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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地租002（第2页）

根据1554年腓力普王第一年和玛丽女王第二年以及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第一年的法律，当小麦价格每夸脱超过6先令8便士（在当时比现今的同一名义金额的含银量多了不到2便士）时，就不允许其出口。但不久就发觉，要到价格如此低廉时才不限制谷物出口，这实际上就等于全然禁止了出口。于是，在伊丽莎白第5年，即1562年，又规定当小麦价格若不超过每夸脱10先令（在当时与现今的同一名义金额几乎含有相等的银量）时，就可随时在指定的港口出口。所以，这个6先令8便士的价格在当时是被认为所谓的小麦的通常或平均价格。它与1512年诺萨伯兰亨利伯爵家务记录中的价格几乎一致。

法国的情形亦与此相似。该国谷物的平均价格在15世纪末及16世纪初同样要比杜普雷·戴·圣莫尔以及有关谷物政策论文的斯文作者所观察的前两个世纪中的谷价要低很多。在同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谷价也许同样都降低了。在法国也能够看到同样的下降。

由于耕作的改良和进步的结果，白银和谷物相对价值增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对银子的需求增长了，而供应却仍然和从前一样，抑或是由于供应逐渐减少，而需求却仍然和从前一样。当时世界上已发现的银矿，大部分都已采掘将尽，因而开采费用大大增加。因而它也许部分由于前一原因，部分由于后一原因。15世纪末及16世纪初，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局相较于之前的几个世纪已趋向稳定。这种日趋稳定自然也就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因而贵金属及其他所有装饰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自然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年产物的增加也自然要求更多的铸币来确保货物流通。富人数目的增多也自然会加大白银餐具和其他银饰品的需求。此外，认为当时以银供给欧洲市场的大部分银矿，可能采掘将尽，而且开采所需费用越来越高，那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其中多数银矿是从古罗马时代起就开采的。这可能是由于对白银需求的增加或白银供给的减少。

大部分论述古代商品价格的作者都认为，自诺曼征服时代起，甚或从朱利阿·恺撒侵略之时起，直到美洲各矿山被发现的时候，银的价值都在不断降低。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部分是起因于他们对谷物及其他土地原生产物所作的观察，另一部分则起因于一种普遍的说法，即由于各国银产量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长，其价值则自然而然地随银量的增长而降低。然而大部分作者认为白银的价值在不断降低。

在观察谷物价格时，以下三种情况似乎时常把他们引入歧途：

第一，在古代几乎所有地租都是以实物支付，即以一定数量的谷物、家禽、牲畜等支付。然而有时候地主却规定，关于全年地租，他可随心所欲地要求佃户以实物支付，或以代替实物的一定数额货币支付。像这样所交付的实物可转换成一定数额的货币，在苏格兰可称作价格转换。由于在这种状况下，是收取实物还是收取货币这个选择权是掌握在地主手中的，因此为佃户的安全考虑，就必须使转换价格低于而不是高于市场平均价格。因而，许多地方的转换价格，通常都比平均市场价格的一半略高些。苏格兰大部分地方，至今还保持着交纳家禽这个习惯，且在有些地方还保持着交纳牲畜。要不是由于实施公定谷价制度而废除转换办法，那么可能在交纳谷物方面至今还沿用这种方法。所谓公定谷价，就是根据谷价公定委员会做出的判断，每年依照各州实际市场价格，对各种类各不同品质谷物的平均价格所评定的价格。这个制度照他们的说法在转换谷物地租上使佃户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也使地主更方便，双方都依照当年的公定价格而不是其他任何价格。但是一些搜集古代谷物价格的作者们，往往把苏格兰所谓转换价格误认为是实际市场价格。弗利伍德就曾承认有一次犯了这种错误。可是，为了著述的目的，他认为自己不宜于做出这种承认，所以直到他把这个转换价格用了15次之后才承认。那个价格是小麦1夸脱8先令。在他所研究的第一年即1423年，这个金额所含的银量与现今货币16先令的含银量相同。但在他所研究的最后一年即1562年，这个金额的含银量也不比现今的这个名义金额所含的银量多。混淆了换算价格与市场价格。

第二，有些关于法定价格的古代法规，有时在抄写时由于抄写人的粗心而造成错误，有时实际上则是立法当局混乱起草。这些都会误导那些研究的作者。由于古代法定价格法规的抄写潦草。

古代关于法定价格的法令，似乎首先总是从规定小麦和大麦的价格处于最低时上等面包和淡色啤酒应有的价格，然后规定在这两种谷物价格逐渐涨到最低价格以上时面包和淡色啤酒应有的价格。然而，那些法令的抄写者往往以为，抄所规定的头三四个最低价格就足够了。我猜想他们想借此节省自己的劳动，而且他们也认为这已经足够表明较高的价格应按什么比例增加。

