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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缙绅先生何以往归陈王（第2页）

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

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佚趋末。……所以自奉丽靡烂漫，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殚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暗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惧臣之身，惜陛下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今陛下之**，万丹朱而千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

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枝。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

始皇曰：“吾可以变乎？”

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15]

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发现了问题而惧死不敢言，固然是知识分子的失职；但从秦王朝的文化政策上来检讨，则是文化高压政策的必然结果。

更有甚者，这些原因与结果互为交织，恶性循环：文化高压引起知识分子的离心与不合作；知识分子的离心与不合作，激化了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政府必然采取更严厉的高压政策；政府更严厉的高压政策则又必然导致知识分子更加离心乃至反叛与反抗。……如此循环不已，最终只能是政府自食恶果。焚书引发的侯、卢事件，侯、卢事件引发的坑儒灾难，以及由此二者所引发的缙绅先生往归陈王，都生动地说明了文化政策不仅仅关涉文化本身，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王朝，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王朝二世而亡，除了其他复杂的内外在条件外，而以文化统一、学术统一、思想意志统一为基点的文化政策上的重大失误，恐怕未始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16]

[1]贾谊：《过秦论》。

[2]《汉书·严安传》。

[3]《史记·秦始皇本纪》。

[4]《史记·秦始皇本纪》。

[5]《孟子·梁惠王上》。

[6]《荀子·非十二子》。

[7]《韩非子·扬权》。

[8]《庄子·天下篇》。

[9]《吕氏春秋·执一》。

[10]《史记·秦始皇本纪》。

[11]郭沫若：《秦楚之际的儒者》，《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史记·儒林列传》。

[13]《史记·秦始皇本纪》。

[14]《史记·秦始皇本纪》。

[15]《说苑·反质》。

[16]参见马勇：《李斯的思想品格与秦文化政策的得失》，《齐鲁学刊》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