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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地租002（第1页）

第十一章地租002

对贵重宝石的需求则全然由于它们的美感。除了作为装饰物外，它们不具有任何实用性。而它们美感的价值，又因为稀缺和开采的困难以及开采费用的高昂而大大增加。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和利润几乎构成了宝石全部昂贵的价格。地租在宝石的极高价格中只占极小部分，甚至经常不占。只有贮藏最富饶的矿山才能提供相当可观的地租。珠宝商塔弗尼埃考察戈尔康达和维沙波尔两地的钻石矿山时得知，当地所有矿山都是为着国王的利益而开采的，而国王曾命令，除了那些生产最大和最好的钻石矿山外，关闭其余所有的矿山。似乎其他的钻石矿山对所有者来说都不值得开采。

由于贵金属及宝石的价格都受它们在世界上最富有的矿山的价格所支配，因此一个矿山能向矿主提供的地租不是与其绝对富饶程度，而是与其相对富饶程度即它对其他矿山的优越程度成比例。如果有新矿山被发现，且这些新矿山又远远优于波托西矿山，就像波托西矿山远远优于欧洲矿山一样，那么银价就可能会下降很多，甚至于使波托西矿山也变得不值得开采。在西班牙发现西印度群岛以前，欧洲最富饶的矿山，也许已能对其所有者提供像秘鲁最富饶矿山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那么大的地租。虽然当时银子的数量与现在相比要少得多，但是它可以换取同等数量的其他货物，矿主的份额足以使他能够购买或支配与今天等量的劳动或商品。而产品和地租的价值，或者说产品和地租给公众与矿主所提供的实际收入，那时可能与现在相同。贵金属和宝石矿的地租，与它们的相对丰富程度而不是与它们的绝对丰富程度成比例。

不论是最富饶的贵金属矿，还是最富饶的宝石矿，它们都不能增加世界的财富。因为这类产品的价值，主要源于它的稀缺。要是这类产品供应充足了，那么其价值必然下落。这时，金银餐具及其他衣服家具的奢华装饰物，就能以较少的劳动量或商品量购得。这可能就是世界能从那个充足中得到的唯一好处。供应的丰富并不会增加世界的财富。

在地面上的地产情况就大不同了。其产品和地租的价值与地产的绝对肥沃程度，而不是与其相对肥沃程度成比例。生产一定分量衣食住的土地，总能供给一定人数的衣食住，而且，不论地主享有的比率如何，他总能因此支配相当的劳动和该劳动所给他提供的商品。最贫瘠土地的价值并不会因为邻近的最肥沃的土地而降低，相反，其价值通常会因为邻近的肥沃土地而提高。肥沃土地所能供养的众多的人口，给贫瘠土地的许多产品提供了市场，而这个市场，在能以自己产品维持自己生活的人民中是从来都不能找到的。但是在地面上的地产，产品和地租都是由绝对丰富的程度决定的。

凡是增加生产粮食的土地的肥力的东西不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价值，而且也给许多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创造了新的需求，从而使这些土地的价值也增加了。由于土地的改良，许多人都有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食物，因而对贵金属和宝石有了需求，对于衣服、住宅、家具和设备方面其他所有便利品和装饰品，也有了需求。粮食不仅构成世界财富的主要部分，而且正是粮食的富足使许多其他财富具有价值。当古巴和圣多明各刚被西班牙人发现时，那边的穷苦居民，常常用小块的黄金作为饰物插在头发里，别在衣服上。在他们眼里，那些小块黄金的价值就好像我们眼中比普通石头略微漂亮一些的小鹅卵石一样，把它们只视作值得拾捡而已，任何人想要就可以给他。在新来的客人开口索取时，他们就给对方，似乎并不认为这是多么珍贵的东西。他们看到西班牙人那么热切地想获得金块，感到惊讶。他们没有想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国家，它的许多人民，对于他们老是缺乏的食物有那么大的剩余量，愿意以足够供养全家好几年的大量食物，来交换少量会发亮的玩意儿。如果他们能够理解此中缘由，那么西班牙人对于黄金的狂热，就不会使他们惊讶了。粮食的丰富提高其他产品的价值。

