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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以自己的“海归”身份在深圳注册的公司叫“加和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尽管自打公司成立以来。除了和王星焰配合着在二级市场上猛做了一把万利达之外，并没有真正介入任何新技术，但是李东本人却成为深圳的名人。之所能成为名人，除了他的“海归”身份外，关键是他非常会说话。或者说，李东非常理解并积极配合有关方面的各种宣传活动，关于他在高交会上的表现就不用说了。

其实除了高交会之外，深圳作为一个新兴的大都市，作为中国的一个窗口，类似的活动非常多，而只要李东出席这样的活动，每次必说“深圳是世界上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这样的话，就像早他两年有一位文化名人说“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一样。但是，李东的话比那位文化名人管用。

那位文化名人那样说的时候，还有其他文人臭他，一直臭到双方打官司，而李东说类似的话却没有人臭他，更没有人为此与他打官司。因为那位文化名人那样说的时候，严重伤害了中国其他城市的感情，比如伤害了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感情，所以，必然会有人站出来臭他。而李东不一样，李东说“深圳是世界上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对立面不是中国的其他城市，而是世界上的其他城市，是巴黎、纽约、新德里这样的城市，这样，至少国内的人听了就不生气，不但不生气，而且觉得蛮解气，尤其是这样的话出自于一个外籍华人之口，就更加让人扬眉吐气。如此，当然就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站出来反对。事实上，不但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而且有人站出来捧场，至少深圳本地的媒体会站出来捧场。

李东的言论经媒体一捧场，立刻就演变成了“广大海外同胞”的一致共识，于是，有关部门的各种活动都更加乐意邀请李东先生参与，并且一旦他参与，就肯定安排他讲话。这一次也不例外。这次是有关部门就深圳卫星电视早日开播的事情召开的一个座谈会。本来像这样的事情与李东一点关系也扯不上，但是考虑到他的海归身份，考虑到他非常会说话，而且说的都是一些主办者最想听的话，所以，有关方面还是把他作为重点邀请参加了。

“早就应该开通了。”李东在座谈会上说，“我在深圳的时候，几乎天天看香港的电视，包括英语频道、普通话频道和粤语频道，但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却很少看到祖国大陆的电视频道，作为一个海外华人，我感到非常痛心，痛心疾首！香港已经回归了，香港的回归也应当包括文化的回归，而且我认为文化的回归是一种更重要的回归。深圳作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比邻香港，更应当在文化回归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深圳卫星电视的开播，让广大香港同胞能及时看到来自祖国大陆的节目，就是实现这种文化回归的重要途径。”

李东说完，台长忍不住站起来鼓掌。因为李东的发言站在了“文化回归”的角度，这就有一定的高度，台长如果不站起来，就赶不上这个高度。并且这个高度是由一个海外华人发现的，更有分量，如此，有关方面在向中央有关部门争取的时候，理由更加充分，更加有说服力。台长当即指示：将来卫星电视开播的时候，一定邀请这个李东先生做特邀嘉宾。

李东想留在深圳了。

当李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王星焰的时候，王星焰没有吃惊。这些年海外华人来深圳定居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光是他居住的小区就有好几户，所以，这种事情不新鲜。

尽管没有吃惊，但还是发出了感慨。感慨当初他们那么想出国，仿佛出国就是上天堂，既然是上天堂，当然非常难，难于上青天，没想到才二十年，又纷纷回来了。难道咱们国家现在变成天堂了？

“怎么想的？”王星焰问。

王星焰这样问，不是对李东的想法表示怀疑，而只是好奇。毕竟，王星焰自己当年没有出国成功，所以对李东们的真实想法多少有些好奇。

李东笑了一下，说：“我真不想对你说假话。”

“那你就说真话，”王星焰说，“不要对我空谈什么‘爱国’一类的话。”

李东愣了一下，准确地说是停顿了一下，并且在这样停顿的时候，脸上还严肃了一点。

“说‘爱国’也不是空谈，”李东说，“真的是爱国。只要你在国外生活，并且是长时间地生活，你就能理解什么叫真正的‘爱国’。”

王星焰没有想到李东会这么说，更没有想到他还这么认真，于是，也跟着他严肃一点，听他说。

李东说：“爱国是本性，特别是我们在国外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就真的非常想念自己的祖国。”

这话王星焰信。不要说出国了，就是在深圳，或者在海南，当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还想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呢，何况在国外。

“其实，不公正的对待哪里都有。”李东说，“但是，人处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更加敏感，所以感觉特别强烈。”

这话王星焰也信。就像他自己小时候，因为父母被下放，住在姐姐家，一旦受了委屈，就觉得非常委屈一样，其实在自己父母身边，也很难说一点不受委屈，但是同样的委屈，如果是姐姐和姐夫给的而不是父母给的，这种委屈就会放大。王星焰甚至想过，自己之所以能成为大老板，与当初在姐姐家受的那些委屈有一定的关系。王星焰相信，承受压力和委屈的能力是一个企业家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理论界发出这样一种感慨，感慨当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素质太差，其中有许多居然是劳改释放人员。

其实，理论家们分析得不错，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企业家确实有不少是两劳释放人员，但是正是这些两劳释放人员，他们有一般常人所不具备的素质——能够承受压力和委屈。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有可能成为老板。联想到现在李东说的话，说他们在国外对不公正对待更加敏感，王星焰突然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华侨在国外都获得成功了。正因为更加敏感，所以，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和委屈才更大，同时，他们想出人头地的心情也更加迫切，并且能够忍辱负重，因此，事业成功的概率也就更大。

“这么跟你说吧。”李东说，“在深圳我感觉自己是上等人，但是在加拿大不是。在加拿大，我们其实是被边缘化的，进入不了主流社会。”

王星焰理解了，理解李东是在说正经事，不是一时冲动。

“好。”王星焰说，“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保留那边的身份，至少暂时保留那边的身份。”

“那当然。”李东说。

“另外……”王星焰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你想说我们合作的事情吧。”李东说，“放心，合作的事情不会受任何影响。”

“这个我相信。”王星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