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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全新的挑战（第1页）

第十三章全新的挑战

到来

一名新来的领导者总是热切地渴望能在组织中处处都留下自己的印记。我知道有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一名领导者证明自己存在感的机遇只有最开始的一百天，但是我并不赞成这一说法。在进入一个新环境时，分正确和错误两种方式——尤其你是初来乍到的领导者。如果能有一支全新的自己信得过的团队，并且火力全开，这是非常诱人的。但是在足球界，这些行为往往是因为太过重视短期成绩。一位新来的教练明白，如果他不能取得短期成绩，即使他兜里揣着一份多年合同并且老板也承诺会保持耐心，他的执教生涯依旧不会太久。

在我当上圣米伦队主教练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那年我32岁，仅有4个月的执教经验，然而那时的我却太过于自信，总想着改变些什么。我带着太多的先入之见来到了球队，而并没有先去熟悉环境，对每件事情进行评估。我当时非常急躁，对工作充满热情，不希望任何人愚弄我。我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我缺乏安全感和经验。我经常问自己：“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做何反应？”当然，自我怀疑时期接踵而至，那时我总会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非常渴望证明自己是领导，并且做出了很多草率的决定，也经常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后悔。

史蒂夫·阿奇博尔德是阿伯丁队的一名非常优秀的前锋，在我来到球队之初，他简直令我抓狂。他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意见，并且会毫不害羞地去分享。他也许更适合当一名教授，也确实给我找了不少麻烦。他能够不断地对任何事情提出问题。但是他也是个顽强的人，渴望胜利，后来我发现了与他的相处之道。

1986年11月，我来到曼联时仅有阿基·诺克斯为伴。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业，凯茜和孩子们都留在了阿伯丁，某种程度上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我只需要关注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阿基跟我在阿伯丁一起合作了3年，我希望他能够跟我在曼联继续合作，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价值观，这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能够达成一致。他的工作做得很棒，吃苦耐劳，是一位可以信任的人。我并不认为跟我的前任主教练——罗恩·阿特金森的工作团队一起合作会有什么不利影响。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他们比我更了解球队中的球员和我们当时在甲级联赛中的对手。这有点儿像一位刚来到唐宁街的首相，他不会换掉行政部门的全部人员，但是他会确定自己的日程并且明确哪些事情是需要优先去做的。

来到曼联时，我跟后勤人员和教练组成员相处得很开心，除了我来到球队第一个赛季就开除的那个首席球探。这些人具有不错的品格、踏实可靠，他们希望新的主教练能够做出成绩。这不仅关乎他们的个人利益，更是一种职业自豪感。

我知道要想对曼联进行全面的观察尚需时日，同时我也不会对可能取得的成绩做出愚蠢的承诺。我知道很多事情都需要去解决，但是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我让自己融入球队，仔细研究他们过去的表现，查看他们赛季前的准备方式，调查他们的青训系统和球探系统，并且逐步了解每一位球员。我后来发现曼联队是多么依赖进攻的，这是球队的一种传承。在曼联队成立之初就采用了进攻足球的风格，这一传统贯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当今一代依旧知道博比·查尔顿、乔治·贝斯特和丹尼斯·劳的名字，但是像威利·摩根（WillieMan）、死于慕尼黑空难的大卫·佩格（DavidPegg）、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查理·米滕（CharlieMitten）和20世纪初的比利·梅雷迪斯（BillyMeredith）这样的球员只有曼联的铁杆球迷才知道。曼联队的这一传统很适合马特·巴斯比的风格，对我来说也像是量身定做一样，因为进攻就是我的天性。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然后还需要面对很多意外事件。比如，我万万没想到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地热设施会出问题。在足总杯第三轮中我们主场对阵曼城时，球场的地热设施停止了工作，后来我们发现是老鼠咬坏了地下的电缆。我们及时修好了地热设施，并在第四轮的比赛中投入使用。但是3周后，在对战考文垂队（tryCity）的那天早晨，我们发现球场的一半已经冻结，另一半成了沼泽。这些事情都是你无法预计的，这表明在你试图建立金字塔时，总会有人撤掉一些砖头或石块。我敢打赌任何一支胜利的团队都不是在一百天之内打造出来的。如果你希望打造一支胜利之师，那么必须做好每天都进行建造的准备。如果你停止建造，你就会停滞不前。我经常会说：“汽车一刻不停地行驶，确保你要待在车上，不要被落在后面。”曼联队就是这样一辆不断行驶的汽车。

突然改变球员们都习以为常的规则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做只会适得其反，降低士气并且还会让球员们怀疑你的动机。一位初来乍到或者承接重要岗位的领导需要克服自己展现大男子主义的冲动。