第三节能够和间或能够提供地租的

生产物个别价值间比例的变化改良和耕作日益增大，粮食日益丰富，这必然会增加对所有能供使用及装饰用的除了粮食之外的土地生产物的需求。因此在整个改良过程中，可以预想得到在这两种不同的生产物的比较价值中只有一种变动。就是说，有时能够提供地租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应该总是伴随那种总是能提供某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成比例增长。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衣服、住宅材料、地球上有用的化石和矿物，以及贵金属和宝石的需求逐渐增加。它们所能换得的食物逐渐增多，也就是说变得越来越贵。因此，以上所说是大部分事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的情况，要是没有特殊的意外事件使这些物品中某些商品的供给增加得大大超过其需求的话，那就是这些商品在各种情况下将发生的情况。一般的进步过程使粮食以外的产品变得更加昂贵。

例如，砂石矿的价值，必然随其周围地方的不断进步和人口的增长而得到提升，尤其当它是附近地区唯一的一个砂石矿时。然而银矿的价值，即使在周围1000英里以内没有第二个银矿，其价值也不一定会随矿山所在国的不断进步而得到提升。砂石矿产品的市场，很少扩展到方圆几英里以外，因而其需求通常必须与这个小区域的进步程度和人口数量成比例。但是银矿产品的市场，却可扩展到整个世界。所以，除非全世界都在进步且人口在不断增加，否则白银的需求不会因银矿附近某大国的进步而有所增加。即使全世界都有了进步，但若在这进步的过程中，发现了比现有的银矿更为富饶的银矿，那么尽管对白银的需求有所增加，但由于供应的增长将会更大，所以银的真实价格反而会逐渐降低。也就是说，一定分量的白银，比如说1磅白银所能支配或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者说1磅白银所能换得的劳动者主要生活资料即谷物的数量，会越来越小。

世界上商业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白银的巨大市场。

如果白银市场的需求，由于一般的改良而增加，而与此同时供给却没有成比例地增长，那么银子的价值就会按照谷物的价值而逐渐提高。即一定分量白银所能换得的谷物量将逐渐增加，或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逐渐下降。在一般改良过程中白银会变得贵一些。

反之，如果由于某些意外事件的缘故连续好几年供应的增长远大于需求，那么银子将会变得越来越便宜。也就是说，尽管有了这些改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却逐渐增高。然而如果某种事故在许多年中增加了供给，银子就可能变得便宜一些。

另一方面，如果银子的供给和其需求成比例增加，那么它就将能继续购买或交换几乎相同数量的谷物。尽管有了这些改良，谷物却继续保持着与以前几乎相同的平均货币价格。

这三种情况似乎就包括了在改良进程中所能发生的所有可能的组合情况。如果我们能够以法国和英国发生的情况来判断，那么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这三种不同的组合情况似乎都在欧洲市场上发生过，而发生的顺序和我在这里所说的几乎相同。

过去四个世纪中有关白银价值的变动的离题论述

第一期

在1350年以及此前的数年间，英格兰1夸脱小麦的平均价格，似乎都被估计为不低于陶衡4盎司的白银，约合我们现今货币的20先令。以后，似乎逐渐跌落到2盎司，约合现今货币10先令。我们发现，这是16世纪初估定的小麦价格，而且这个价格似乎一直维持到1570年。

1305年，即爱德华三世第25年，颁布了所谓《劳动者法规》。在法规的前言中用大量的篇幅抱怨了佣工的蛮横无理，强迫他们的雇主提高他们的工资。所以，法规规定：所有佣工及劳动者，在此之后应满足在爱德华三世第20年及此前4年通常领得的工资及津贴（津贴在当时不仅包括服装，而且包括口粮），因此他们所得的口粮小麦，无论何地，只能以1蒲式耳10便士计算，而且，津贴是以小麦还是货币交付，也必须按照雇主的意愿。1蒲式耳10便士，在爱德华三世第25年被认为是一个十分适中的小麦价格，因为它要求颁布一个特殊的法规来迫使佣工在交换他们日常的津贴和口粮时接受这个价格，而且在第25年以前的10年，也就是爱德华三世第16年，法规所指的那个时期，它被视作一个合理的价格。但是在爱德华三世16年，10便士含有半盎司银（陶衡），大约等于现今货币半克朗。因此，与当时货币6先令8便士相当、又与今日货币20先令相当的陶衡4盎司银，必定在当时被视作是1夸脱8蒲式耳的平均价格。

