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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阿尼玛与阿尼姆斯（第1页）

第8章阿尼玛与阿尼姆斯

在所有可能存在的鬼魂当中，父母的鬼魂其实是最重要的。因此，普遍存在于文化较高度发展的地区的祖先崇拜——起初是为了安抚祖先“阴魂不散的亡魂”——基本上已成为一种道德和教育的机制（例如中国）。对孩子来说，父母是最亲近也最有影响力的亲人，但在孩子成年后，父母的影响力便已裂解。由于孩子无意识里的父母影像会继续作用，甚至产生压制性，故而受到意识更强烈的持续性排挤，所以很容易变成负面的征兆。无意识里的父母影像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令人感到陌生，因而停留在心理的“外部”。男性在成年后，妻子便成为身边最能影响自己的人，从而取代父母原本扮演的角色。只要妻子和丈夫一起生活，而且彼此年龄相近，妻子就是丈夫的陪伴者和附属物。妻子不会因为年龄、权威或体力，而凌驾于丈夫之上，不过她们本身对丈夫来说，是个很有影响力的因素！因此，妻子就跟父母一样，会产生自主性较强的无意识影像，而非产生可被裂解的无意识影像——即无意识中可被裂解的父母影像——换句话说，就是产生和意识维持链接关系的无意识影像。女性拥有和男性截然不同的心理，因此，她们就是（而且向来都是）男性所无法察知的事物的信息来源。在男性眼里，女性代表灵感，而且她们本身那种往往比男性更优越的预感力（Ahnungsverm?gen）会对男性提出谆谆告诫。此外，她们那种以个人为依归的情感，会为男性指引途径，而这些途径或许是男性那种缺乏个人关联性的情感所无法发现的。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56—120）在这方面对日耳曼妇女的描述，绝对正确无误！[51]

女人为心灵（Seele）的女性质素提供了主要来源，但似乎不是唯一的来源。因为，任何男人不会只具备男性质素，而毫无女性质素。更确切地说，实际的情况往往是非常阳刚的男人（当然在周全的保护和隐藏下）恰恰拥有非常温柔的（经常被误称为“女性的”）内心活动（Gemütsleben）。男人会把尽量压抑本身的女性特质当作自己的优点，这就好比女人——至少截至目前为止——会认为言行举止像男人并不得体一样。男人对本身女性特质及倾向的潜抑，当然会使他们的女性需求蓄积在无意识里，而他们无意识里的女性影像（即心灵）也就自然而然地承载本身的女性需求。因此，男人在选择对象时，往往钟爱最能符合本身无意识里的女性特质的女人，也就是可以尽量果决地接受他们的心灵投射的女人。虽然人们经常觉得，而且认为，男人以这种方式择偶是很理想的情况，不过，男人无意识里的女性特质其实正是本身最衰萎的弱点，而到头来，男人显然是在跟自己最大的缺陷结婚。（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某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婚配！）

在我看来，除了女人的影响之外，男人本身的女性质素也可以解释心灵综合体（Seelenkomplex）的女性质素的事实。这方面我们已在各个时代的艺术里找到相关证明，但它无关于语言里名词属性（译按：名词的阳性、阴性和中性）的“随机性”——比方说“太阳”在德语里是阴性名词，但在其他语言里却是阳性名词。此外，我在这里还要谈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以拉丁文所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女人有灵魂（animam）吗？”大部分对人类心理有所了解的男人似乎都知道，英国小说家赖德·哈格德（RiderHaggard，1856—1925）在《洞窟女王》（She:AHistoryofAdventure）这部非洲探险小说里所塑造的那位女王——被称为“人们必须顺从的女人”（She-who-must-be-obeyed）——代表什么意思；或者，当他们读到法国小说家皮耶·贝努瓦（PierreBeno?t，1886—1962）对亚特兰提斯女王安提内雅（Antinéa）的描绘时，到底触动他们哪根心弦？[52]这些男人通常很容易知道，哪一种女人最能体现这种虽然隐微的，却是他们已相当清楚料知的事实情况。

这些已普遍获得肯定的小说还指出，在这种女性的阿尼玛（Anima）意象里，必定存在着些许超个人性（überindividuelles）的东西。它们不仅因为个体的独特性得以短暂存在，而且本身往往具有在某方面已奠定坚实根基的特征，而不是我刚才指出的那些显而易见的表层连结。哈格德和贝努瓦都在笔下阿尼玛人物的历史面向里，明确无误地表达这个想法。

