们活动的极限。这就是竞争的尺度，也是性别、气候、人的智力的尺度。

每种精神都在创造它自己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随后就会成为这种精神的束缚。出租车司机是迄今最著名的星相学者，他会深入观察你的脸，就可以看出他应获得的先令是否确实可靠。皱皱眉头就标识着一件事物，再皱皱眉头可能就标识着另外一件事；斜视眼，一个哈巴狗鼻子，卷毛头发，皮肤的色泽，所有这些都能透露一个人的个性。

人们仿佛是被装在社会组织坚硬的鞘中。询问斯伯兹黑姆，向医生请教，向昆提莱特咨询，是否气质不表示什么？或者，是否没有什么事需要由气质来决定？读医书中对四种气质类型的描述，你会认为你在读你自己内心真实的，但还没有说出的想法。在企业管理中，你若能发现黑色眼睛的人和蓝色眼睛的人各自在公司中最适合扮演的角色，这将使你的公司效率倍增。

一个人如何能克服从他的祖先们那里继承的遗传因子呢？在一个家庭中，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好像祖先们所具有的素质被注入了其子孙后代的身体里。在一家的儿子或女儿中都有一些独特素质：纯真而未混杂其他因素的气质，坦诚而未加修饰的品格，以及经常使个人与他人相隔阂的家族弱点等，都可以成为确立社会信任的基础。我们有时看到同事表情的变化就说像看到他的父母一样，而且有时他就像我们的亲戚。在不同的时间，一个人遇到若干位他的祖先，都要施以尊敬的礼仪——这些祖先们为我们人生音乐的每一段谱写了多样的曲调。

在街道的角落，你注意端详每一位路人的相貌、肤色、眼窝的深度，好像他的出身决定一切。人们都是自己的父母所生养的。你与其问织布机为什么不自动纺布，倒不如假设一个临时工搞出化学发现，或要求在壕沟里的鼹鼠来讲解牛顿定律。他健康的脑器官已经由于过劳和极度贫困而痛苦不堪。让他重视他自己的手和脚吧，他有且仅有一双手，一双脚。他也有且只有一个未来，而且那已经在他的耳垂中被预定或者已经被记录在他的小胖脸蛋、圆眼睛、矮胖的体形中了。世上所有的公民权和法规也不能干预或帮助他造出一位诗人和王子。耶稣说：“当他看着她的时候，他已经犯了私通罪。”但是，由于他天生的兽性和思想缺陷，在他看女人之前，他就是一个奸夫。谁在街道上遇见他，看见他已经长大成人，足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

饮食和性的确都是人的生理本能，这些机能越强，个性就越表现不出来。在蜜蜂的世界里，那些雄蜂死得越多，对蜂房的建筑和使用就越好。后来，如果它们生养一些更高级的个体，具有足够的能力赋予这些蜜蜂以新的活动，并且愉快地完成筑巢的任务，所有的一切都会令人高兴。

偶尔，一个新的智慧在人们的大脑中开启，于是，便有了建筑艺术、音乐片，有了一些迷途的体验或在养花方面的本领，有了化学研究、染色技术和讲故事的技巧，有了一只擅长绘画的手、一双擅长跳舞的脚、一个运动健将的体格，等等。这些技能丝毫不会改变自然的状况，只是在消磨人生的时间：生活的感觉和以前一样。最后，这些启示和趋势被固定在人的头脑中或被继承下来。

每个人吸收如此多的能量以至于使自己变成一个新的中心。新的才能增长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在随后的第二代，就如同当初他们祖先的智慧一样，他们的健康明显优于上代人。人们带着对道德或物质的偏见而生——即使同母异父的兄弟也带着这种分歧；基于高倍放大镜，我推想，福罗恩霍夫先生或卡朋特博士可能认识到这种在胚胎中就存在的区别——这是一个辉格党员，那是一个自由的破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