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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雅尔塔的春天（第1页）

菲雅尔塔的春天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于晓丹译

池莉批注、评点

菲雅尔塔的春天多云而且晦暗。一切都很沉闷：悬铃木的花斑树干，杜松灌木，栅栏，砾石。远远望去，房檐参差不齐的淡蓝色房屋，从山脊摇摇晃晃地爬铺上斜坡（一棵落羽杉指示着道路）：在这片水气腾腾的远景里，朦胧的圣乔治山与它在绘画明信片上的样子相距得越发远了；自一九一○年起，比方说吧，这些明信片（那些草帽，那些年轻的出租马车车夫）就一直在它们的旋转售卖支撑架上，以及在表面粗糙的一块块紫晶岩石和美妙的海贝壳壁炉台上，招徕着那些旅游者。空气中没有风而且温暖，隐隐约约有一种烧煳了的独特味道。海水中的盐分被雨水消溶了，海水比灰色还浅，是淡灰绿色的，它的波浪真是懒怠得不愿碎成泡沫。

三十年代初，就在这样的一天里，我走在菲雅尔塔一条陡直的小街上，所有的感觉都敞开着，我发现自己立刻吸收进了一切：货摊上的那件洛可可式海生作品；橱窗里的珊瑚制基督受难像；一家巡游马戏团垂头丧气的海报，那纸上粘湿的一角脱开了墙面；石板蓝色的旧人行道上，尚未熟透的橘子的一小块黄色的皮，它间或还残留着对古老的马赛克图案的一种褪色的记忆。我喜欢菲雅尔塔；我喜欢它因为我在那些青紫色的音节溪谷里感觉到了大多数小花朵的褶纹甜蜜又暗淡的潮湿，还因为一座美丽的克里米亚半岛城镇像高音似的名字被它的中提琴重复着；而且因为就在它湿润的大斋节的昏昏欲睡中有一种东西，它尤其能疗治一个人的灵魂①。因此我很高兴又来到这里，从相反的方向步履艰难地爬上山，往沟槽溪水那边走去；我未戴草帽，我的脑袋湿了，尽管我在衬衣外面只穿了一件轻薄的马金托什雨衣②，我的肌肤却早已充满了暖意。

我是乘卡巴拉贝拉快车来的，它带着那种尤其是在山区行驶的火车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充沛精力，竭尽全力呼啸着，一夜之间累积了尽可能多的隧道。一天或两天，就是我所指望逗留的全部时间，也恰恰是一次公差旅行中间所能允许我的短暂的休息时间。我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了家里，那是一个幸福岛屿，它总是存在于我所生存的明朗的北方，总是在我身旁飘浮，我敢说，它甚至从我身体内飘然而过，不过大多数时间里，它却一直在我的身外继续存在着。

一个没有穿裤子的男婴，他泥灰色的小肚子紧绷绷的，颤悠悠地从门阶上下来，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弓着腿，想一下子拿住三只橘子，却总是把第三只弄掉，最后他自己也摔倒了；一会儿，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黑黝黝的脖子上系了一串沉甸甸的珠子，穿着一条像吉卜赛人穿的那么长的裙子，猛然用她那更灵活的两只手拿走了所有的橘子。那附近，在一家咖啡店湿漉漉的露台上，一名侍者正在清理餐桌的桌面；一个忧郁的小伙子正在叫卖当地的棒糖，那东西样子很精巧，还泛着微弱的光泽，他们把令人绝望的满满的一篮子棒糖放置在有裂纹的栏杆上，两个人正越过那篮子在交谈。要么是小雨停了，要么是菲雅尔塔已经习惯了它，反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正呼吸的是湿润的空气还是温暖的雨水。有一位穿着那种专供出口的挺括灯笼裤的英国男子，从一座拱门下走来，走进一家药店，一边走，一边还用拇指在一只橡胶小袋里填充他的烟斗。药店里，大块苍白的海绵正要在一只蓝瓶的玻璃后面因干渴而死了。我感觉到的是一种什么样感官的满足在我的血脉里漾成涟漪，我整个生命对那个灰色日子的颤动和臭味的反应是多么令人惬意，这个日子浸透着春天般的香泽，但似乎它本身却感知颇慢!我的神经在无眠之夜过后总是具有较强的接受能力；我吸纳了一切：小教堂那边杏树丛里一只鹄的啭鸣，毁坏的房屋的寂静，远处大海在薄雾中的起伏悸动，所有这些还伴随着林立于墙头的瓶玻璃留意提防的深绿色，以及一张马戏广告的牢实不褪的颜色———那上面画着一个穿着羽毛的印第安人骑在一匹后腿直立的马上，姿势是用套索套捕一匹当地特有的烈性斑马，同时已被完全弄傻的几头大象正坐着思忖着它们星光闪耀的宝座。

