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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劳动工资（第2页）

看来，不列颠现今的劳动工资，显然超过了维持工人一家生活所需的数额。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找证据，不必去对可以这样做的最低数目进行烦琐的不切实际的计算。有很多明显征兆，可以说明劳动工资在不列颠不是以符合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为准则的。在大不列颠，工资超过最低比率。

第一，不列颠几乎所有地方，甚至最低级劳动也有夏季工资与冬季工资的区别。夏季工资总是最高工资。因为冬季有薪炭临时开支，所以冬季家庭生活费在一年中为最大。生活费最低时，工资反而最高，显然说明劳动工资不受这种开支的必要性支配，而是受工作的数量及其认定价值支配的。换句话说，工人应贮藏夏季工资的一部分以应付冬季的支出，而他全年的工资，并不超过他一年中维持自身家庭所必需的数额。可是，奴隶或绝对仰赖他人为活的人所得到的待遇是截然不同的，他的日常生活资料会和他的日常需要成比例。

第二，不列颠的劳动工资，并不随着食品的价格波动。食品价格，到处都年年不同，常常月月更变一次。但有许多地方的劳动的货币工资，有时半世纪都保持不变。因此，在食品最昂贵的时候，这些地方的贫穷工人如果能够维持他的身家，那么，在食品价格一般而供给又很充足的时候，必能过舒适生活；而在食品异常低廉的时候，必能过优裕生活。近10年来，不列颠有许多地方食物昂贵，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并不随着显著提高。的确，有些地方有所提高，但那与其说起因于食物价格的上涨，倒不如说起因于劳动需求的增加。工资不随食物价格波动。

第三，就不同年度来说，食品价格的变动大于劳动工资的变动，而就不同地方说，劳动工资的变动却大于食品价格的变动。面包和肉类的价格一般相同或大约相同。这两种商品以及大多数其他零售商品（按劳动贫民购买所有东西的方式），价格在大城镇比在僻远地方是同样低廉或者更加低廉，其原因我以后说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这方面的不同，要归因于苏格兰的和解法。。但大城镇与其附近地带的劳动工资，往往比数英里以外地方的劳动工资，高15或14，即20%或25%。伦敦及其附近，劳动的普通价格可以说是每日18便士。数英里以外，即减低到14便士或15便士。爱丁堡及其附近价格为每日10便士，数英里以外，就低了8便士。这是苏格兰低地一带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劳动的普通价格，在那里比英格兰变化少得多。劳动价格上的差异，虽然未必会驱使一个人由一教区移到另一教区去，但货物价格这样的差异却会促使体积最庞大的商品从一个教区运往另一教区，甚至从国内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可以说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因而不久就使它们降到大体相通水平。人性见异思迁，虽早有定论，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人类却显然又是安土重迁，最不爱移动的。因此，贫苦工人能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维持家庭生活，那他们在价格最高的地方，就一定能过优裕的生活。各地工资的变化大于各地物价的变化。

第四，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仅在地方或时间上不与食品价格的变动一致，而且往往正相反。

一般人常食谷物的价格，苏格兰比英格兰高，苏格兰从英格兰每年得到大量的供应。苏格兰购入谷物，英格兰供应谷物，在苏格兰谷物必须高于在输出谷物的英格兰售卖的价格，但英格兰谷物在苏格兰市场售卖的价格，不可能比与它相竞争的同质量苏格兰本地谷物的价格高。谷物的品质良否，主要看它可磨得的粉量多寡而定。在这个方面，英格兰谷物，远胜于苏格兰谷物，所以，从外表上说，或从其体积上说，英格兰谷物的价格，高于苏格兰谷物的价格，但就其实质即品质或重量说，英格兰的谷物是贵一些。可是，劳动价格，在苏格兰却比英格兰低。因此，如果贫苦工人在联合王国的这一地区即苏格兰，能维持其家庭，那么在另一地区即英格兰，就必能过富裕的生活。现今，燕麦片为苏格兰普通人民的最好食物，这和英格兰同阶级人民最常食的食物比较，一般是坏得多。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不是两地人民工资差异的原因，而是工资差异的结果，可是许多人却往往不可思议地倒果为因。甲富而乙贫，并不是因为甲有马，乙却步行，而是因为甲富能备有马车，乙穷而不得不步行。