关于被认为是当时谷物的平均价格，该法令所提供的证明，无疑比历史学家及其他著述者记录的某些年度的谷价更可靠。因为他们所记，往往都侧重那些异常高昂或异常低廉的价格，我们很难根据这些推断当时的平均价格。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可以使我们相信，在14世纪初以及此前数年间小麦的平均价格，不会低于1夸脱4盎司，而其他各种谷物价格也与其相应。在本世纪初不低于这个数目。

1309年，坎特布里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拉弗·得·波恩就任时曾举行了一次盛宴。威廉·桑恩不仅保存了那天的菜单，而且还记载了许多项目的价格。在那次宴席上消费的第一项为53夸脱小麦，价值19镑，即7先令2便士1夸脱，约合现今货币20先令2便士1夸脱；第二项是58夸脱麦芽酒，价值17镑10先令，即6先令1夸脱，约合于现今货币18先令；第三项是20夸脱燕麦，价值4镑，即4先令1夸脱，约合现今货币12先令。其中麦芽酒和燕麦的价格似乎高于它们与小麦价格的平均比例。

这些价格之所以被记载不是因为它们特别昂贵或特别低廉，而只是作为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有名的宴席所消费的大量粮食实际支付的价格的偶然记载。

1262年，亨利三世第51年，恢复了所谓《面包麦酒法定价格》这个古代法令。亨利三世在前言上说，这个法令是其祖先的时代英格兰国王所制定的。由此推断，这个法令很可能是亨利二世时代制定的，甚或古老到诺尔曼征服时期。这个法令按照当时每夸脱由1先令至20先令的小麦价格，规定面包价格。但是，可假定这个法令通常考虑到了所有对平均价格的偏离，即高于或低于它的价格，所以在该假设下，含有陶衡6盎司银而相当于现今货币30先令的当时10先令，在此法令制定之初，必然被视为1夸脱小麦的平均价格，而且，一直持续到亨利三世第51年还被认为是其平均价格。因此，我们假定当时的平均价格不少于法定最高面包价格的13，或者说不少于含有陶衡4盎司银的当时货币的6先令8便士，是不会有很大错误的。

因此，根据这些事实，我们有理由做出这个结论：即在14世纪中叶及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1夸脱小麦的平均价格或通常价格，大概不会在陶衡4盎司银以下。

从大约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小麦的平均或通常价格，即所谓被视作合理和适中的价格，似乎已逐渐降低到该价格的一半，最后降到大约等于陶衡2盎司银，约合现今货币10先令。一直到1570年，估计仍维持在这个价格。

在诺萨伯兰五世亨利伯爵1512年的家务记录中，小麦有两个不同的价格：其一，是1夸脱6先令8便士；其二，是1夸脱5先令8便士。在1512年，6先令8便士只含有2盎司银（陶衡），约合现今货币10先令。

由那些不同的法令可知，爱德华三世第25年到伊丽莎白在位初期这200多年的时间里，6先令8便士一直被认为是小麦的适中和合理的价格，即所谓的通常或平均价格。然而，在这时期内，由于银币的一些变革，此名义金额中的含银量一直在不断减少。不过，银的价值的增长，又足以补偿含银量的减少。因此，在立法当局看来，名义金额含银量减少这种情况没有必要考虑。

因此，在1436年通过了一道法令：如果小麦价格低于每夸脱6先令8便士，那么无须特准即可出口。在1463年又通过一道法令：如果小麦价格没有超过每夸脱6先令8便士，那么就不允许进口。立法当局认为，当麦价十分低廉的时候，可能方便出口；但若麦价上涨，那允许输入则是精明的措施。因此，6先令8便士的含银量与现今货币的13先令4便士的含银量几乎相等（比爱德华三世时代同一名义金额的含银量少了13）。当时6先令8便士曾被视作所谓通常或平均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