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主体的预备（subjektiveBereitschaft），人类既无法获得经验，人类的经验也不可能形成。那么，主体会在哪里预做准备？答案是，这样的准备最终会发生在人们先天的心理结构里，而且这样的心理结构可以让人们获得经验。男人所有的本质，不论在生理或精神方面，都需要女性质素。男性系统在先验上乃定向于女性，就像男性系统也在为一个相当确实，且拥有阳光、空气、水、盐类和碳水化合物等的世界预做准备一般。男人出生的那个世界所具备的形式，就是他们生来便拥有的潜在意象（virtuellesBild）；同样地，父母、妻子、儿女，以及出生和死亡，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潜在意象和心理预备（psychischeBereits）。这些先验的范畴当然都具有集体性质，它们大体上就是父母、妻子和儿女的意象，而不是个人的宿命。所以，这些意象应该被视为没有内容的、因而是无意识的意象。它们在遭遇那些源于经验，且触及并唤起无意识预备（uschaft）的事实后，才会取得内容和影响力，最后获得意识性质。这些无意识意象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历代先祖所有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这些经验本身。就我们目前有限的知识而言，至少情况看起来是这样。（我必须承认，我从未发现任何关于记忆影像会遗传的可靠证据，但我认为，除了那些与个体毫不相干的集体经验的结晶之外，人们其实无法完全排除某些取决于个体的记忆遗传的存在。）

在男人的无意识里，存在着先祖遗传下来的女性集体意象，男人便借由这些意象的帮助来理解女人的本质。这种代代相传的女性集体意象，正是心灵的女性质素第三重要的来源。

正如读者所了解的，以上的讨论绝对无关于Seele（灵魂）[53]的哲学概念甚或宗教概念，而是涉及心理学所认定的某种具有局部自主功能的、半意识的（halbbewu?t）心理情结的存在。这个心理学的发现，当然和哲学概念或宗教概念大大相关或鲜少相关，就像心理学也跟哲学和宗教大大相关或鲜少相关一样。身为心理学家，我在这里并不想加入“学科之间的论争”，也不想试图向哲学家或神学家证明，他们应该如何理解Seele（心灵或灵魂）这个概念；不过，我必须制止哲学家和神学家强行向心理学家灌输他们的Seele（心灵或灵魂）概念。宗教观点往往赋予Seele（灵魂）个人的不朽性，而学术研究则仅仅承认个人的永生不朽是一种包含在“自主”概念里的心理表征。其实在原始人的观点里，Seele（灵魂）不一定具有个人的不朽性，甚至连Seele（灵魂）本身也不是永生不朽的。如果完全撇开这种学术所无法理解的宗教观点不谈，那么，“永生不朽”其实只是一种可以跨越意识界限的心理活动罢了。“坟墓或死亡的另一边”在心理学上，便意味着“意识的另一边”，而永生不朽始终只是在世者的说词，毕竟在世者无法以身处“坟墓的另一边”的状态，来表达他们的看法。

心灵综合体的独立自主性自然而然地强化了无法被看见的个人本质的观念，而个人本质所存在的世界似乎不同于我们的世界。只要人们觉得，心灵的活动就是某种未受限于我们无法永存之肉身的、独立自主的本质的活动，就很容易认为这种既有的本质，或许存在那个不可见之事物的世界里。当然，人们还必须进一步认清，这种独立自主的本质无法被看见，应该也同时意味着它本身的永生不朽。这种不朽性的起源似乎可以归因于另一个我们前面提过的事实：即心灵所固有的历史面向。小说家哈格德便曾在他的小说作品《洞窟女王》里，对那位掌有最高权力的女王做了最出色的描绘。