按各年度计算，上世纪英格兰、苏格兰两地谷物价格，比现世纪高。现在，这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必欲加以可能有的实证，那么苏格兰比英格兰更为明确。因为苏格兰每年的公定谷价可作证明，苏格兰每年按市场实际状况，依宣誓手续，评定所属各地种种谷物的价格。如果这种直接证据还需要间接证据作为旁证，那么我说，法国甚或欧洲大多数地方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前世纪英格兰、苏格兰两地谷物价格，略高于现世纪，虽无可置疑，但上世纪两地劳动价格，比现世纪低得多，亦同样无可置疑。因此，假如贫穷工人，在前世纪能够维持他的家用，那么他现在必定能过着舒适得多的生活。上世纪，在苏格兰大多数地方，普通劳动的最普通日工资，夏天为6便士，冬天为5便士。在苏格兰高地及西部各岛一些地方，工资还是一星期3先令或大约3先令。现在，在苏格兰低地，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一天为8便士。在爱丁堡附近，在邻近英格兰因而可能受英格兰影响的各州，在劳动需求最近已大大增加的格拉斯科、卡朗和爱州等附近，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一天为10便士，有时或为1先令。英格兰农工商业的改进，远较苏格兰为早。劳动的需求以及劳动的价格，必随此等改良而增加。因此，在上世纪和现世纪，英格兰的劳动工资高于苏格兰。而且从那时以来，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大大增加，但由于英格兰各地支付的工资，在种类上比苏格兰多，所以，要确定英格兰工资的增加率，比苏格兰困难。1614年，一名步兵一日的饷银，与现今同为8便士。当初规定这种薪饷额度时，必然是以普通工人普通工资为标准，因为步兵大都征自这个阶级。查理二世时代，高等法院院长黑尔斯马修·黑尔斯爵士。，推算工人六口（父亲母亲，略能工作的子女二人，全不能工作子女二人）之家的费用，一星期为10先令，即一年需26镑。他认为，如果他们不能靠劳动来赚得此数，他们就得靠乞讨或盗窃来凑成此数。黑尔斯对于这问题，似曾下了一番工夫去研究参阅他所订立的济贫计划，见伯恩《济贫法史》。。师从熟习政治数学博得德维南博士的格里戈里·金，也曾推算一般工人及外佣工的普通收入，以平均由三个半人合成的家庭计算，一年需费15镑。从表面上看，金的计算，似与黑尔斯的计算有出入，但实则大体一致。他们都认为，这种家庭一星期的费用，每人约20便士。从那时以来，王国多数地方，这种家庭的货币收入与货币费用，都有大的增加，不过有的地方增加多些，有的地方增加少些，而且所增加的，没有像最近刊布的关于现今劳动工资增高那些夸张报告所说的那么多。必须指出，任何地方的劳动价格，都不能极正确地确定，因为，就算是同一地方同一种类的劳动，也往往依照工人的巧拙以及雇主的大方或者吝啬，给付不同的价格。在工资没有法律规定的地方，我们想要确定的，只是最普通的工资。而且，经验似乎告诉我们，法律虽屡次企图规定工资，但实际上，却从未作出适当的规定。在上个世纪，苏格兰的谷物比英格兰贵，而工资则较低。

现世纪，劳动的真实报酬，即劳动使工人得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的增加，可能在比例上大于劳动货币价格的增加。不仅谷物已略为便宜，而且令勤劳人民惬意的卫生的食物，其价格也变得大为低廉。例如，现今王国大多数地方马铃薯价格，只有三四十年前的一半。从前用锹而今日普遍用犁种植的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的价格，也可以说和马铃薯同样低廉，所有各种蔬菜都更加便宜。我们知道，前一世纪英国消费的大部分苹果和洋葱，都是由弗兰德输入的。麻布制造和呢绒制造的大改良，给工人提供了更为物美价廉的衣服。粗金属制造的大大改进，使他们能得到较低廉的和好的劳动工具，以及许多令人惬意的和便利的家用器具。肥皂、盐、蜡烛、皮革和酵母酒却已经变得大为昂贵，主要是由于对它们课征的税捐。世人往往说，奢侈之风波及下等阶级，连贫穷工人现在也对以前的衣食住条件感到不满足，他们这样说，使我们确信，劳动的货币价格与其真实价格增大了。