这时，刚才那个英国人打量起我。正当我把他连同其他一并尽收眼底时，我恰巧注意到他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突然斜睨时拉紧的、深红色的眼角，以及他快速舔湿自己嘴唇的方式———我想，是因为那些海绵太干燥的缘故。但是紧接着，我顺着他瞥视的方向，看见了尼娜。

在我们十五年———我无法找到能确切形容我们之间那种关系的一个词———中，每一次我遇见她，她似乎都未能立刻就认出我来；这一次，她又是呆立了片刻，站在对面的便道上，带着一副出于同情又混杂着好奇心的犹疑态度，半朝我转过身来，这时只有她的黄色披巾已经在动个不停了，就好像那些狗先于它们的主人认出你来———接着她叫了一声，她的两只手抬起来，十个指头都舞蹈起来，就在街中间，带着只有一种古老的友谊才会有的坦率的冲动（就像每次我们分别时，她都会快速地在我身上做着画十字的样子），不带什么含义地吻了我三次。而后就走在我身边，紧紧搂着我，把她的步伐调整得与我的一致，只是她那条随随便便地侧边开了一条衩口的棕色窄裙牵制了她的步幅。

“哦，是的，费迪也在这里。”她回答道，并立刻愉快地反问埃琳娜。

“一定是和塞居尔在附近的什么地方闲逛，”她继续讲着她丈夫，“我要买些东西；吃过午饭我们就要离开了。等一等，维克多亲爱的，你要带我去哪儿?”

回到从前，回到从前，就像我每次遇见她都要做的，把那情节的整个积累过程从最初的开始到最后新增加的内容重复一遍———就比如在俄罗斯童话里，已经讲述过的内容在故事每一次出现新转机时都要再一次被集中起来。这一次我们相遇在温暖又雾霭迷蒙的菲雅尔塔，即使我知道这一次将是最后的一次，我也不能用更好的艺术形式来庆祝这一聚会，不能用漂亮的小花饰来装点命运从前的恩赐一览表；最后的一次，我敢这么断言，因为我不能想像任何天堂公司的代理人，他能准许并安排我与她超越坟墓而相会。

我与尼娜互相介绍相识的场景是被置放在俄罗斯，那是很久以前了，我得说是一九一七年左右了，这是根据某个左翼剧院乱哄哄的后台而作出的判断。那是在我姨妈靠近卢加的乡间别墅里举办的一次生日晚会上，正是深冬时节（我是多么清楚地记得快到那个地方的第一个迹象；白茫茫的野地里一座红色的谷仓）。那时我刚刚从皇村学校毕业；尼娜已经订了婚：尽管她与我同岁，也与世纪同岁，但她看上去至少像二十岁了，尽管她有一副瘦削苗条的身材；可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当她三十二岁时，她的这种纤细反倒使她看上去年轻些。她的未婚夫是个卫兵，正从前线回来度假，是个英俊结实的小伙子，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良好教养且不喜形于色，他把每个字都放在最精确的常识之秤上称称分量，然后用一种柔和的男中音讲出来，当他对她说话时，这声音甚至更柔顺了；他的庄重和忠诚可能叫她很反感；现在，他在一个非常遥远的赤道地区国家，是一个成功的但多少有点孤独的工程师。

