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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黑腕理财办洋务（第4页）

翁曾源和他父亲临走时，同班同学张之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含泪送行，并且写诗相赠，这在当时的官场环境下，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事情，也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事情。

张之洞对翁家如此情深义重，翁同龢应该感激他才是，应该对他好才是，可翁同龢为什么还要和他过不去呢？

原来，翁同龢比超级愤青李鸿藻还要愤青。时人对翁同龢的评价是：拘谨坦诚，但猜忌心强；好揽才，广纳才，但不容异己；与人议事，若有不合，动辄拂袖而去，或公开斥责，从不给对方留情面。不难想象，像翁同龢这样的人，没有人缘，他和谁的关系都搞不好。

在京城，翁同龢是南清流党首领，李鸿藻是北清流党首领。这两派清流党虽然政见一致，却经常掐架。你看不上他，他也不服气你。如果说翁同龢在这时和张之洞有派别之见的话，那么随后几年，翁同龢就和他势不两立了。因为翁同龢是顽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他从思想深处抵制、反对搞洋务，他还屡屡上疏参劾洋务派大臣，也就难免和张之洞过不去。

翁同龢和张之洞的直接冲突，源于一件事：光绪十二年（1886年），阎敬铭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管理顾问户部，而户部尚书则由翁同龢担任。在此之前，阎敬铭和张之洞、张之万彼此意气相投，他们对张之洞的用款报销，多予支持。阎敬铭辞职后，翁同龢专司户部，他对张之洞用款过多素有怨言。

当时户部有一条陋规，即各省向户部报销所有支出款项时，户部要按每100万两扣留4万两银，用以补贴户部大小官吏，这是户部多年来形成的一个潜规则，连朝廷和慈禧都知情。但因为广东欠有900万外债，财力非常紧张，张之洞觉得户部太黑，扣钱太多，于是请求户部将每100万两所扣的4万两改为2万两。翁同龢对此非常不满，也坚决不同意。后来，在张之万的活动下，醇亲王直接对翁同龢下命令：“两广用款应特别关照，准予报销100万两扣留2万两。”

官大一级压死人，翁同龢不敢和醇亲王作对，但从此和张之洞结怨。

光绪十五年（1889年），醇亲王和慈禧觉得翁张不和会严重影响大局，出于调和矛盾的目的，他们特调张之万以大学士的身份，接替阎敬铭管理户部事务，以控制翁同龢对户部专权。心胸狭隘的翁同龢，对张之洞的怨恨有增无减，他一直看不惯张之洞的好大喜功和爱出风头，特别是张之洞这几年火暴走红后，他心里很不爽，总想排斥和打压。后来在财政报销和拨款方面，他处处为难张之洞。

慈禧退位之后，他一手操持内政，严加打压张之洞，而光绪皇帝一切都听他的。连光绪皇帝都听他的，那张之万和醇亲王对他的控制力也就大大减弱了。

对于翁同龢这样的老顽固和小心眼，张之洞也是特别地反感，两人的怨恨越来越深。他一直得不到户部的拨款，而广东的债务也只能由广东自行偿还。

这么沉重的一笔债务，一穷二白的广东能还得起吗？张之洞设厂造船，军力图强的构想还能实现吗？他靠什么来筹备所需银两？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搞建设筹备银子只有一个办法：一级级摊捐，一级级压榨，最后埋单的都是老百姓。

这个办法适用于任何地方官，但就是不适用于张之洞。早在山西任上，他就采取种种铁腕手段，把老百姓的负担减轻到最低。如今，广东如此空虚，百姓如此贫苦，他断然不会打百姓的主意。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如果不搞摊捐和压榨，又怎能筹到银两呢？

张之洞正在为难之际，有两位商人找他来了，这两位商人分别是广州诚信堂的老板张荣贵和敬忠堂的老板杨世勋。

二、举步维艰，黑腕理财

彩票不光彩

张荣贵和杨世勋到底是生意人，当他们得知张之洞因缺钱而举步维艰时，就主动找到张之洞，请求承办闱姓赌捐。

所谓的闱姓赌捐，就是赌商利用科举考试进行一种赌博性质的赌彩行为。这种行为始于道光末年，流行于两广地区，通常由赌商设局卖彩票，彩民以该届文武乡试中试者的姓氏，为中奖号码进行投注。