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好处呢，还是没有好处？答案似乎一看就是十分明白的。各种佣人、工人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的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当绝大部分成员贫穷困苦时，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是兴旺和幸福的。此外，只有那些为整个社会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人自己也能分得劳动产物的一部分，以便能得到勉强过得去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时，那才算是公平。劳动的高收益是有益于社会的。

贫困无疑不会鼓励人们结婚，但并不能永远阻止人们结婚。贫困似乎还有利于生育。苏格兰高地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生子女20人以上，而奢侈的上等社会妇女，往往不能生育，一般只能生两三个。在上流社会中常见的不孕症在下流社会中极不常见。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但看起来往往会削弱，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贫穷不能阻止生育。

贫穷虽然不能阻止生育，但却极其不利于儿童。柔嫩植物长出来了，但在土地开裂和气候严酷的环境中，不久就枯死。我常听说，苏格兰高地常有一母产子20个而活的只有一个的实例。几个富有经验的军官告诉我说，士兵在联队内生的全部子女，都不能来填补部队中士兵的人数，甚至不能拿来当吹鼓手。但是，在兵营附近看到的可爱孩子，却比其他地方多。这些孩子很少长到十三四岁。有些地方生出来的儿童，在四岁前，死去一半；有许多地方，在七岁前死去一半；在九、十岁前死去一半，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样高的死亡率在普通家庭中较为常见，他们没有能力像处境好的人那样去抚养孩子。一般地说，他们的结婚，虽比上流社会的人更为多产，但他们的儿童中，达到成年的却比较少。与普通人民的儿童比较，育婴堂及教区慈善会内收养的儿童，死亡率还要大。但不利于抚养儿童。

每一种动物都自然而然地与它们的生活资料成比例地繁殖，超过了这个比例没有一个能够繁殖。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超过这个比例。然而，在文明社会，只有在下等人中间，生活资料不够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要限制进一步的增殖，除了杀死他们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没有其他方法。因而限制了繁殖。

丰厚的酬劳能使他们为自己的子女提供较好的供应，从而能养活更多的子女，这样自然就会扩宽和扩大上述限度。应该指出，上述限度扩大的程度，也必然尽可能和劳动需求所需要的程度有所相称。如果劳动需求继续增加，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工人结婚和增殖，使他们能够不断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需求。如果劳动报酬在任何时候比此目的需要的更少，人手缺乏不久就会为此提高。与其在任何时候比所需要的更多，人口过度繁殖就会使之降到与这个必要的比例。因此，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生产过于迟缓，则加以促进；生产过于迅速，则加以抑制。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在美国，在欧洲各国，在中国，正是这种需求调节和决定繁殖的状态：它使得繁殖在北美迅速进行，在欧洲缓慢而逐渐地进行，在中国完全停止进行。而丰厚的劳动报酬则鼓励繁殖。

据说，奴隶的损耗，其损失在雇主，自由佣工的损耗，其损失却在他自身。

可是后者的损耗和前者的一样会使他们的雇主遭受损失。各种职工和佣工，都必须给付这样的工资，使他们能够按照社会对他们的需求的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等情况，而维持其种类。支付给工匠和各种佣工的工资，必须按照社会需求的增长而增加，减少而降低，维持工匠和佣工的人数。若钱财由习惯漫无秩序的富人管理，管理上自然亦是漫无秩序；若由处处节省和锱铢必较的穷人自己管理，管理上亦是处处节省和锱铢必较，在相同的情况下却需要更多的费用。因此，从不同时代和国家的经验来看，我相信自由人所完成的工作会比奴隶所完成的工作价格终归要低廉一些。即使在普通劳动工资很高的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也是这样。虽然不是那么高昂，自由人的损耗也像奴隶的损耗一样得到偿付。