窗口的灯亮了，并把光亮延伸到巨浪般起伏的黑暗的雪地上，使房屋在窗户之间反映着前门上方扇形的光亮。两根侧柱的每一根都附着模模糊糊的白边，这倒破坏了那张很可能就是关于我们两人生活之书的绝妙藏书票的轮廓。我记不得我们为什么全都踱步出了那间闹哄哄的大厅，而走进了寂静的黑暗中，四下遍布的只有冷杉，它们被雪裹得肿胀了似的，尺寸便大了一倍；是巡夜人邀请我们去观看天上一道沉郁的红光，纵火犯要到的凶兆?可能的，我们是去池塘附近，欣赏由我表弟们的瑞士老师雕塑的一座骑士冰雕了吗?也是很有可能的。我的记忆只重新记起返回璀璨、对称的宅第的那条路，我们单独成一纵列沿着雪岸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车辙道朝宅第噔噔走去，只有“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是沉默寡言的冬夜对人类所作的唯一的评论。我走在最后；在我前面三步开外处刷刷地走着一个矮小、弯曲的人影；冷杉庄重地露出它们负重的枝桠。我滑了一跤，丢落了什么人强行塞给我的一个没电的手电筒；它是很难再找回来了；尼娜立刻被我的咒骂声吸引，她一边热烈而低沉、还掺杂着乐趣地笑着，一边影影绰绰地朝我转过身来。我叫她尼娜，但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们，我和她，也根本没有时间讲什么客套。“那边是谁?”她饶有兴趣地问道———而我已经在吻她的脖颈了，它很光滑，在她外套的狐狸毛长领子里还是灼热的，那领子不断妨碍着我，直到她抱紧我的肩膀，以她特有的坦率轻轻地把她那慷慨、恭顺的嘴唇配合我的唇。

然而突然间我们被一阵欢闹分开，因为一场雪仗主旋律在黑暗中开始了；有人逃避着，摔倒了，嘎吱作响，笑着，气喘吁吁地跑着，爬上了一个松软的雪堆，想跑，接着就发出一声可怕的呻吟：深处的雪对一只保暖防水套鞋实施了截肢。很快，我们所有人都向我们各自的家散开去，我也未及与尼娜交谈，也没有对未来、对那些已经向朦胧的地平线动身漫游的十五个年头作任何安排，这些年头正负载着我们未作召集的相聚部分；那个晚上剩下的时间是由迷乱的手势和手势的阴影组成的（可能是室内游戏———尼娜固执地加入了另一方阵营），当我在错综的手势和手势的阴影中看她时，我记得我非常吃惊。与其说是因为在雪地里的那阵温情之后她对我的漫不经心，不如说是因为那种漫不经心的天真的本质。因为我还不知道如果我说出一个字，那个字立刻就会变成附带着一切可能的合作的一阵美妙的仁慈，一种美好、同情的态度，就好像女人的爱情是一股包含着有益健康的盐分的春水，她总是心甘情愿地急于让任何人来啜饮。

“让我想想，我们上次是在哪儿遇见的。”我开始说道（对菲雅尔塔的尼娜说），以便让她颧骨突出、嘴唇暗红的小脸蛋出现某种我所了解的表情；而且我确信，她的摇头和蹙额皱眉似乎暗含的不是忘却而是在哀叹一个古老玩笑的平淡；或更确切地说，似乎命运在那里安排了我们不同的约会又从未亲自出席的所有那些城市，所有那些站台和楼梯和三面墙的房间以及黑暗的后街，都是在很早以前其他一些生命全都被结束掉之后而存留下来的陈腐的布景，并且与出于我们自己漫无目的的命运的表演是那样毫无关联，连提起它都几乎是恶劣的品味。

我陪她走进拱廊下的一家商店：缀满小珠的帘外已是黄昏，她在店里用手指着一些里面填充着绵纸的红色皮手袋，费力地看着价签，像是想了解它们的展卖名称。她想要的，她说，正是这种式样，而且是鹿毛色的。经过十分紧张纷乱的窸窸窣窣的响，那位老达尔马提亚人③竟奇迹般地找到了这么一个稀罕物，这真是让我惊诧异常；尼娜正要从我手里取些钱出来，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最后什么也没买就穿过摆动的珠帘又走了出来。

外面仍然像先前一样混沌、阴郁；那股同样的燃烧气味，被鞑靼人的记忆搅动着，从那些暗淡的房屋敞开的窗户处飘了出来；一小群昆虫正忙着在一棵金合欢树上方织补空气，金合欢树无精打采地开着花，它的枝桠都拖到了地上；两位戴着阔檐草帽的工人正在吃奶酪就大蒜；他们的背后靠着一块马戏广告牌，广告牌上画着一位红色轻骑兵和一头很普通的类似于老虎的橘色家伙；奇怪———艺术家本是要尽全力把那猛兽表现得尽可能凶猛，但物极必反，那老虎的脸看上去倒是非常人性的。

