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疑惑地问:“省法院现在搞轮班制度了?”
老陈说:“别提了。有几个上访户,扬言要去世博会闹访。领导说丢人不能丢到外国人面前去,命令我们一定要稳控住。结果我负责的那个上访户人间蒸发了,怎么也找不到,他奶奶的!现在我带着人每天三班倒守在他家门口。我早上八点刚交接回来,睡一会。”
我说:“算你倒霉,领导们都是很重视世博会的。”
老陈说:“这些人太可气了,昨天我跟一个比较熟的上访户闲聊,他神神秘秘地问我,你想不想去上海看世博?我问他什么意思,他得意扬扬地跟我说,你想去哪就告诉我,我去哪儿,你们领导就要派你上哪儿接我,我去上海你就能去上海,我去北京你就能去北京。”
我说:“这老兄真实诚,是自己人。”
老陈说:“不说我的事了,你找我有啥事?”
我说:“前几天开枪打死人的那个警察,是我朋友。哥们。”
老陈沉吟半晌,说:“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不过老哥我劝你一句,这事你耐心等结果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白费劲了,估计没用。”
我说我懂,谢谢。
高阳第二天去被害人家里谈赔偿,没说几句街坊四邻纷纷凶相毕露,三拳两脚将高阳赶出了街道。被害人家属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告诉你,我们不要钱,我们就要张计死!”
高阳脑袋上挨了一板砖,眼镜被打碎在地。带去的小实习律助吓得花容失色,从地上捡起残破的眼镜,一脸哭相地问:“高老师,你没事吧?”
高阳微笑着拍拍屁股上的脚印,接着拍拍小姑娘的肩膀,镇定地保持着风度说:“不用为我担心,我没事……”转头怒而教训三两围观的路人道:“散了吧!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喜欢看热闹?”说完收拾好散落一地的档案材料,揉揉脑袋上的肿包,打电话给我委屈地说:“他奶奶的,新闻里不是说被害人家属目前情绪稳定吗?”
一周以后,省政法委就张计杀人案开了个协调会,省、市两级的公检法都坐到了一起。高阳被通知出席听会,回来告诉我们说,他被下了封口令,不准公开发表针对此案的任何意见。
朱舜尧听了又开始焦虑,他觉得这样的做法往往是暗箱操作的前兆。我告诉他这符合类似案件的一贯处理方法。
我们问座谈会研究出什么成果来了?高阳告诉我们说:“意见不统一。检察院和法院都主张从严,说现在民愤很大,为了安抚民意,维护社会稳定,要从重处理。特别是你们中院那个很胖的院长,大段大段地背诵了最高法院的领导讲话,什么人民群众利益至上,死刑要考虑老百姓的感受,司法在兼顾法律效果的同时尤其要重视社会效果,要保证和谐稳定……”
朱舜尧骂道:“妈的!还法院院长呢,他到底是搞法律的还是搞政治的?”
高阳说:“公安厅还是想保自己人的,很是给张计说了几句情,说死者出事前喝了酒,事发时不配合公安机关维持秩序,并有夺枪的行为,要尊重客观事实,建议从轻判处。政法委也同意公安的意见。”
我说:“公安厅厅长就是政法委书记,当然要穿一条裤子了。政法委比法检的嘴大,既然政法委想保,张计至少死不掉了。这是好事。”
高阳问:“我们现在还应该做什么?”
我说:“看这个局面,我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啦,等吧!”
朱舜尧说:“谁说做不了,我已经在做了。”
我问:“你做什么了?”
朱舜尧说:“张计的事情是因我而起,我不可能袖手旁观的。我让我爸去找关系打点了。另外,金地大酒店的老板金业发路子很广,我托他帮我从内部找找人,看能不能把张计捞出来。”
我说:“你怎么那么傻,怎么可能捞得出来。现在不是系统里的人要搞他,是全国人民在盯着他,这就是舆论监督的力量。你现在找内部关系顶个屁用?再说了,金业发路子再野,他也是个外地人,对涂城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一知半解,很容易乱了分寸。而且我看他做事鬼头鬼脑的,不像个规矩人,你找他办事,可得小心出纰漏。”
朱舜尧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算病急乱投医吧。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吧!”
晚上很晚我才回到家里,屋子里没有开灯,小双还没有睡,坐在电脑前面,屏幕的荧光把她的脸映得惨白。张计出事后我整日奔走,回到家都很晚,又觉得很疲惫,就很少再和小双说话。她也知道我心里着急,越发小心翼翼地不敢打搅我。我看到沙发上叠起了我新洗的衬衫和制服,熨烫得平平整整,一下子觉得安心许多。想到自己最近对小双颇为冷落,很是过意不去,招呼她到沙发上坐下聊了会儿天,把张计的情况跟她说了。
小双说:“我一直都在上网看,我觉得网上的人很不理智,他们把张计说得很坏很坏,还说司法系统的都很黑暗,互相包庇,肯定不会公正处理。”
我说:“网民的想法虽然常常失之偏颇,但还总是有根有据的。很多事情都给了他们这样想的理由。”
小双说:“可是张计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十恶不赦啊!现在网上很多人像疯了一样,说不但要让张计偿命,还要杀了张计的家人,有人都在人肉搜索张计有什么亲属了。”
我安慰她说:“不用担心,网民都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