如果给我一次机会重新进入曼联，我会在两件事上做出改变，因为其中一件事我做得太快，另一件事则做得太慢。在我来到曼联之前，就有人警告过我曼联的很多球员有酗酒的问题。而我非常清楚酒精是影响球员发挥的一大敌人，我不会放任这种事情的发生，于是我决定在短期内解决球员酗酒问题。我带领曼联打完第一场比赛之后，在星期一早上把俱乐部中的所有人都召集到了体育馆。当时来了大约40人，包括球员、教练组成员和后勤人员。我用很简单的话告诉他们：“听着，我听说你们有酗酒的问题，你们必须改掉这个毛病。你们必须做出改变，因为我是不会做出改变的。”我可以肯定当时很多人都会默默地对自己说，这话我们早就听过了。当时的情况是，球员们并没有在我上任不久饮酒狂欢，我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一名球员违反了规定。我只是道听途说便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这是很不明智的。

如果以我今天的见识，当初就不会召开那次会议，我会在某一两名球员触犯规定之后拿出来单独举例，而不是对每个人都加以威吓之词。在这件事上，我太早地引起了正面冲突，但是长久看来这也无伤大雅。作为一名新来的领导者，给出自己的十条诫命也不为过，但是行动比言辞有效得多。如果我静静地开除一名继续酗酒的球员，那么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将会更有效。结果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解决球队中的酗酒问题，但是当我卖掉了几名罪魁祸首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不只是夸夸其谈，球队的各项事务也都有了进展。最后酗酒问题成功地得到了解决，球员们也只是偶尔喝一点儿罢了。

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是等了很长时间才对球队进行改造。其中有些事情是我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用于购买球员的经费有限，而且我们的天才年轻球员储备也少得可怜。尽管如此，我还是让那些有可能出现的前景困扰了自己的判断，而并没有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心里很明白我永远也无法把一些球员打造成那种能够一直获得奖杯的球员。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不够优秀，我给了他们太多的机会，我想如果当初我早点儿做出改变，那么我们提前几年就能成为一支常胜之师。

如果你是一位新的领导者，初次登场时总会谨慎行事。你希望清除尽可能多的不确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会让一个团队陷入瘫痪，然而你也不想许下你可能无法完成的诺言。在曼联时，我希望大家明白，尤其是球员之外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职位是安全的，我也不会把他们推到行刑队的枪口下。我只是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的表现，只要他们都尽职尽责地去做了，那么他们都将是我们团队未来的一分子。

有的球员后来当上了教练，执教之初他们会向我征求意见，我通常会告诉他们不要主动引发正面冲突。每当你进入一个新的岗位时，用不了多久你就需要面对一些事情带来的烦恼和冲突。而你率先挑起这冲突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麻烦事很快就会找到你头上。

离开

离开绝非易事，几乎没有一种正确的离开方式。在大卫·莫耶斯从我手中接过曼联队的教鞭之后，各大媒体对他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我理解那些批评家，尤其是在看到了2013—2014赛季曼联队的成绩之后，他们说我们本应该更好地处理教练交接工作。那个赛季简直让人失望透顶，曼联队甚至没资格参战欧洲冠军杯，这是1995年以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那是一段令人不愉快的日子。但是很少有人提起在顶级俱乐部中寻找一位教练是怎样一种挑战，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曼联队来说，由于我执教时间非常之久，这也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并非自负，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没有哪个教练执教一支球队的时间超过我执教曼联的时间。马特·巴斯比爵士执教曼联24个赛季（分为两个阶段）、比尔·香克利执教利物浦15个赛季、阿尔塞纳·温格自1996年起开始执教阿森纳。我可以肯定地说我那漫长的执教生涯肯定让曼联队的教练过渡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我知道这让他们很难做。挑选一位继承者永远都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可以肯定足球俱乐部能够从那些有着成功管理转型经历的公司中学到一些经验。比如，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而很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被问过这一问题，那就是：“如果你出了车祸，那么谁将接替你的职位？”这是个不错的问题，因为它迫使人们去关注这一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对曼联队产生任何影响，我并非在找任何理由，但是在英超联赛中挑选主教练确实有其独特性。

跟很多其他正在寻找领导者的组织一样，曼联队的董事会也拥有寻找的自由。我们既可以在俱乐部内部寻找人选，或者是把目光放得更远。但是无论如何，与公司相比，我们的候选人要少得多。足球俱乐部，尤其是那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的顶级俱乐部，它们的问题在于很少有教练具备执教这些球队的资格。球队老板和董事会经常会发现他们的选择还受到另一方面因素的限制，那就是他们需要寻找那些不受其他合同约束的人。