例如，在亨利三世第51年的关于面包和淡色啤酒公定价格法令中，面包的价格就是按照1夸脱小麦以当时的货币1先令到20先令的不同的价格规定的。然而在拉弗赫先生刻印法令汇编以前，在所有法令的抄写本中，抄写者从来没有抄写过超过12先令以上的价格的法规。因此，被这不完全抄本所误导的一些作家，就很自然地做出结论，即1夸脱6先令约合现今货币18先令的普通价格，是当时小麦的一般或平均价格。

又如，大约在同一时间制定的刑车法和颈手枷法规定，淡色啤酒的价格按大麦1夸脱2先令到4先令不等的价格，每上涨6便士调整一次。但是，这4先令的价格并未被视作是当时大麦时常达到的最高价格，而且这些价格只是作为例子，来说明其他各种价格（较高或较低价格）应按该比例增减。这一点可以从法令的最后一句：“etsicepscresceturveldimiurpersexdenarios”看得出来。这句话，文字虽然不十分确切，不过意思十分明确：“这样，淡色啤酒价格，随大麦的价格每涨跌6便士而上涨或下跌。”立法当局在起草这项法令时，似乎像抄写上述那条法令的人一样疏忽。或由于对法规的错误理解。

在苏格兰一部古律书《王位的尊严》的古代手稿中，载有一个公定价格的法令，其中规定面包价格是根据小麦的所有不同价格调整的，这些价格从每波尔（约等于英格兰半夸脱）10便士到3先令不等。在被认为是该法令制定的时候，苏格兰3便士约合现今英币9先令。拉迪蔓先生似乎依此断定，3先令为当时小麦最高价格，而10便士、1先令或者至多2先令则是当时的通常价格。但是查阅手稿后，就会明了那些价格其实只是作为例子来说明小麦和面包价格之间应有的比例的。这法令的最后说：“reliquajudicabissedumprascriptahabeumadpretiumbladi”，意思是“关于谷物价格的其余情况你可以依据上面论述的情况来加以判断”。

第三，在远古时代，小麦有时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这往往会误导那些作者们认为，既然那时小麦的最低价格比后来的一些时候要低得多，那么其通常价格也必然要低很多。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许发现古代小麦的最高价格也比后代小麦的最高价格高得多，正如其最低价格低于后来所知道的小麦价格一样。例如，在1270年，弗利伍德提到1夸脱小麦的两种价格：一个是当时的货币4镑16先令，约合现今货币14镑8先令；另一个是6镑8先令，约合现今货币19镑4先令。在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都找不出一个与这些过高价格相近的价格。虽然谷物的价格在各个时期都是变动的，但是在动乱无序的社会里这样的变动尤为剧烈，因为在那样的动乱状态下造成的商业和通讯的中断会妨碍国家的富裕部分救济贫困部分。从12世纪中叶直至15世纪末，处于金雀花王室统治下的混乱的英格兰，一个地区可能很富饶，而另一个相距不很远的地区，可能由于季节灾害或邻近豪族侵入，毁坏庄稼，而陷于饥馑；如果有个敌对的贵族的领地介于这两地区中间，那么前者就不能对后者有所援助。然而，在15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在都铎王朝的强力统治下，没有一个贵族强大得敢于扰乱社会秩序。由于对特低价格的过分重视。

弗里伍德曾搜集了1202年到1597年（包括这二年在内）小麦的所有价格，他都将这些价格转换为现时货币，并按照年代顺序，每12年分作一期，总共分为7期。同时在每一期的末尾，记有那12年里的平均价格。弗利伍德只搜集到了80年的价格，以致最后一期还差4个年度。因此我从伊顿公学的账簿上，补入了1598年、1599年、1600年以及1601年的价格。这是我做的唯一补充。从这些数据里，读者可以看出从13世纪开始直到16世纪中叶，每12年的平均价格是在逐渐下降的，而到16世纪末开始上升。弗利伍德所搜集的价格，似乎主要都是那些特别昂贵或特别便宜的，所以我不敢断言他们根据这些数据所做出的结论的正确性。但是，迄今为止，由于只有它们可以证明，所以它们正好肯定了我一直努力想要阐明的东西。可是，弗利伍德也像大多数其他作者一样似乎都相信在此期间银子的价值由于产量的增加而下降。然而他所搜集的谷物价格确实是和这种意见不一致的，而杜普雷·圣·莫尔的见解，和我所努力说明的那种见解却完全一致。弗利伍德和圣·莫尔这两位作家，似乎都孜孜不倦地、诚诚恳恳地搜集往时的各种物价。他们两人的意见，虽是那么不相同，而他们两人所搜集的事实，至少就谷物价格说，是那么一致，这不免令人感到奇怪。