“其实，我是想要一把梳子。”尼娜带着为时已晚的遗憾说道。

她的犹豫、对于第一次想法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考虑，换乘火车之间短暂的焦虑，我都是多么熟悉。她总是要么刚刚到达，要么就正要离开，一个人总要不安地走各种错综复杂的路线以信守那最后的约定。即使是被确认为游手好闲的人也知道那约定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觉得很难不感到蒙羞。如果我在我们凡俗存在的判官面前只能甘心接受她平常姿态的样本，我就可能会让她靠在库克高店里的一只柜台上，左腿肚搭在右胫上，左脚趾轻轻敲打地面，瘦尖的臂肘和硬币鼓囊的手袋放在柜台上。而雇工呢，手里拿着铅笔，和她一起谋划着一辆永恒卧车的计划。

成批人离开俄罗斯移居国外之后，我在柏林的一些朋友的家里见到过她———那是第二次。我快要结婚了；她刚刚与她的未婚夫分手。我走进那间屋子时，立刻就看见了她，在同时扫视了其他客人之后，我本能地判断出哪个男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坐在一只长沙发的一角，双脚跷着，她纤小的身体舒适地蜷曲成“Z”形；一只烟缸斜歪地立在沙发上、她的一只鞋跟旁边：乜斜着眼睛看了看我，又听说了我的名字之后，她从嘴边挪开了她的柄状烟嘴，继而缓慢地、快乐地说道，“好吧，所有人———”接着从她开始的每个人，都立刻明白了，我们早就有着亲密的关系：不用问，她早已经忘记了有关那实在的吻的一切。然而不知怎的，因为那件微不足道的事，她发现自己隐约想起了一场温暖又愉快的友谊的延伸，而其实，这种友谊从来就没在我们之间存在过。因此，我们的关系的整个模型都是欺骗性地建立在一种想像的友好关系之上的———这与她任性的良好愿望无关。我们的相会证明就我们所说的话而言并不是意味深长的，然而我们之间却已经没有了隔阂；那天晚上吃饭时我恰巧坐在她身边，我毫不害羞地试探了她内心的容忍程度。

此后她又消失了；一年以后，我和妻子送我弟弟去波兹南；火车开走以后，我们沿着站台的另一侧朝出口走去，突然在巴黎快车的一节车厢旁边，我看见了尼娜。她的头埋在她抱着的一束花里，站在不为我所识、她已交朋友的一群人中间，那些人站成一个圆圈，目瞪口呆凝望着她，就像游手好闲者呆呆地凝望着马路，凝望一个迷路的孩子，或是一场祸事的牺牲者。她充满幸福地用她的花束向我示意；我把她介绍给埃琳娜，在那个大型火车站生命匆匆的气氛里，几句话的交换就足以让两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在相识之后的第二次见面时便彼此用昵称了；因为在火车站里，一切事物都是颤抖在其他事物的边缘，这就要及时抓住它并珍爱它。那一天，在巴黎快车幽蓝色的暗处，费迪南被第一次提及：我听说她将要嫁给他了，心里竟有过一种可笑的刺痛。车厢门开始砰砰地关上。她匆忙却又尽责地亲吻了她的朋友，爬进车厢连接处的通过台就消失了。随后我透过窗户看见她把自己安置在她的卧铺包厢里，她已经在突然间忘掉了我们或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我们所有人，手揣在口袋里，似乎是在监视一个毫无疑点的生命在那个模模糊糊的鱼缸内走动。最后，她终于意识到了我们，敲着窗玻璃，然后抬起眼睛，胡**索着像是在悬挂一幅画，但什么也没做成。几个路过的小伙子帮助了她，她探出头来，可以听得见了也真实了，她满脸喜色。我们中的一个人，追上那正在悄悄滑动的火车，递给她一本杂志和一本陶赫尼茨④出版物（旅行中她只读英文）。一切都带着美好的平安滑走了，我攥着的一张站台票被不知不觉地揉成了一团。一直在我脑中回旋着、回旋着的一支上个世纪的歌（据传说，它与某个巴黎的爱情剧有关），鬼使神差地从记忆的八音盒里冒了出来，那是我的一个始终未嫁的姨妈过去经常唱的一支伤心的歌谣。我的姨妈有一张像俄罗斯教堂的石蜡那么黄的脸，但上天却给了她那样一副圆满得令人发狂的有力歌喉，当她一张嘴唱时，那歌喉就似乎要把她吞没在火一般的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