所以，劳动的丰厚报酬既是财富增长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充足的劳动报酬发出怨言，就是对普遍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发出悲叹。

或许应当指出，在进步状态中，即不是在社会已达到极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它不断地变得更加富裕的时候，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是最舒适最幸福的；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进步状态实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

劳动的丰厚报酬鼓励人口的繁殖，增进普通人民的勤勉，而劳动工资则作为勤勉的奖励。勤勉像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越发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使工人体力增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愉快希望，使他们益加努力。例如，在英格兰就和在苏格兰不同，在大城镇周围就和在穷乡僻壤不同。诚然，有些工人如能在四天中挣得足以维持一星期生活的生活资料，将无所事事地虚度过其余三天，但就大多数工人来说，并不如此。反之，在工资按件计算时，许多工人往往没几年就把身体搞垮了。然而，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情况。据说，在伦敦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木匠，都不能保持最精壮气力到八年以上。这种现象，在工资按件计算的许多其他行业，也经常发生。几乎每一类工匠，在自己的特殊工作上操劳过度，常患某种职业病。意大利著名医生拉马齐尼，关于这类疾病，曾著有专书。我们不把我们的士兵看做勤劳人民，但在他们从事某项特殊工程而按件领受工资时，军官常须与领工者约定他们每日的报酬，按他们的报酬率，不得超过一定数额。在这条件订定之前，士兵常因相互竞争希望得到较大报酬而操劳过度，损害健康。常常有人抱怨，一星期中四天的紧张工作是其他三天偷懒的原因。大多数人在连续数天紧张的脑力或体力劳动之后，自然会强烈地想要休息。这种欲望如果不受到强烈或巨大的必要性限制，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这是本性的要求，必须用某种态度去满足，有时候也只不过是悠然自得而已。如不依从这要求，其结果常是很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就算结果不是那样，迟早亦会产生职业上的特殊疾病。如果雇主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主宰，就不应常常鼓励工人勤勉，应当要他们适度地工作。这样不仅能使工作长久，还能保持身心的健康，而且在一年中能完成大量的工作。高工资鼓励勤勉。

有人说，在物价低廉的年度，工人大抵较平常懒惰；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则较平常勤勉。因此得出结论说，生活资料的丰富会使他们的勤勉放松，而生活资料贫乏，会使之加速。如果说生活资料较平常略为丰富，也许使一部分工人偷闲，那是无可置疑的，但若说大多数工人，都会因此倦怠于作业，或者说，一般人在吃得不好时，比吃得好时工作更好，在意志消沉时，比兴致勃勃时工作更好，在疾病时，比健康时工作更好，那似乎是不大可靠的说法。对普通的人来说，饥馑的年岁，往往是疾病和死亡肆虐的年岁，而疾病和死亡，势必减少他们的劳动产物。物价贱的年份会鼓励懒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在物资丰富的年岁，佣工们常常会离开自己的雇主，去碰碰运气，看凭借自己的勤勉能赢得多少生活资料。但食品价格的低廉，也鼓励雇主，尤其是农场主，雇用更多的佣工。因为在这时期，农场主与其以低廉市价出售谷物，倒不如以谷物维持较多佣工，以期得到较大的利润。对佣工的需求增加，而供应这需求的人数却减少。所以劳动价格往往在物价低廉时上升。物价贱的年份工资高。

在物资缺乏的年份里，生活资料来得很不容易，也不确定。这样使佣工们都急切地回到雇主那里。求职的人数，既然超过了就职的机会，许多人就只好接受比通常低的条件，来获取职业。所以在物价昂贵的年度，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往往低落。

因此，各种雇主，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和工人订结契约，比在物价低廉的年度更为有利。而且他们觉得，工人在前一情况下，比在后一情况下更为恭顺，更愿依靠他们，所以，雇主们认为，物价高昂的年度对他们的事业更为有利，那是很自然的。此外，地主和农场主这两个最大的雇主阶级，还有另外的理由乐于看到物价贵的年份。不过，若说一般人在为自己工作时，工作较少，在为他人工作时，工作较多，那是再荒谬不过的。一个贫穷的独立工人，甚至比一个按件酬劳的佣工更为勤勉。前者享受自己的劳动结果，后者和雇主分享。工资以年或月计的雇工，不论工作多少，都得到同样的工资和津贴，就这一点说，独立工人的工作效率比这些雇工大得多。物价高昂的年岁，倾向于增高独立工人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而物价低廉的年岁，则倾向于减低其比例。因而雇主们称赞物价贵的年份。