咸丰年间，各地起义烽火不断，朝廷奇缺粮饷，而广东地方政府又无法筹措粮饷，于是便招商承办闱捐。从此，闱捐在广东成了一种合法而公开的赌彩行为。而赌商也借此更新了彩票的玩法，投注内容也从乡试扩展到岁考和会试。这样一来，很多负面问题也暴露无遗：科场风气败坏，赌商和主考官暗箱操作成风，彩民投机心理严重，波及社会各个行业。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广东的男女老少，都买彩票。这些彩民总想以两块钱博五百万大奖，可结果总事与愿违。然而，他们不甘心赌输，于是一赌再赌，最终倾家**产……

当然，也有中奖者，他们是幸运儿，可以一夜暴富。更幸运的是赌商，他们除了支付中奖者奖金外，其余的彩票收入尽收囊中。

闱姓赌捐有伤风气，也有损政体。因此，不断有朝臣和广东督抚奏请朝廷取缔禁止。但朝廷对闱姓赌捐的态度模棱两可，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后，朝廷竟然下发了暂缓禁止和严厉禁止闱姓赌捐的同一道命令。

矛盾，摇摆

在同一道命令中，既令暂缓禁止，又令严厉禁止，朝廷在搞什么呀？其实朝廷一点也不糊涂，他们知道广东的财政状况。一旦放开闱姓赌捐，广东就能从赌商那里提取相当可观的税银。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朝廷才这样模糊处理：禁与不禁，由“张之洞等妥议具奏”。

张之洞明白朝廷的意思，他知道广东最缺的就是银子，可闱姓赌捐这事，确实败坏了科场乃至整个社会的风气，而他又是探花出身，后来进翰林，入清流，两任学政时，他都以兴学建校、尊师重教、革除科场积弊为己任，堪称当代教育家。以他的身世背景、性格特点和执政思想，只会对闱姓赌捐满怀痛恨，铁腕清除而后快，绝不会任由或支持其发展。

如果在两年前，张之洞也一定会这么干。但如今，世情不同了。随着执政阅历的不断积累，张之洞的眼界和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过去在京城当愤青的那阵子，张之洞和他的那帮哥们儿，张口闭口都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教义风化。特别是他的那帮清流哥们儿，无论是上书言事，还是平时唠嗑，只提义，不提利。在他们看来，谁提利谁就掉进了钱眼里，掉进钱眼里的人都是小人，而钱又都是王八蛋！

说到底，他们这帮人都是古典而传统的书生，根本不懂经济！因此，当恭亲王大力支持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兴办洋务时，张之洞的那帮哥们儿，就纷纷站出来大放厥词。

张之洞对待洋务和经济的看法，倒是和他的那帮哥们儿有着本质的区别。两任学政时，他就一直向学生强调经世致用。这里的经世和经济有共同之处——经营。在他看来，只有经营好学业、政务，善于周转权变，才能做到济世安民。因此，在面对山西贫瘠落后的局面时，他很快兴办了洋务实业，而“经济”一词的含义和功用，也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中。

升任两广总督后，他没料到广东这个沿海大省，竟是这般一穷二白。而且，户部尚书翁同龢还处处为难他。两年的山西巡抚经历告诉他：要想开发治理广东，使其强大富足，必须开办洋务实业，搞活经济。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可是，开办洋务实业归根结底需要银子，银子从哪里来呢？因此，当朝廷同时下达暂缓禁止和严厉禁止闱姓赌捐的命令时，张之洞一直在犹豫。

如果不禁，科场和社会风气会更加败坏，作为幕后支持者，我张之洞肯定会被天下人骂死，也会让那些敌政们抓住我的把柄，毕竟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既有辱社会道义，也有损我张之洞的名声，肯定会在我的政治生涯上留下一个污点，这不太好。

如果严禁，广东的财政收入又从哪里来？广东的欠款怎么还？广东靠什么发展和壮大？广东的欠款要是还不了，广东也不能发展和壮大，那么朝廷要我张之洞当两广总督干什么？我还能干什么？

禁赌，或者不禁赌，张之洞一直举棋不定。直到张荣贵和杨世勋找他，请求承办闱姓赌捐时，他还是很矛盾。毕竟，他的身世背景、性格特点和执政思想不允许他不禁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