然而，当佛教徒表示，人们可以借由转向内在，使自己不断趋于完善，继而忆起自己的前世时，他们似乎就是在针对和前面那个情况相同的心理事实，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具备历史要素的并不是心灵，而是本质我（Selbst）。不同于佛教徒的是，西方人在情感上（向来）将心灵视为永恒不朽——这完全符合西方人迄今为止绝对外倾的精神态度——并或多或少把心灵和自我（Ich）区分开来，心灵也基于本身的女性特质，而有别于自我。西方人主要是因为对外在物质客体的高估，而把不朽的精神性人物置入本身的内在世界（这当然是为了达到补偿和自行调节的目的）。如果永恒不朽的特性可以从心灵（阿尼玛）模棱两可的人物转移到本质我，我们西方便有可能透过深化向来忽略的、内倾的精神文化，而出现一种趋近东方精神特性的转变，这样的发展绝对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不只女性的原型，所有的原型（即一切精神和生理的遗传片段）也都具有历史要素。我们人类的生命仍一如过往，始终没有改变。无论如何，我们都赞同生命的不朽性，因为人类数十万年来，一直拥有相同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这些过程未来仍会持续下去，而人类的内在情感便可以格外深刻地了解在世者“永恒的”延续性。但是，人类的本质我——作为其本身运作系统的化身——却不只包含了一切人类所经历生活的结晶与总和，它还是人类所有未来生活的起点，以及打造未来生活的基地。对未来生活的预感（V）以及对过去往昔的历史面向，都清楚地烙印在人类内在的情感里。这些心理基础名正言顺地形成了永生不朽的观念。

在东方的观点里，我们在本书所提出的阿尼玛（译按：即男人无意识里的女性心灵意象）概念并不存在，而人格面具的概念亦付之阙如，这是可想而知的。这似乎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因为就像我在前面所阐述的，人格面具和阿尼玛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

人格面具是介于个体意识和社群（Soziet?t）之间的、复杂的关系系统（Beziehungssystem），因此，适合作为个体一方面想留给别人某个特定印象，一方面隐藏自己真正本性的面具。只有那些完全认同人格面具、已无法了解自己的人，才不需要人格面具来隐藏自己的真正面目；而也只有那些无法意识到他人真正本质的人，才不需要人格面具来让自己留给别人某个特定印象。社群会期待，而且必须期待，每个个体尽量完美地扮演自己分配到的角色。所以，教会的牧师不仅客观地执行他们的职务，还必须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得心应手地扮演牧师的角色。社群对个体的角色扮演的要求，就是在确保社群的安全。因此所有人都必须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人是鞋匠，有人则是诗人。社群并不期待个人同时扮演两种角色，而且也不认为这是可取的现象，因为这会给社群带来些许不安。毕竟扮演双重角色的人跟其他的人是“不同的”，而且不太可靠。他们在学术界里，就是“半吊子”，在政治圈里，就是“难以捉摸的”重要人士，而在宗教界里，则是“思想自由的怀疑论者”；简而言之，他们的能力和可信赖性会受到怀疑，因为社群深信，鞋匠如果只是鞋匠，而没有附加的诗人身份，就可以达到专业的熟练度，做出一双双好鞋。个人表现的单一性，其实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社群所熟悉的那些普通人如果想达到比较出色的成就，就必须知道，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会让自己不堪负荷。我们的社群乃定向于个人扮演单一角色的样板，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任何想要有所成就的人都必须顾及社群的期待，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不过作为个体，人们却不会把全部的心思放在社群的期待上，所以，建构不真实的人格便具有绝对的必要性。礼节和善良风俗的要求会使人们戴上对自己有利的面具，而面具后面则是人们所谓的“私生活”。大家都很清楚，意识会把这两种不同的往往显得荒谬可笑的形象区别开来，而且这样的划分还是一种可以影响无意识的重要的心理运作。

个人对自己那张合乎集体性的人格面具的形塑，意味着对外在世界的大幅让步，以及他的自我在认同人格面具时，直接而必然造成的真正的自行牺牲。因此，确实有人相信，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他们本身。然而，这种“心灵缺席”（Seele）的态度只是一种表象，毕竟无意识绝不会忍受这样的重心移转，而且当我们以批判态度看待这类情况时，就会发现，“私生活”其实已在他们的内在世界里补偿了他们精心打造的人格面具。虔诚的苏格兰新教神学家亨利·德罗蒙（HenryDrummond，1851—1897）曾悲叹道：“心情不佳是虔诚信徒的恶习！”如果有谁为自己打造一张过于正面的人格面具，就会因此出现易于激动的心情，殊不知，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歇斯底里地放声大哭。曲风高亢激昂的作曲家瓦格纳则在书信中谈到睡袍柔细的丝质系带，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在写给妹妹伊丽莎白的书信里，曾以“亲爱的羊驼”（liebesLama）昵称她，大文豪歌德则在晚年亲切地接受后辈诗人，也是《歌德谈话录》的作者约翰·艾克曼（JohannP。E，1792—1854）的访谈，等等。然而，总是有些东西比英雄身上那些平淡乏味的“小差错”更为巧妙：我曾认识一位备受敬仰，简直可以被称为圣人的人士，我和他相处三天后，还未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凡人的弱点。当时我的自卑感便开始迫使我自己认真地思考，应该如何自我改进。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的妻子竟在第四天主动向我寻求心理咨询……从此以后，我和受人尊敬的人士接触时，便不再出现类似的自卑反应。不过，这个案例让我认识到，完全认同人格面具的人的种种心理失调和障碍，会转而显现在他们妻子的身上，而妻子却不知个中缘由，还为自己的牺牲付出了严重精神官能症的代价。