然而一些最有见识的作者推断，古代银子的昂贵并不是全然因为谷物的价格低廉，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些其他土地原生物的价格低廉。据说，谷物作为一种制造品，在那个原始年代确实要比其他大部分商品昂贵。我认为所谓的大部分商品是指家禽、牲畜和猎物那一类非制造品。这些商品，在那个野蛮和贫困的时代，无疑是要远远比谷物低廉的。但是这个低廉并不是银价过高的结果，而是商品本身价值低廉的结果。这不是因为银子在那个时代能购入或代表比富裕和进步时代更多的劳动量，而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些商品购入或代表少得多的劳动量。西属美洲的白银肯定要比欧洲便宜得多，即出产银子的国家比进口银子的国家的银子便宜，因为进口银子的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运输，货运和保险均需花费费用。但是乌罗阿却告诉我们，几年以前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仅仅需要花费21便士就可以在三四百头牛中任选一头牛。拜伦也告诉我们，在智利首都，一匹好马的价格仅为16先令。在土壤肥沃而大部分区域又没有完全开垦的国家，家禽、牲畜和猎物只需要极少量的劳动即可获得，因此它们也只能购买或支配极少量的劳动。这些商品在那里的低廉价格并不能说明那里银子的真实价值很高，而只能说明这些商品本身的真实价值很低。白银的价格有时用牲畜、家禽等的价格去衡量，但这些东西的低价只是表明其低廉，并不表明白银的昂贵。

因此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衡量银子和其他所有商品价值的真正尺度是劳动，而非其他任何一种特殊商品或某一类商品。劳动是价值的真实尺度。

在土地几乎荒芜或人口稀少的国家，自然生产的家禽、牲畜和各种猎物，往往远多于居民所需消费的。在这种状态下，供给通常超过需求。所以，在社会的不同状态，进步的不同阶段，这些商品所代表或者可交换的劳动量极不相同。

无论在什么社会状态下，无论在哪个进步阶段中，谷物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每种劳动的平均产量或多或少总是与平均消费相适应，也就是说，平均供应与平均需求相适应。而且，在进步的不同阶段，在同样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生产同等数量的谷物，按平均水平，要求花费几乎同等数量的劳动，换句话说，即要求接近同等数量的价格。因为，在耕作不断改良的状态下，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加，或多或少要被牲畜即主要农具价格的不断增加所抵消，我们根据这些可以确信：无论在什么社会状态下，无论在哪个进步阶段中，等量谷物比等量其他土地原生产物，能更准确地代表或交换等量劳动。因此根据观察，在财富和进步的所有不同阶段，谷物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更准确的价值尺度。所以，在上述所有那些不同阶段，我们把谷物与银子相比，比用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与银子相比，更能准确地判断银子的真实价值。

此外，谷物或其他为人民一般爱好的植物性食物，在每一个文明国家构成了劳动者的主要食粮。由于农业的扩大，各国土地所生产的植物性食物要比动物性食物多得多，因而各地劳动者都把这个最便宜而又最丰富的有益健康的食品作为主要的生活资料。除了最繁荣的国家或劳动报酬非常高的地方，在劳动者生活资料中，鲜肉占极小部分，家禽占更小的部分，猎物则完全不存在。在法国，甚至在劳动报酬较法国略高的苏格兰，除了节日和某些特殊状况外，贫苦的劳动者很少吃鲜肉。因此，劳动的货币价值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谷物即劳动者主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货币价格，而不是鲜肉或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金银的真实价值，或者说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真实劳动量，更多地取决于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谷物数量，而不是它们所能购买或支配的鲜肉和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数量。

然而，对谷物或其他商品价格的这些少量的观察应该不至于误导那些聪明的作者，当然前提是他们没有受到以下这个流行观点的影响：即由于白银的数量在各国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长，其价值也随之下降。不过看来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作者们也受到这一观念的误导：白银随着数量的增加而价值下跌。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贵金属数量增加的原因只有两个：其一，由于供应贵金属的矿山的产量增多而货源充足；其二，由于人民劳动产品的增加，财富增加。前一个原因必然会引起贵金属的贬值，而后一个原因则与其无关。

随着更富饶的矿山被发现，更大量的贵金属进入市场，而它们所需要换取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却和从前完全一样，于是同等数量的金属必然就只能换取较小数量的商品了。所以，任何一个国家贵金属量的增加，若是由于矿山产量的增加，那么就必然会引起它们的贬值。由于矿山的丰富程度较大而产生的数量增加与价值下降有关。

反之，在一国财富增加时，或者说该国劳动年产物越来越多时，为了确保大量商品的流通，就必然需要更多的流通货币。而人民有了更大数量的商品来交换金银器皿，买得起金银器皿，自然会购买越来越多的金银器皿。他们的流通货币数量也因此需要增加。金银器皿的数量，由于追求虚荣和浮华而增加，而精巧雕像、绘画及其他各种奢侈品和珍奇品的数量，由于同一原因也可能增加。但是由于雕刻家和画家在富裕和繁荣的时期可能比在贫困和萧条时期所得的报酬更优厚，所以金银也可能会变得更值钱些。