英超球队拥有成百上千的教练组人员候选人，但是主教练则不然。如果把曼联主教练的选择标准定为那些在最近5年执教过英超球队的人，那么大约有50位候选人；如果定为那些带领球队打进前6名的教练，那么这一数字则降到了12名；如果你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带领一支常胜的球队——那么也就剩下3人可以入选了，而他们正在执教其他顶级球队。那些保持着胜利纪录的教练的日子并不好过。大卫·奥莱利（DavidO’Leary）于1998年至2002年执教利兹联队，当时他带领球队打进了欧洲联盟杯和欧洲冠军杯的半决赛，并且一度夺得了英超第4名的好成绩。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一支球队都把他作为最佳候选人。但是此后，利兹联队萎靡不振，大卫·奥莱利的光芒也不复存在。自2006年起，他就再也没执教过任何一支顶级球队。

显然我们更偏爱那些具有在顶级俱乐部执教经验的教练，那些经历过艰难时期并且证明自己可以应付媒体的压力和经纪人无情的诡计的教练。以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那些真正当过职业球员的教练。虽然有很多教练并未踢过职业足球或仅仅在普通球队效力过（何塞·穆里尼奥和吉拉德·霍利尔就是两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我更喜欢那些在球场上有过优异表现的教练，他们的经验更为丰富，在球员当中也更具说服力。

在曼联队中，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内部教练继承者，虽然这并非我们故意而为之。早在格雷泽家族买下曼联之前，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的继承人的问题。在我执教曼联的这段岁月里，真正的教练候选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卡洛斯·奎罗斯。但不幸的是，他错失了良机，两次离曼联而去，第一次是去了皇家马德里，第二次是回到葡萄牙执教国家队。我经常会鼓励那些最优秀的曼联球员：瑞恩·吉格斯、加里·内维尔、达伦·弗莱彻、尼基·巴特、德怀特·约克和安迪·科尔——去拿下教练资格证书，但是让他们在刚退役不久就来老球队当主教练也是不现实的。

曼联队也确实做过这样的尝试，威尔夫·麦克吉尼斯从1959年开始效力于曼联队，退役后于1969年接替马特·巴斯比成为主教练。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姑且不论巴斯比爵士还保留着自己的办公室，并且每天都会出现在俱乐部里，麦克吉尼斯或者任何面对这种处境的人，他们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因为他们管理着自己曾经的队友。瑞恩·吉格斯终将成为一名伟大的教练，他具有教练应有的智慧、气质和知识，但是我绝不会在他或者任何其他球员还能踢球时劝说他们来当我的继承人。任何一名足球运动员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最后的职业生涯，因为在退役之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当教练。如果吉格斯在他30多岁而不是40岁时退役，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5年里，他有很多机会能够和迈克·费兰一起成为我的助理教练。他可能会从较低层的教练团队职位做起，但是他绝对可以和我还有迈克一起学习教练知识。

但是助理教练们往往会很不安分，你很难把他们留住，尤其是他们知道主教练没有退休意向时。如今到处都可以看到曼联队曾经的教练们和球员们的身影。马克·休斯发展得不错，虽然他是一个不善交际的安静的男人，我一直怀疑他的性格是否能够当教练。他执教威尔士国家队期间有着不错的成绩，此后他曾短期执教过布莱克本，之后又去了曼城，这两支球队的老板解雇了马克·休斯，我认为这很不公平。现在他执教于斯托克城队，堪称如鱼得水。

助理教练们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不适合去做主教练。2001年至2006年，曼联青训队曾经的技术教练雷内·穆伦斯丁希望执教一支球队，他没有听从我的意见，去了丹麦的布隆德比队。但是6个月之后，他做得并不成功，于是我把他请回来做一线球队的教练。后来他又离开了曼联，先后执教安郅·马哈奇卡拉队（AnzhiMakhachkala）和富勒姆队，但结果都很糟糕。我想他现在应该明白自己的天赋更适合去做一名优秀的一线球队教练。

同时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其他球队管理圈发生的事情。比如，2012年我跟佩普·瓜迪奥拉在纽约共进晚餐，但是我无法对他发出直接的邀请，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把退休排上日程。那时候他已经带领巴塞罗那取得了数量惊人的奖杯——2次欧洲冠军杯冠军、3次西甲冠军、2次西班牙国王杯冠军（西班牙杯）、2次欧洲超级杯冠军和2次国际足联世界俱乐部杯冠军，我对他也是钦佩有加。我告诉他在接受其他球队的任命之前先给我打个电话，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2013年7月去了拜仁慕尼黑。

那些最好的理论或是最美好的打算总是无法付诸实践，生活就是这样。相信我，曼联队无非是想要找一位能够长期留在球队的教练而已。因为我们都知道球队的历史、取得的成功和收益都来自稳定的领导。当我们开始着手寻找我的接班人时，我们发现几位非常理想的人选都不能来曼联。何塞·穆里尼奥承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会返回切尔西，卡尔洛·安切洛蒂将接任他成为皇马主教练。我们还得知尤尔根·克洛普（JürgenKlopp）在多特蒙德很开心，即将签署新的合同。而那时路易斯·范加尔正在忙着带领荷兰队争夺2014年世界杯的冠军。