对社会角色的认同不啻为精神官能症的主要起因。为了不真实的人格面具而脱离自己的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在一般情况下，单单这样的尝试便足以引起无意识的一些反应，诸如心情、情绪、焦虑、精神失常、强迫观念（Zwangsven）和不良习性等。社会上那些“刚强的男人”在“私生活”中面对自己的情感状态时，往往与孩童无异。他们在公开场合所奉行的纪律（尤其是要求他人遵守的纪律）却不见于他们的私生活。他们“在职业里所获得的快乐”在家庭里变成了他们的抑郁和忧伤；他们在公开场合展现的道德虽然“无可指摘”，但那张面具后面的他们却显得相当怪异！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谈论他们的行为，而是想谈论他们的幻想，关于这方面，他们的妻子都能说出一些；至于他们舍己为人的无私，他们的孩子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

就像世界引诱个人认同自己的人格面具那般，个体也承受其内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老子曾在《道德经》第二章谈到“高下相倾”。[54]个体的内在世界不由得产生一股反制力量，仿佛无意识是以这股力量来压制自我，而且自我也因为这股力量的压迫受到人格面具的吸引。如果人们无法对外抵抗人格面具的引诱，这便意味着他们的内在世界在面对无意识的影响时，也表现出类似的软弱。他们戴上人格面具，对外扮演可以发挥影响力的、强大的角色，但内在世界在面对无意识的影响时，却出现女性化的软弱；于是情绪、心情、担忧，甚至女性化的性欲（其极致的发展就是**）便逐渐取得优势。

在内在世界里，女性化的软弱补偿了人格面具，也就是补偿了男人应该展现的理想形象。个体如果对外扮演刚强的男人，在本身的内在世界里就会变成女性——也就是变成阿尼玛——[55]因为，阿尼玛就站在人格面具的对立面。但由于内在世界对外倾的意识来说，既看不见，也捉摸不透，所以人们如果愈认同人格面具，便愈少考虑到本身的软弱。如此一来，对立于人格面具的阿尼玛便完全停留在阴暗中，因而会率先被投射出来，英雄也因此对自己的妻子感到畏惧。如果妻子的权力显著增加，就会因为难以忍受身为英雄的丈夫，而变得差劲低劣。接着丈夫便开心地证实：在“私生活”里表现差劲低劣的人，并不是他这位英雄，而是他的妻子。妻子为此还抱持一种对许多人深具吸引力的幻想——至少自己嫁给了英雄，所以不用在意自己毫无用处。这种幻想的游戏往往被称为“生活内容”（Lebensinhalt）。