如果偶然发现的更加富饶的矿山并不能使金银的价格下降，那么各国的金银价格自然而然是伴随着各国财富的增长而上涨的，所以，不论矿山的状态如何，金银在富国的价格自然总比贫国的价格高。金银像其他所有商品一样，目的自然是寻求能卖到最好价钱的市场。而对所有商品都支付得起最好价钱的国家，通常就是能对金银支付最好价格的国家。必须记住，劳动是支付给任何东西的最终价格。在劳动都得到同样良好报酬的国家，劳动的货币价格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成比例。然而，金银在富国所能交换的生活资料，自然比贫国多，或者说金银在生活资料丰饶的国家所换得的生活资料，自然比生活资料的供给比较恶劣的国家所能换得的多。如果这两个国家相距很远，其间的差异便可能更大，因为尽管金银会自然地从较差的市场流向较好的市场，但是要运输大量的金银会十分困难，因此在两地间金银的价格很难接近同一个水平。如果这两个国家相距较近，那么由于运输的便利，上述差额就会小些，甚至有时可能小得难以觉察。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而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却相差很大，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英格兰比苏格兰富裕得多，但是谷物的价格在这两国间相差很小，小到仅可觉察的程度。就数量来说，苏格兰产的谷物似乎通常比英格兰产的价格要低廉得多，然而就质量来说，其价格却肯定比英格兰产的要高些。苏格兰几乎每年都从英格兰得到大量的供给。不论何种商品，其价格在进口国通常总是比出口国高些。因此，英格兰的小麦在苏格兰必然要比在英格兰价格高些。但是从质量上来说，或者就小麦所能制成的面粉或麦片的数量和质量来说，英格兰小麦在苏格兰市场上出售的价格通常不比在市场上与之竞争的苏格兰小麦贵。

就生活资料价格来说，中国与欧洲有很大差异，而就劳动货币价格来说，则有更大的差异。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劳动在欧洲的真实报酬比在中国高。英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比苏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高，因为后者虽然在向富裕迈进，但进步的步伐要比英格兰慢许多，所以，其劳动的真实报酬也低得多。从苏格兰移居到英格兰的移民多，而从英格兰移出的移民很少，这足以证明，这两地的劳动需求有很大的差别。不同国家间劳动的真实报酬的比例自然不是受他们的实际财富或贫困所支配，而是受他们是处于进步、停滞或衰落的状态所支配。这一点是我们必须牢记的。

由于金银在最富裕的国家中自然就具有最大的价值，那么它们在最贫穷的国家中自然只具有最小的价值，而在那些最贫穷的野蛮民族中，它们甚至没有任何价值。金银在最穷的国家最贱。

谷物在大城镇总是比偏远地区昂贵。但这昂贵，不是银价实际低廉的结果，而是谷物实际昂贵的结果。把银子运往城镇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比运往偏远地区少，而把谷物运往大城镇却需要多得多的劳动量。谷物在城市比较贵，不是由于白银低廉，而是由于谷物昂贵。

在一些很富裕的商业国，如荷兰及热那亚地区，其谷物昂贵的原因与那些大城镇谷物昂贵的原因相同。它们不能生产足够维持其居民的谷物。它们在工业上富裕，在制造方面和节省劳动的各种机器方面，在制造航运以及其他运输和商业工具的手段方面，都有很好的手艺和技巧。然而，它们在谷物生产方面却一筹莫展，粮食必须从遥远的国家运来，所以它们必须通过提高其价格来支付从那些国家运来的运费。把白银运往阿姆斯特丹，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比运往但泽少，但把谷物运往阿姆斯特丹，却需要多得多的劳动量。银子的真实价值在那两个地方必然十分接近，但是谷物的真实价格则大相径庭。假定现在荷兰或热那亚居民数目仍然未变，然而它们的真实富裕程度降低了，从遥远国家进口谷物的能力也减低了，那么伴随这种衰退出现的必然是白银数量的减少（不论是作为衰退的原因还是结果）。但此时谷物的价格，不但不会随着银量的减少而下降，反而会上涨到饥荒时的价格。当我们缺乏生活必需品时，我们必须放弃所有的奢侈品，因为奢侈品的价格在贫困和萧条时期是下降的，正如它在富裕和繁荣时期是上涨的。而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其真实价格，即它们能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在贫困和萧条时期上涨，在富裕和繁荣时期下降。因为这个时期总是谷物极端富足的时候，也可以说这是在富裕和繁荣时期的必然现象。谷物是必需品，而白银只是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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