迈桑斯是法国一位博学多能的作家，在圣·埃蒂安选举时任贡税收税官。他企图通过比较三种不同的制造业中所生产的货币和数量来表明穷人在物价贱的年代比在物价贵的年代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迈桑斯表明，在法国的某些制造业中，物价贱的年份产出较多。

苏格兰的麻布制造业和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织品制造业是成长中的制造业，它们的产品总的来说虽然时有变动，但在产量和产值上都是一直在上升。可通过考察它们的年度报告，我没有发现它们的生产变化同每年物价的变化有任何明显的关联。诚然，在物资非常不足的1740年，这两种制造品产量都有很大下降，但在物资也是非常不足的1756年，苏格兰制造品产量却比常年多。在美国印花税法废除以后，约克郡的制造业产量确实下降了，直到1766年，产量才上升到1755年的水平。在1766年及其次年，产量大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一年，此后一直不断增长。

以贩销远地为目的的所有大制造业的产品量，与其说必然取决于产地旺季价格是高或是低，倒不如说取决于消费国中影响商品需求的那些情况，取决于和平还是战争，取决于其他竞争制造业的盛衰，取决于那些商品的主要顾客是高兴买还是不高兴买。此外，可能在价格低廉年份完成的大部分特殊工作，从来不进入制造业和公共登记册。离开雇主的男佣工，成为独立工人。妇女回到父母家中，从事纺织，给自身及家庭制造衣服。连独立工人也未必都制造售给大众的商品，而为邻人雇请，制造家庭用品。因此，他们的劳动产品常常不列入公共登记册中，这些登记册登记的记录有时十分夸张，而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却常常据以虚幻地宣称这个最大的帝国是如何繁荣和衰落的。生产依存于其他的情况，其中许多在价贱年份中不曾考虑到。

这是因为在突然发生的非常大的丰年，许多雇主手中的资金，足够维持和雇用比他们前一年所雇用的多的工人，而这些超过通常需要的工人，未必都能雇到，于是，要雇用更多工人的雇主，便相互竞争，这在有的时候就使劳动的货币价格及真实价格抬高起来。在丰富的年份，对劳动的需求更大。

在突然的和特殊的物资缺乏年份，情形恰好相反。用来雇用工人的资金，较前年度少，便有许多人失业，于是他们为获得职业而相互竞争，这在有的时候就使劳动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都下落。1740年是特别缺乏的一年，许多人愿意但求生存而工作。以后几年是比较丰富的年份，比较难雇到劳动者和佣工。缺乏的年份，对劳动的需求减少。

在物价高昂的年月里，由于食品匮乏，对劳动的需求减少，使劳动的价格降低，而食品价格的高昂又促使劳动价格提高。反之，价格低廉的年月里，通过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倾向于提高劳动价格，而食品的廉价则倾向于降低劳动的价格。在食品价格只有一般变动的情况下，那两种对立原因，似乎会互相抵消。这也许就是劳动工资之所以在哪都较食物价格稳定得多、经久得多的一部分原因。食物价格变化的效果就这样被抵消。

劳动工资的增加，必然按照价格中工资那一部分增高的比例，抬高许多商品的价格，并按照价格增高的比例，减少国内外这些商品的消费。可是提高劳动工资的基本原因，是资本的增加，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较少量的劳动能生产较大量的产品。雇用很多工人的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势必妥当分配他们的业务，使他们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为了同样的原因，他力图向工人提供他自己或工人们所想得到的最好的机器。在某一特殊工厂内工人间发生的事情，由于同一理由，也在全社会的工人间发生。工人的数目越多，他们就自然地被划分为不同的职业和工种。由于有了这些改良的机械，许多物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生产出来。这样，劳动量的减少，就不只抵偿劳动价格的增加。工资的增加会提高价格，然而其原因会降低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