懂得区别本身在自己眼里以及在他人眼里的不同，对于人们达到个体化和自我实现的目的，是绝对必要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还必须意识到本身和无意识（即阿尼玛）之间所存在的那个看不见的关系系统，如此一来，便可以把本身和阿尼玛划分开来。但实际上，人们却无法区别本身和某些无意识的东西。在人格面具的问题上，要让人们明白自己和自己的职位是两码子事，当然很容易。不过，人们却难以区辨自己和阿尼玛的不同，原因在于：人们无法看见阿尼玛。人们甚至一开始会有这样的偏见：内在世界所产生的一切，全都源自于人们本身所固有的本质基础（Wesensgrund）。“刚强的男人”也许会向我们坦白，他们在“私生活”里的不守纪律已达到令人忧心的程度，不过他们却声明：自己和这样的缺点一体相连，休戚与共。在这种倾向里，当然存在着不容小觑的、文化的遗传质素（Kulturerbteil）。换言之，当人们赞同理想的人格面具对于也同样理想的阿尼玛负有责任时，便撼动了本身在意识里崇奉的理想典范，世界和他们本身都会因此而变得模棱两可。他们会突然对良善感到怀疑，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怀疑自己的善意。当人们考虑到，极其强大的历史条件已跟我们善意的最私密的想法结合在一起时，便可以理解，就我们至今所抱持的世界观来说，指责自己的缺点反而比撼动理想的典范，更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既然无意识的因素和那些调节社群生活的重要因素，都是具有决定性的事实，而且都具有集体性，那么，我也可以学会掌握如何看待一切、我的职务对我有什么要求、我有什么期待，以及如何把我所欲求的东西和我的无意识自行产生的东西区别开来。首先，当然只存在彼此矛盾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要求，自我则居于其中而受到夹击，就像置身于铁锤和铁砧之间一般。自我只是任由内在要求和外在要求抛来抛去的一颗球罢了！然而，却是某个难以控制的中枢在面对自我。在此，我绝不打算以“良知”（Gewissen）这个棘手的名词指称该中枢，尽管这个名词本身，就其最合理的意义来说，似乎是一个可以妥切表达该中枢的词语。瑞士诗人暨19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尔·施皮特勒（CarlSpitteler，1845—1924）曾在《普罗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Prometheusuheus）这部史诗作品里，[56]以巧妙无比的幽默叙述“良知”所带给我们的东西，不过，我们在此却应该尽量避免采用与这个词语相近的意义。我们大概更能回想起内在和外在的悲剧性角力——在《旧约圣经》的《约伯记》和歌德剧作《浮士德》里，其体现为上帝和撒旦（魔鬼）的打赌——其实是生命过程的能量学（Eismus），而且这种对立的紧张关系对个体的自行调节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两股对立的力量各有相当不同的表现和意图；归根究底地说，它们既是个体的生命，也想拥有个体的生命，且还以此作为平衡支点，而来回地摇摆着。正因为它们彼此相关，所以也采折中方式，取得相互的一致性。这种折中方式——不论自愿或非自愿——必然来自于个体，因此，个体也已对此有所预知（ahnen）。人们可以感觉到事情应该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偏离这种预知，便意味着越轨、错误和疾病。

pers?nlich（个人的）和Pers?（人格；人物）这两个现代概念，源自于Persona（人格面具）这个拉丁文词语，这个语源学的发展应该不是出于偶然。关于我的自我（Ich），我顶多只能表示：自我是个人的（pers?nlich），或者自我就是人格（Pers?）；至于我的人格面具（Persona），我顶多也只能表示：人格面具就是我个人或多或少所认同的人格。由于自主的情结，或仅仅相对自主的情结，都会显现为已个人化的人格，并以此作为本身的特色，因此，我确实拥有两种人格的事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在自动书写这类活动出现的所谓显灵（spiritistisifestationen）里，人们大概最容易观察到这种现象。透过自动书写写下的语句始终是个人的说词，当个人还以第一人称将其诵读出来时，被诵读的每个语句片断，后方仿佛也存在着一个人格，而天真幼稚的人必定会因此联想到鬼魂！我们都知道，在精神病患的幻觉里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尽管这些幻觉——往往比天真幼稚者对鬼魂的联想更为清晰——只是一些思维或思维的片断，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轻易看出它们和意识人格的关联性。

相对自主的情结直接把本身个体化的倾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格面具会以“个人的”形象出现，因而使自我很容易对于什么才是本身“真正的”人格感到困惑。

适用于人格面具，以及一般来说适用于所有自主情结的一切，也同样适用于（译按：男人无意识里的）阿尼玛。阿尼玛也是一种人格，因此很容易被投射在女性身上；换言之，只要阿尼玛停留在无意识里，就会被投射出来，因为任何无意识的东西都会被投射出来。对男人来说，他的女性心灵意象的第一位承载者往往是母亲，然后才是妻子。妻子会激起丈夫的情感，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由于母亲是男人心灵意象最初的载体，因此，脱离母亲便成为一桩既棘手又重要，且极富教育意义的事。我们发现原始人会举行许多处理分离的仪式。对成年男子来说，光是外形长大成人，以及表面上与母亲分开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成年礼和重生仪式，以便有效贯彻与母亲的分离（并借此告别自己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